西方宗教人类学的发展
郭宏珍
一、20世纪上半期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繁荣
20时世纪上半叶，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取得了进一步的完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如传播学派、功能学派、社会学派和历史学派等等，学者们立足于不同的角度，运用独特的研究方法，对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文化现象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他们的影响下，宗教人类学学科理论也日益丰富，研究方向有所调整：一是研究资料不再限于文本记载和道听途说，而是积极投身田野工作，注重实地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二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强调实证的个案研究；三是研究重点不在集中于宗教起源，而是把宗教看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转向于探讨宗教与人类社会内在联系及其结构与功能，揭示社会表象背后的意义。总之，这一时期的各种论说不仅丰富了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也使宗教人类学自身走向了更加成熟的阶段。
1．神圣/世俗二元论。从社会的角度开始思考人类事务始于启蒙运动时代的代表人物，如孟德斯鸠，这一学术传统被19世纪早期的学者如圣西门、孔德等人所继承和发展，“社会”成为相关研究中的一个纬度。其后，法国历史学家菲斯泰尔·德库朗热、英国人类学家约翰·麦克伦南、威廉·斯密特等都强调的在社会整合和凝聚成员中的作用。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完善了他们的思想，并做出了重大创新。他在《社会劳动分工》中把“社会”看作一个同质的统一体，强调社会内聚力。此后，在《宗教生活的原初形式》等著作中，他提出“社会/个人”与“神圣/世俗”的二元论概念，对宗教进行了新的定义。他试图从研究最简单的宗教形式入手，通过探讨起源来认识宗教的本质。他赞同麦克伦南和斯密特的观点，认为图腾崇拜是宗教的最早形式。他提出，图腾这种象征表达了两种不同的东西，其一是被称作神的图腾原则，其二是社会或者氏族，所以图腾既是神的象征同时又是社会的象征。因此，图腾原则就是氏族本身，它是一种非人形象的力量，构成了图腾崇拜的基础。就宗教仪式而言，杜尔凯姆认为，它加强了信徒与神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就增强了个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表达和增强了集团的感情和团结。通过仪式，社会组织集团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集体代表的地位也得到了强化和神化。另外，借助于“社会/个人”与“神圣/世俗”这种二元论概念，他认为，宗教与巫术的区别就在于巫术是一种个人的行为。
2．功能论。功能主义大师布罗尼斯瓦甫·马林诺夫斯基从文化是人类用以满足基本需要的手段出发，认为任何一种文化对社会都是有功能的，同样，宗教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增进了文化认同。宗教不是产生于思辨，也不是产生于幻觉和误解，而是产生于人类生活的困境，产生于计划与现实的冲突，就其心理来源而言，宗教产生于人类对永生的渴望和与神进行感情交流动机。就功能而言，宗教信仰可以让人摆脱精神上的冲突，并使社会避免分裂瓦解。但是，与杜尔凯姆神圣社会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宗教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个人原因，有个人体验方面的根源，仪式性的群体活动也不一定产生宗教感情，而具有如贸易等世俗性的特点。然而，他也认为，宗教仪式也是一种社会粘合剂，对维护道德发挥了功能，如葬礼仪式确立了群体的联合，图腾崇拜既是一种群体组织方式，又是一种信仰制度。
3．结构功能论。拉德克利夫·布朗主要从结构的角度探讨社会和宗教现象的功能。他认为，社会“功能”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过程、结构、功能这三个概念是理解人类社会体系的基本概念。
与马林诺夫斯基关注个人的情感体验不同，拉德克利夫·布朗关注的则是社会。根据自己的结构功能概念和理论，他在一系列论著中讨论了原始社会宗教的功能。他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宗教是社会借以确立某些基本的社会价值观从而维护自身存在的一种机制。宗教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存在、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教形式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致性，例如，祖先崇拜与世袭结构相联，澳大利亚的图腾则表达了一种宇宙论体系。宗教信仰和仪式是复杂制度的一部分，仪式的根本基础就在于将价值赋予其对象。
