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敬武】国家视野中的民族文化传承
片名：《鸟巢》 导演：宁敬武
主演：滚生丢
片长：90分钟
故事梗概:
“鸟巢”是给鸟住的还是给人住的？生活在原始森林中的苗族少年贾响马为此和小伙伴们打了15担柴的赌。在北京打工的父亲在来信中言语不详，贾响马萌发了去北京亲眼看一看的想法。
为了买火车票，他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一场艰难的“战争”……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山林田地，但很快发现依靠砍柴不可能在开学前凑够路费。失落的响马从镇里的米酒节看到了商机，500个清香坚固的竹筒杯让响马的北京之旅成为现实，也让寨里保守的大人们刮目相看。
一块腊肉、几筒米饭，在族人的歌声中，小响马踏出苗寨，开始了他的冒险之旅。外面的世界新鲜陌生，单纯的响马结交了亲切热情的朋友，也遇到了心怀不轨的家伙。他究竟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父亲，看到梦中的“鸟巢”呢？
采访者：胡谱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受访者：宁敬武，电影《鸟巢》、《滚拉拉的枪》导演
胡谱忠：《鸟巢》的剧本是独立策划的吗？
宁敬武：《鸟巢》和《滚拉拉的枪》都是我们独立策划的。贵州从江的岜莎苗文化对我们很有启发，曾经想过做记录片，但最终还是做成故事片。第一部是《滚拉拉的枪》，很含蓄地表明岜莎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挤压下所面临的危机。后来又想到，如果这个文明和现代文明有交叉的话会更有意思，于是就有了《鸟巢》。另外从经济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拍一部故事片，压力会更大，所以最终决定同时拍摄两部电影。《鸟巢》定位上是一个儿童片，节奏相对紧凑，但不是按照儿童片传统来拍的，只不过主人公是个少年。而《滚拉拉的枪》，我们希望把它的文化透射出的魅力思考得深一点，展示得全一点。我们还在设想，四五年后，还找这些孩子拍他们的文化变迁。
胡谱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宁敬武：假如5年之后再拍，这些孩子在长大，在变化，电影就具有了人类学的意味。我们让他们来演自己，而不是让他们来演我们想象中的人物。岜莎是苗文化很有特色的一支，文化保持得相对完整；他们的文化，比如造型、服饰和语言是一套独立的体系，不需要虚构，从电影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创作的源泉。
胡谱忠：你在《鸟巢》中展示了岜莎苗族独特的文化，后半部分是不是转向国家意义的叙事上去了？小孩一路走，从贵州苗寨到北京鸟巢。鸟巢是一个硕大的国家意义的符号。
宁敬武：这部片子是2007年拍的。那时，奥运会被扩大成非常大的概念，我们觉得这个概念有些过了。比如选取鸟巢这个建筑，很多人觉得这是一流的现代设计，比较少想到这是借鉴大自然的一个元素。其实通过《鸟巢》想告诉大家：我们是不是脱离原本的东西太多，是不是离自然太远了？
胡谱忠：我看完后，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讲，这部电影成功地进行了一种国家叙事。有边疆、有少数民族的根文化，又选择了奥运会这个特定的时间，小孩寻找父亲和奔向北京的方向一致。所以说这部电影对国家意义进行了强有力的叙事。
宁敬武：可以这么说。但我们当时拍的时候其实是很朴素的想法：奥运会和一个主流之外镇子上的一个小孩的关系。我们真正的意思是，每个人不同程度地参与，才是奥运会体育精神的真正所在。大家都能看到这个小孩比城市里的许多小孩更健康、更敏捷。
胡谱忠：2008年中国经历了很多事情，不仅仅是奥运会，还有雪灾、“3·14”事件、汶川地震等，这些事件都在重新构造中国人的国家时空观和群体意识，所以《鸟巢》无疑有一种这方面的意义。这些年，很多电影都在无形中进行中国形象的叙述，但多是消极、困惑、迷茫、压抑、扭曲，甚至是毁灭、需要文化上的解救那种感觉。但《鸟巢》里的中国形象是清新、刚健的，虽然它是儿童题材。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好的萌芽。
