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企业家阶层与民族的认同意识
2007-05-17 托马斯.海贝勒，来源：毕摩文化网
摘要：本文将对企业家阶层与民族的认同意识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提出两个中心论点：首先，市场力量和私有经济的发展使得家支对诺苏彝族企业家的影响逐渐减小。尽管在新的企业的起步阶段，家支可以履行重要的功能，它却有成为成功企业的负担的趋向。与此同时，超越家支的机构正在出现。其次，企业家在他们一方面作为传统的传承者、另一方面又作为现代性的先锋的角色之间摇摆。另外笔者认为，在诺苏彝族与汉族企业家之间划分界线是民族认同意识的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表达方式。认同意识不仅仅是一种个体间的，而且还是一种集体间的过程。因而只有在与其它群体（汉族）进行交互作用时，企业家阶层对认同意识产生的影响才能发生。当在企业家中间以及在其他彝族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文化的民族主义的时候，诺苏彝族企业家的民族意识得到发展。他们的目标是渴望在中华民族的国家内部得到尊重，这点可以靠企业家阶层和经济上的发展获得。
本文展现的是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企业家的一个调查项目的研究结果。[1]它研究了企业家阶层与民族的认同意识之间的关联。这里将对四个中心论点进行讨论：第一，市场力量和私有经济的发展使得家支对诺苏彝族企业家的影响逐渐减小。尽管在新的企业的起步阶段，家支可以履行重要的功能，它却有成为成功企业的负担的趋向。因此，企业家发现他们面临商人的两难困境¾¾ 一种使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性和与其家支团体分享财富和就业机会的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尽管家支仍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然而企业家们创造了新的、超越家支的模式，从而加强了民族的认同意识。
其次，本文认为，诺苏彝族中的企业家阶层正在促使一种共同的和共享的彝族认同意识得到巩固。尤其是他们在经济上获得的成功，这是日益增强的个体的与民族的自信的一部分。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家在一方面作为传统的传承者、另一方面又作为现代性的先锋的角色之间摇摆，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关系。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资源的控制和民族之间的竞争甚或对立。笔者将在这些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这一论点进行阐述。
第三，笔者指出，通过在彝族与汉族之间划分界线的方式，发展中的民族的认同意识得到加强。认同意识不仅仅是一种个体间的，而且还是一种集体间的过程。因而只有在与其它群体（汉族）进行交互作用时以及/或者在与其它群体（汉族）之间划分界线时，企业家阶层对认同意识产生的影响才能发生。
最后，笔者认为，当在企业家中间以及在其他彝族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文化的民族主义的时候，诺苏彝族企业家的民族意识得到发展。他们的目标是渴望在中华民族的国家内部得到尊重，这点可以靠企业家阶层和经济上的发展获得。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本文建立在进行了为期达四年（1999至2002年，每年进行一次调查）之久的广泛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进行这一调查的调查组由笔者和来自合作伙伴凉山自治州民族研究所的四位诺苏学者以及来自西昌农业学院的两位汉族学者组成。
田野调查在自治州所属十六个县的十个县中进行：甘洛和冕宁（1999年），昭觉和盐源（2000年），雷波、美姑、布拖和普格（2001年），喜德和金阳（2002年）。这些县的大部分被认为是国家级、省级或自治州级的贫困县。
这一调查的经验部分由一个问卷表和一系列半标准化的采访构成。这是由于两种调查方式提供不同类型的信息，因而适用于调查范围的特殊的方面。
问卷表由43个问题构成，他们涵盖了以前的工作经验，独立开业的原因，与其他企业和企业家的关系，与当地政府和当地官员的关系，对当地政策和政治的评价，与自己家支在经济上的关系，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的作用，对获得经济成功所需的要素的评价，公共捐款的问题，非政府的企业家协会的必要性及其功能，民族隔离的问题，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威望、对当地政府和党组织的工作、民族关系的评价，对生活目标、社会问题、市场经济以及私营企业家阶层的社会和政治功能、以及他们自己在社会和政治中的角色的评价。
