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羽

庄孔韶（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首先谢谢各位东道主和主持人。说到乡村社会的主题，很多相关学科都做研究，是从不同的角度进入同一个领域的研究。自从一百多年以来的西洋学科的分类慢慢在中国的传播，每一个学科的理论方法都在不断的深化，但同时学科的壁垒也就越来越清楚。在学科之内的发展越来越有成果，可是这个壁垒造成很多问题不能打通，也是一个缺陷。所以这些年来国际国内学界一直在讨论跨学科的问题。今天我想讲一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是什么样的，它与其他学科之间如何实现交叉的问题。

　　什么是人类学？定义有无数个。实际上建立一个角度就可以设定人类学的一个定义。那么比如说我们选择一种角度，可以说人类学是研究人性的转换。这种人性的转换是在一个区域文化的基底上的转化。所以人类学看这个区域人民的人性的问题，就要看教育的系统、教化的系统。人类学有一个概念叫“儒化”。儒化的过程世世代代都这样。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也在不断变化。教育人类学就要讨论，这个地方的家庭内的、家庭外的、正规的、非正规的教育，促进了这个区域的人民的人性往哪个方向转化。所以要是建立这样一个角度，人类学关心的是这个调查点上的地方人民的人性转换的趋势。就要涉及到他们的哲学。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人类学家要做田野调查，不能仓促，不能两星期就走。那什么样的时间标准算是够了呢？一般来讲，如果你到一个牧区或者一个农业社会，连它的一年四季轮转的周期都没有经历过，那应该说是不够的。所以一般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至少要有一年以上。早期的人类学家如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他们做研究有的是三年，有的是五年。但是另外一方面，时间又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还要看调查者脑子里所携带的学科的理念和方法是不是很好地和调研现场对接。即我们常说的“悟性”。很多我们自己的学生，在学习上是名列前茅，知识的受容状态相当好。但是知识没有转化成智慧。到达人类学现场很长时间后都不能把脑子里的理论和方法与现场对接，找不到问题或者不能很好的解说问题。什么样的人类学调查达到了相当的质量呢？我们可以回到哲学的“直觉”上来讲这个问题。有一本美国学者写的《Teaching Intuition》书，研究这一代年轻人的直觉状态是如何培养的？通过大量的调研，作者发现，区域人民的直觉是不断累积、儒化的过程。这样一种积累会达到一种状态：只要他人眼睛一转就能够读懂他的意思。我把这称作“文化的直觉”。如果在区域的调查点上能够识别区域人民的眼神了，那么调查就是相当深入的了。再换一个角度，当被调查对象把最隐私的东西都愿意告诉调查者的时候，调查就是相当深入的。但是这难以量化。总而言之，人类学的调研可以是乡村的问题，但是背后所牵扯到的本学科里面相关的知识和相邻学科相关的知识的交叉是非常重要的。人类学者根本不可能不学习历史、不学习哲学、不学习相关学科的知识。如果不了解这些知识，在调研的过程中很可能调查对象就会涉及这些知识。如果调查者没有这些知识，碰到了就会略去一些东西。略去得越多，好的作品也就不会出现。所以增强学科间的交流是很有意义的。一百多年以来，人类学的理论在不断的改善自己的研究视角。虽然有时候回过头来看某一个理论好像过时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过时了，而是它仅仅占据了一个视角。由于各学科的知识不断地发展，研究视角也就随之增加了。早期的调研，像马林诺夫斯基时代，就认为自己是专家，到调查地点调查完了，回家写出书来就算是真理。后来就强调互动。现在互动还不够，多声道、各个角度的都应该了解。这样才能避免认为就自己是权威。我们在教科书中也给学生强调这一点。有的时候是优点的东西，如果过度了也会成问题。比如说，我们强调问题意识，把其他的因素都略去。略掉的好像不相关的要素，可能实际上非常重要。如果把相关要素的都顾及到了，再回过头来看切入点的问题，可能会发现结论不一样了。所以触类旁通的状态对解决一定的问题是很有好处的。所以在强调要有问题意识之后，我们又强调要有过程研究。在多点的状态下，或者是历史的维度，或者是哲学的维度，或者其他维度，能够更好地深化研究。