4．集体表象说。列维·布吕尔致力于解释社会因素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的主要概念是杜尔凯姆的“集体表象”，即强加在个人身上的社会文化秩序。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布吕尔认为，原始人缺乏个人意识，只存在社会化的集体意识，在他们的知觉中，集体表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有神秘的性质，感情色彩浓厚，并受多种多样“互渗律”的支配，这就是他所谓的“原始思维”。以受互渗律支配的集体表象为基础，原始人形成了许多观念和制度，如为了猎获动物、安抚被杀动物、怀孕、顺利分娩、治疗疾病以及为幼婴、成年举办各种仪式等，都要对其施加神秘的影响。在他看来，集体表象控制着个人的思想方式，塑造了个人的思维，宗教信仰就产生于这种思维方式。另外，他指出，原始人的思维是与我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它是对某种社会体系的反映，原始人的思维是“前逻辑”思维，不受逻辑关联和矛盾律的支配。
二、20世纪50年代后的宗教象征和意义阐释
20世纪50、60年代，在新技术革命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西方人类学界在继续深化原有理论的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学派，如经济人类学、结构马克思主义、象征人类学等。经济人类学的代表人物雷蒙德·弗思在广泛收集民族志基础上，早在《人文类型》一书中就讨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了历史地理因素对于民族生活的影响，阐述了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决定作用，在解释巫术时，强调了巫术的社会和心理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莫里斯·古德利尔继承和反思了法国人类学传统，探讨了宗教与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象征人类学派吸收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理念，致力于研究宗教的象征意义。同一时期，西方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学者另辟蹊径，研究领域有所改变，以格尔兹为代表的一批人类学家主张探求社会背后的文化含义。在这些理论背景下，宗教人类学视野和领域进一步扩展，学者们不再满足于所谓的“原始”社会，开始深入民间传统社会甚至现代社会。
1．宗教象征论。早期的人类学者如泰勒、弗雷泽、博厄斯以及后来的拉德克利夫 布朗等人都从事过相关象征研究。20世纪60年代，在产生于20世纪初的象征理论基础上，人类学界形成了一新的学派，即象征学派，其代表人物较多，如利奇、道格拉斯、特纳、尼达姆、科恩和美国学者格尔茨等人。在这个学派中，宗教象征和仪式研究是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人类学家或着眼于社会结构，或采用结构主义的方式，对宗教及其仪式进行了讨论，他们普遍认为，社会是用仪式象征表达的统一体，社会结构是各种象征的基础。这一方面的研究如范·盖内普、格卢克曼、道格拉斯、特纳和利奇等人。
2．文化阐释。与欧洲大陆人类学家对人类社会的关注不同，美国人类学及其代表人物如博厄斯、克罗伯、罗维历来强调文化研究，重视田野工作，主张探求社会秩序后面的文化含义。在继承美国人类学传统，借鉴韦伯、帕森斯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学术背景下，格尔兹主张对以往人类学传统进行学术反思，同时论证了自己的“阐释”人类学模式，其代表作是系列论文集《文化的解释》一书，在本书中，格尔兹也集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宗教的看法。
格尔兹认为，人类生活在复杂的意义体系中，这种体系就是所谓的“文化”，它是由符号构成的客观系统，人类学研究不能只考虑社会及其结构，还应该探求由观念、动机和行为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个文化模式，而研究文化的最合适的方法就是“阐释”。他认为，文化的关键特征是“意义”，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采用“深描”的方法探求文化事象背后的“意义”，重建一种“意义”体系，从而构建真实的事象和行为体系。在格尔兹看来，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行为之一，它是一种文化系统。他认为，宗教是一种象征符号体系，这种体系在人们中建立起了强有力的、普遍的、长久的情绪和动机，通过系统阐述关于一般存在秩序的观念，并给这些观念披上实在性的外衣，从而赋予这些情绪和动机以真实性。也就是说，宗教提供了一种有关世界终极意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与由道德引导的情绪和动机即人们“精神气质”如行为、价值、态度、审美、气质、情感等结合起来，共同组成了宗教的核心。格尔兹认为，宗教研究首先应该分析宗教符号的意义，然后考察这些符号与社会结构和个体心理的联系，解释宗教，关键在于抓住其意义体系。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8-19 10:23: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