采访则试图揭示诺苏和汉族企业家对自己是如何评价、以及一个群体中的成员是如何使自己区分于另一个群体的。此外，家支的角色、民族隔离的问题、私营企业家阶层的困难以及个体对于民族关系的态度也是采访的目标。
总共有138位私营企业家答复了问卷表并接受了采访。此外，每个县有八至十位当地（县级、乡镇级和村级）官员接受了采访，获得了统计资料和书面材料。
此外，我们还也同样将汉族企业家纳入我们的研究。因为彝族和汉族企业家之间的比较可以让我们识别两个民族的企业家在经济和社会行为上的不同的特点，进行这样的比较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将比例设置在大约二比一（彝族对汉族）。这一比例反映了彝族企业家是调查的主要对象的实际情况，而同时又为与汉族企业家进行比较采集了足够的信息。这一比较主要涉及在社会和经济的思想和行为上的差别，对于社会和民族资源的不同利用，以及相互的感知。
各县受访的企业家人数各不相同。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有些县只有很少的企业家。结果我们不得不放弃原来只准备采访工业部门企业家的打算，转而决定纳入一些在第三产业拥有较大公司的企业家。
我们的诺苏企业家主要由年龄在30至55岁之间的人组成（占87.7％）。其中有21％的企业家根本没有上过学，39.5％的上过小学，34.6％的上过中学，4.9％的接受过高于中学水平的教育。在进入企业家阶层之前，诺苏企业家以前的职业主要是农民、干部或者雇员/工人。几乎四分之一（23.5%）的人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至少行使过一次干部职能，大多是村干部级别。这是干部由于他们在党内的工作以及受到的锻炼，使得他们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组织能力和知识，同样也拥有通向不同网络的权力这一事实的结果。很多诺苏企业家曾在农业贸易上或者作为个体公司和私营公司的雇员积累过经验。
在1999年上半年，自治州有54,169家“个体经济”（少于八名雇员）共77,689名雇员；较大的私营经济（多于七名雇员）有888家共16,231名雇员。[2]到九十年代末，劳动力的一个重要组成组成部分已经在私营经济部门工作了。私营公司大多是在（个体经济）领域、小型手工业、运输业、建筑业、餐饮业（饭馆、旅店等等）、商贸以及其它服务行业（修理、电脑服务、娱乐）中的小型公司。尤其是私营的农产品工业已经发展成为地方的支柱型产业。大型公司在稳步出现，但速度还只是很缓慢。属于诺苏人的商业的比例依然很小，尤其在大型的私营部门。根据1999年上半年的资料，有关凉山地区少数民族成员（几乎全部是诺苏人）从事私营领域（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统计仅占所有商业的9.2％（55,057家中的5,091家），而且主要集中在诺苏人占大多数的县。在那些县里，他们构成就业的一个主要来源。
家支认同意识与民族认同意识
诺苏人深植于以血统（家支）为基础的群体，其成员源自共同的祖先；这些家支有着相同的姓氏，认为他们之间有着血缘关系。在农村地区，一个家支的成员大多生活在一个场所，通过共同的经济活动、祭拜仪式和团结构成稳定的单位。家支又分为世系，它们构成来自同一个祖先的血缘分支，家支在诺苏社会中既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又作为一种团结的来源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成员由于相近的亲缘受同样的义务约束，例如相互帮助和支持的责任。一个家支可能有好几万人。
即使在今天，家支依然是认同意识的一个中心要素。因为诺苏人只要是一个家支的成员，在传统上他们就不是以其民族为基础，而是根据其家支把自己区分于其他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支就成为认同意识的主要参考点。家支内部的团结保证了心理上的稳定。[3]
通常地，我们面临一种矛盾的情形：一方面，家支作为一种提供社会确定性、相互资助和个体认同意识的社会组织，仍然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按很多企业家的说法，家支系统依然妨碍（或限制）着在诺苏人中一种共享的（民族）意识的形成。直到今天为止，家支的利益还是优先于彝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利益。笔者的论点是，通过企业家这一新浪潮的涌现，至少在它的初始阶段，一种超越家支的意识正在产生。伴随社会变革和社会的经济化发生的道德经济的紊乱，身份的认同已经变得非常脆弱。