　　下面说下乡土社会研究的主题。人类学的研究有一个优点，就是让学生去不是自己出生地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地方调查。在拥有了不对同地区人民的体验之后再对同类问题进行比较，可能会对怎么看这个问题有帮助。比如说对“刀耕火种”的看法。电视、报纸等主流舆论的报道到今天也还在说这种行为是毁林烧荒。但实际上这是人类发明的投入最少、产出最佳状态的一种耕作方式，随之还有一套生活方式。点种一把火，烧完甭管它，秋天就收获了。过去没有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就把毁林烧荒怪罪给有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五十年代由苏联专家和林耀华先生作了一个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分类，实际上就是生计的分类，文化地理学里面也有一个区域的分类。做完了之后专家也回去了，有一个工作没做。但是查阅俄文的《苏联民族学》（现在把“苏联”去掉了），它把生计的类型作了一个地图。然后还有一个历史民俗的地图。这两个叠加起来就可以看到历史的向度。如果单纯说农业和经济的一些具体问题，不管历史和其它生活方式等向度，就会有问题。我们也跟同学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凡是采取刀耕火种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民族是不断迁移的，所以他们盖不了大房子，不会形成一个大家族。比如云南的苦聪人就是这样。但是八十年代初，我去了云南很多地方发现，很多游耕民族都有大家庭，都有场屋。当四周的人民慢慢把空间都填补的时候，那么游耕民族就不可能烧完一块地就牵到另一块地上去，或者顺着山脉走。所以他们对应的有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一年烧一块地。他自己就那一块地，领地以外是别人的。不可能往那边走。所以他烧一块、再一块、再一块，有的民族是7块，有的是13块。等到烧掉最后一块地回来的时候，原来的那块地又林木复生了。所以根本不会毁林烧荒。它已经形成了游耕农业生活方式的系统。可是五十年代国有林的建立，没有与他们商量，就把人与地切割了。从此不准进去了。但是他们的生存。这就导致了乱烧林地的问题。这二十多年很多的毁林烧荒是因为不考虑他们的习惯和传统的耕作方式，不经商量的、不考虑他们的主体性的情况下就把它们切割了，使得他们没法生活。今年我到日本民族学博物馆看了一个展览，讲的是广西那边刀耕火种的民族如何把沼气引入的。中国的沼气引进，在北京是失败的，冬天管道会冻住。贵州有时日照不好，也不容易成功。广西的那个地方，当你把历史的游耕切割了之后，他就要烧山，要有薪柴生火。在这种情况下很恰当地引入了沼气。在充分考虑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之后，选择了一套最符合他们生活方式的方案来铺设管道引入沼气，不仅解决了薪柴的问题，还解决了国有林切割后他们的生计问题。到底什么样的改善传统生活方式的办法才是好办法？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有这么几种生计方式：游猎的、游耕的、游牧的，还有南方种稻北方种麦子。现在我们调查的民族大体上都呈现这样一种状态：过去的生活方式回不去了，往前走有常常被外力干预。这种外力或者是政策的指令，又或者是研究者们的建议。常常忽略地方人民自主性。今天处在全球化，说白了是巨大的商品和市场经济介入的时代下，有的时候无可奈何。原来的生活方式回不去了，往前走有常常被外力干预。那么有没有第三种生活方式产生？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呢？还是可以找到一种比较好的地方人民适应性的生活？回去不行，往前走又不喜欢。曾经有一个鄂伦春鄂温克族的方案。历史上总是想让他们定居。外界认为定居就是好，定居就比游牧先进。清代的时候就出现过定居然后跑回去的状况。文革和大跃进时期都有这样的情况。九十年代又让他们定居。结果他们很快就回去了。他们认为驯鹿是吃苔藓植物的，现在划成了国有林以后不准进去了，那驯鹿吃什么？第三次变化最初不是人跑回去，而是在定居的状态下，首先驯鹿就无法生活。然后人也就跟着跑回去了。我们发展的眼光是以不同的生计方式作基底的。生计方式仅仅是一个平面。这背后还有一套生活方式、生活哲学。人类学有两个概念叫“文化中断”和“文化适应”。他们原来有一种生活方式，现在被切断了。最好的发展是在传统的文化的基底上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人民是最不受苦的。最可怜的就是完全的外文化的替代，人民也能活下去，但是他们是可怜的。因为他们会经历心理上的不愉快、疾病等，所以那个时候鄂温克酗酒自杀等现象非常严重。我们和当地的头人讨论过，如果变成定居，如果认为可以定居，大体上需要多长时间作为适应期，从而提出你的意见给政府。因为既不能回去，往前走又不愿意，那么只能由第三种方式。我和赵旭东老师在一个研讨会上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也有过篇文章。我们调研点未来的发展方案不要一来就是谈“战略”“发展”，一定要非常小心。我和潘守永老师曾经做过长江三峡移民研究。有人认为移民不是问题，我给你找块平地，平地生活不比原来好么？我们调研的结果却发现，那里的山非常陡，他们的镰刀都是锐角的，他们既要保持身体平衡，又要割稻子，所以他们的镰刀绝不会像华北平原的镰刀那样是直角的。所以工具都是和文化相联系的。有人想只要培训他们使用新的镰刀就行了。但骨科大夫反映那些移民经常发生骨折的情况，他们只会走山路，不会走平路，到平地之后，随便一个踏空就会发生骨折或摔伤的情况。所以这些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所以这些想不到的问题集中在一起，各种问题都会出来。即使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人们生活得不愉快，这不是一个发展所需要的。因为我们要幸福的活着。