宁敬武：我们现在需要文化的自觉，以我们文化为主体的自觉，不一定西方是唯一的坐标。就电影来说，如果有几个人坚持，终究会成为一个气候。人家说中国学电影的不纯粹，我倒觉得我们需要建立了知识结构和价值观之后再学电影。例如热播的电视剧《潜伏》，它里面就有深层的东西——信仰。我认为导演要坚持的话，出好作品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
胡谱忠：《鸟巢》在类型上是儿童片，影片中的男孩是神话一样的男孩，他自己是很有力量的，他所处的文化给了他美好的天赋。他带着传统文化，独自从苗寨到北京，一路走来非常顺利。这样的故事对儿童心智的成长会有积极的影响。因为现在家长、社会给儿童灌输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知识，小孩没有价值观、没有安全感，父母忽略了教育的本义。而这个在自然中长大的孩子，对中国的儿童和父母是很有启发的。
宁敬武：岜莎的孩子们，他们有野外生存的本领，有在大自然中寻找乐趣的方式，我们城市的孩子恰恰缺少这些。其他地方的人们可以通过电影看见同一个国家的其他小朋友是怎么生活的。《鸟巢》中的小孩普通又神奇，电影想展现的是返璞归真的理想以及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
胡谱忠：影片用了很大篇幅展现了纯净的人、自然、文化等，让都市人看了很向往。这涉及到电影可能承担文化反哺的中介功能的问题。我们以为在文化上、物质上影响了老少边穷地区，其实，他们反过来会影响城里人，让他们看见人性美好的本质。
宁敬武：文化的反哺意识在这部片子中是有的，但是没有明显的表现。我比较反感对少数民族文化居高临下的那种态度。有人认为文化有高低，其实这是很狭隘的想法。
胡谱忠：你作为汉族，拍少数民族电影，剧中人物还讲本民族的语言，有人看了可能会说，少数民族电影应该由少数民族来拍，那样起码语言上没有障碍，文化理解上也可能更深一些。你怎么看？
宁敬武：我觉得拍少数民族的文化不一定要有少数民族的身份。实际上，不同的族群和文化里，作出很大贡献的有时也不局限于本民族。比如我喜爱的作家沈从文，读他的作品之前，谁会想一遍他是苗族？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目前只有作品好不好，还谈不到谁在拍的问题。但是少数民族在影视上的发言权是很重要的，国家、少数民族自身都要有这种意识。目前国家在文化政策上好像还没有细到这样的程度。
两部影片客观上记录了苗族的文化，但真正记录的可能还是我们自己。我们拍苗族的第一出发点不是为了保存苗族文化，而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存在疑惑，想从不同的文化中找我们的困惑。可能有人会说我们自私，但是我们有原则，不扭曲、不演绎他们的文化，而是尊重他们的文化。我们可以取舍，取的部分一定是真实的。然后我们让他们自己来演，讲他们自己的语言，而不是从北京带去一个人，穿上苗族的服装，把他说成是苗族。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专业性来超越障碍，达到较高的表演水准。
胡谱忠：拍摄的过程中是不是需要翻译？
宁敬武：对，前提是我们要最大程度地熟悉他们的生活。我们现在培养了好几个苗族的电影工作人员，拍了好几部戏，让他们渐渐接触这种影视的表述方式。我们还想过建立一个机构，找赞助商，找设备，然后培养少数民族导演做自己的纪录片。把影视当成一个传承文化的媒介，一种语言。我们拍的纪录片和他们自己拍的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外人。其实技术层面并不复杂，器材也不贵。这种拍摄具有不可替代性，对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有较大的意义。
（马衣努·沙那提别克 整理）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