至于家支的社会和经济的功能，对于企业家而言，血缘关系或家支关系，在例如为创建一个公司获得投资的资本时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私营企业家几乎没有通往银行贷款的渠道，家庭成员和有血缘关系的成员就成为贷款的一个重要来源。它可以体现为不同的形式：自己是企业家的家支成员提供贷款；与银行和信贷机构有着良好关系的家支成员帮助其家支内部的企业家获得这样的贷款。凡是我们发现一个家支内部有偿付能力良好的企业家，一种相互扶持的系统就可能存在。家支自身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担保人的角色。这不仅仅适用于银行贷款的例情形，而且也适用于私人贷款。在这些情形中，家支的荣誉构成信任和信誉良好的基础。甚至有一位企业家告诉笔者，如果有一家德国公司给他的企业投资，他的家支会为此做担保人。[4]
同样地，在单个家支内部的企业家网络的形成（不管是为了供给、递送、信贷或补贴，还是为了赢得客户），一系列的家支内部的从事生产和市场营销的公司应运而生。就后者而言，有一群人会创建一个生产公司，其他人则会创建一个把生产出来的产品运输到周围城市的运输公司，还有另外一群人则在城市地区开一个公司好销售这些产品。[5]同时，家支在拥有一种更强大的、社会经济的功能方面有所增长，也就是家庭和家支的成员作为资本提供者或劳动者。这样，一种家支的经济化的过程发生了。
这样一种经济化的一个进一步的暗示是，成功的企业家被要求接管家支头人的职责。81位诺苏企业家中有21位（其中主要都是大型企业）确认，他们被自己的家支或世系成员承认为这样的“头人”，要么他们的意见举足轻重，要么在家支要作出重要决定的时候，他们被请去参与决定并被征求建议。按传统习惯，成为诺苏家支的头人并不为特殊的出身、血统或成员资格的规则所约束。此外，一个家支的头人过去（现在依然）不是被选举出来的，而是由于他和他的能力（聪明、勇气、智慧和信任）以及他出色的成就得到广泛的认同，这样他自然而然地就适合了这个角色，成为一名领导型的人物。[6]
与这一趋势相类似，家支发展成有点类似家支协会的形式。有一次，一位企业家召集成立了这种协会，包括了作为县级、自治州级甚或省级官员的家支成员。他说在这样的协会里，对于家支的义务已经被证明是最重要的。首先，他强调说，这些关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因为所有的家支成员具有同等的权利。有在一年一度的火把节上举行所有成员参加的“小聚会”，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大聚会”。费用由所有参加者分摊。这样，家支协会构成了一种典型的民族网络。[7]
家支和家族关系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功能范围。在一个公司内部，这指的是雇用家支成员以及与家支成员合作。在几乎所有我们调查的诺苏公司里，家支成员和家族成员都起着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公司的所有领导岗位都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就我们的调查而言，超过四分之一（25.9%）的被调查的公司可以被划归为“家支公司”。在受访者的回答中，现在对于雇用世系和家族的成员和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公司有着不同的看法。超过40％的被采访者欢迎这样的介入，他们说对不是家庭成员的人寄予信任是冒险的，甚至确实是危险的。在困难时期，本家族的员工愿意在必需的时候无偿劳动，他们可靠、顺从，最重要的是存在着一种信任的纽带。一位企业家说，即使支付给那些外来者最高的薪酬，他们也几乎无法真正让人信赖。[8]
然而并非所有企业家都这么认为。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家相信，随着一家公司规模的扩大和现代化，家族的因素正在朝着有利于雇用非家族成员的方向逐渐减少（参见表二）。这是由于家族的纽带和义务往往削弱了公司的运作，因为亲属工作糟糕或没有效率而批评他们或是解雇他们，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家族内部的对立。家庭成员通常更难控制或指导，非理性的模式可能导致冲突。另外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家支和家族的成员不应该在他们自己的公司里工作，因为这通常导致公司运行期间出现问题，以及产生意见分歧。那些企业家认为，他们无法按一个普通员工的表现来评估家庭和家族的成员。他们不得不运用适当的方式；而又很难批评或是调任这些成员。所以21.0%的企业家已经偿清了家庭和家族网络的成员。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表述的那样： 我不愿意雇用家支成员，很难控制和管理他们。我改成提供给他们钱或者其它形式的物质资助。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发展我的企业，而不是某人是不是我家支的一个成员。[9]