　　另外还有一点，以前我们没有企业和公司方面的研究。有一年我给同学读一本组织人类学的书，很受启发。这本书是讲跨国企业的发展。但并不是所有的跨国发展都成功了。比如说美国的福特汽车到日本组装，或者日本的TOYOTA到美国去开工厂，都发生了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冲突。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文化有差异。所以你的那套管理领导方式和他的那套是不相容的。在这本书里就提到了一个观点，我们很感兴趣，也在让学生拓展去做。现代社会的发展，无论是乡村还是企业还是其他，中国现在也开始到外面去并购企业，不能认为财大气粗并购之后就一定能够成功。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我们必须有一个先前的调查。就是那个地方的文化是什么样的，那个地方人民的特点是什么？工人的、职员的各个阶层的情况是什么？在那之前要有一个先期的调查才能够经营好企业。从曼彻斯特学派一直到现在，社会学人类学是合一的。它们观察工厂的过程，除了观察工厂自身以及跟外界的联系之外，都注意文化的基底问题。在多样性文化的背景下，在现代化改变的过程中，如果不注意基底，发展就会有问题。组织人类学的观念和社会学的衔接和差异在于，社会学是工业社会以后正规组织的研究相当有成果，组织人类学更多的关注非正规组织的研究。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术语，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的基底的问题、多样性问题一定要受到重视。什么事非正规组织研究的角度呢？一是作为机器的组织，第二是作为有机体的组织，第三是作为文化的组织，这是最重要的。这三种基本把乡土社会、企业公司的运作大体能包含进去，当然各个区域的具体研究可以是情况进行一些改变，但是这三个是基本的视角。我们把作为文化的组织扩展到应用性的研究之后，发现在应用上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想在乡村公共卫生、文化遗产保护等研究上引进这样一个视角，不是套用，希望能够理解中国各个地理区域的人民的想法，在学理上有收获，同时在也能够与应用有机的联合起来。

　　景天魁：感谢庄教授的演讲。听人类学家演讲是一件让人非常敬畏的事情。我还对庄教授讲到的如何打破学科界限的问题特别感兴趣。这个问题正是1987年我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我记得一个很著名的发明家讲，这个世界本来是紧密联系的，只是因为人的本事不够，才把它分成一个个学科。这样一隔就把原来好多东西都隔开了。所以学科的界限如何打通，的确值得我们各个学科好好反思。

    （本部分由胡兰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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