这指出了另一个趋势，即家支的凝聚力随着企业家阶层的出现而不断弱化。后者在这期间提供了一种经济上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帮助压倒不安全感，假如并且由于通过这种选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就业的机会、增强了民族企业家的自信。企业家的社会阶层意识的形成也会承担起家支已日渐无力胜任的社会义务。通过新兴的企业家，一种超越家支的意识正在发展。受采访的诺苏企业家的回答从视其为负担到视其为不可或缺的支持（参见表二），大相径庭。诺苏企业家承担着对家支的相当大的责任与义务。
表一说明企业家对其家支的资助由哪些部分组成：
表一：诺苏企业家对家支的援助
社会公益与福利：在患病、贫困和负债的情况下；支付学费、资助中小学教育后的再教育或职业培训
社会义务：承担用于典礼性节日（例如婚丧嫁娶的家庭性节日）的费用
用于家庭的商品和服务：建造新房子、支付亲戚的嫁妆、出资置办摩托车、小汽车和电力设备
对乡村的好处：出资获取饮用水、电、电视台和卫星电视天线、建立学校和医院、再植树项目、建公路；承担饮用水、电等等的费用
就业和培训：在企业家自己的公司就业或培训、使可以获得创建公司的启动资金
来源：自己的调查。
有三分之一（参见表二）的人抱怨这些负担，尽管大多数人无法逃避这些责任。就企业家同时作为家支成员的角色来说，市场将他们带入如下的两难困境：他们有义务用工作岗位或物质性的礼物关照家庭或家支的成员，而不顾那些人对公司的发展很少或没有作过贡献的事实。这反过来阻碍公司在市场上的有效运作。在这个意义上，家支作为一种民族网络对很多企业家是不利因素，要求家支团结最小化，这样企业家在财务上才能生存下来。这正好是商人的两难困境的一种显示，亦即限定于一方面必须要赢利，另一方面又得和家支共同体分享所得的道德义务的二元论。[10]在家支贫困而一个或几个企业家有义务资助它们的地方，家支很快变成一种负担。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
我是一名企业家，我必须照顾我的公司，必须赢利以求发展。但同时我也得资助我的家支。对我作为一个企业家，家支是一个巨大的包袱。你必须雇用你的亲属，而他们又人数众多。几乎不可能逃避家支的压力，特别是如果你有钱了。[11]
另一方面，表二证实了 ¾¾ 至少在很多诺苏企业家的头脑中 ¾¾ 家支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大多数人不把资助他们的家支视为一个人生目标，只有较低的百分比表达了资助家支的愿望，至少口头上是这样。多达三分之一的人明确地将由这种社会组织带来的负担列为诺苏企业家落后的一个原因。
表二：诺苏企业家对家支以及资助家支的评价 （占回答者的百分比）
· 对家支不断增加的资助：重要的生活目标 49.4%
•家支负担是诺苏企业家落后的一个原因 33.3%
·如果我有一大笔钱，我会资助我的家支 28.4%
· 资助自己的家支是捐款的一个主要动机 18.5%
·来自家支的资助对商业的成功很重要 14.8%
•有职位高的亲戚对商业成功很重要 2.5%
来源：自己的调查。
此外，对企业家来说，朋友和与那些曾经共过事的人的关系的重要性增加了，这一重要性通向家支以外的另一套不同的关系。50.6％的受访者认为，朋友和没有亲缘关系的其他人在获得信贷或商业资助时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小得多的百分比（9.9%）强调了村落社会（只要这样的村落与一个人的家支不一致）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城市里的公司，与同学和以前的同事的关系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曾经在同一个地方党组织或党校共事过的干部之间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结果，超越家支的网络的作用看起来愈加重要。其中，同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在社会关系中越来越成为一个中心要素。此外，市场和城市地区将两个民族的企业家都带进以强烈的信息传达为特征的境况。政府通过规定企业家有义务加入企业家协会成为其会员的方式，促进了一种超越民族的相互融合和相互包容的形态。
三：你和其他企业家谈论你的生意经吗（％）？
诺苏 汉族
很少 41.7 33.3
每月2到3次 45.8 42.9
每周一次 12.5 23.8
总计 100.0 100.0
来源：自己的调查。
超过一半的诺苏受访者定期与其他企业家交换意见。但每周定期在企业家当中（尤其是诺苏企业家）进行的这种交流就百分比来说较低。这不仅是从商者没有足够时间的特性所决定的：在其它的原因当中，有一条就是因为诺苏企业家在各县相对比较分散，而汉族企业家就集中于各县的县城。尽管如此，应当注意的是，企业家们不仅仅是通过企业家协会相互联系。由于几乎一半的诺苏企业家是党员（44.4%），我们可以放心地假设，与官员的关系要比与汉族人的关系搞得好，而且社会问题通过这些关系可以更容易得到解决。汉族人则相反，他们通常试图通过与汉族企业家的关系联系其他也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当地人，亦即其他汉族人，来解决问题。
随着非血缘关系的作用日益增长，对于加强作为一个民族族群（而不仅仅是一个血缘家族）的成员的诺苏人的共同的和共享的认同意识的一个重要前提出现了。这样一种认同意识还在成长的过程中，而且，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以及人口移动在一定程度上都削弱了家支的权力，界线的划分越来越多遵循着民族化，而越来越少地由家支决定。
企业家阶层使得这个经济化过程、同样也使得超越家支的团结形式的形成更为简单，因为企业家不再仅仅把他们自己视为家支的成员，而且还是一个（假想的）诺苏企业家共同体（76.5%）的成员。这样，民族族群变成了一个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团结指日可待。新的通过企业家阶层获得的民族自信、更容易地获取现金、对众多新型消费品的获取、以及新技能和新知识的发展也都改变着民族内部的关系。
经济上的成功：日益增长的个人自信和民族自信的一个部分。
经济实力是拥有更广泛的自治和民族自信的一个重要前提。像凉山自治州这样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补贴的地区，在不远的将来几乎没有能力保证较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因此，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国家在它资助的发展目标上拥有发言权或决定权。而且，更大程度的自治预示着，连同着对政党国家的机器负有义务的官员，其它逐步获得在社会中的谈判权的社会集团（企业家）产生，他们也有能力参与到与国家的谈判中。这种自觉，举个例子，可以通过下述句子来表达：“党是我们企业家赋予能量、营养与活力的一支力量”。[12]
在采访中，我们遇到一些“虚构的”共性，大部分受访者不是把它们归于个体，而是归于民族企业家。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36.8%）认为，诺苏企业家敢于冒险、有社会责任感、拥有社会共享的知识；他们愿意为当地的和民族环境的发展出力；诺苏作为一个民族，只有发展经济、提高教育水平，才能确保长期的生存：企业家必须为此出力；企业家是凉山地区经济发展的先锋队。
正如我们的采访所揭示的，几乎所有企业家都认为自己有责任发展凉山，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目标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家支上：
我自己当然不可能发展整个凉山地区。
但是我愿意首先为我们村的发展出力。修建通过我们村的公路就是我出的钱。我还想在这儿建一所小学。重要的不光是家支，还有村子。我们村有人需要砖瓦盖新房？我会免费提供给他们。有人需要做生意的资金？我会从经济上资助他。我不是光想着发展我自己的生意，而且也想着发展这个村子。[13]
地方性是诺苏企业家的一个重要资源。主要通过语言以及共享的象征物所表明的家支关系、网络和同属于一个民族的成员资格，使得管理公司和处理生意上的关系更为方便容易，这种情况可以达到自治州一级。大量诺苏企业家的党员资格、以前作过干部、以及作为人大或政协代表的活动，同样可以被用于权利、特权和资源的竞争上。民族间的差异相应地体现在他们参政方式的不同上。大多数诺苏企业家说，他们试图通过当地的社会关系和网络来解决问题（53.1%），而汉族企业家则主要尝试用其它方法来解决问题或弥补不利条件，比如通过捐款给当地官员或政府（53.5%）。另一方面，汉人是中国的多数民族的成员，因此太过公开和直接的歧视汉族会导致自治州级或省级政府的干预。结果诺苏企业家的战略就更为微妙。
此外，诺苏人与汉族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文化分工。在凉山自治州，诺苏人在私营大型工业（建筑、采矿和制造业）中所占份额在有的地区大大低于5％；在第三产业（贸易/餐饮和服务业）中所占份额略高于10％。这说明那些需要较大投资、更多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 ¾¾ 而且创造较大利润 ¾¾ 的企业的大部分都由汉族企业家经营。另一方面，只需要较少资源的第三产业的小公司由占很大百分比的诺苏企业家经营。在诺苏人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县里，尽管诺苏人在私营经济中所占比例较高，但同时它比占人口的比例要小得多（例如在昭觉县，诺苏人占人口的97％，但仅占个体公司业主的45％）。由于汉族企业家大多雇用汉族员工，在诺苏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县里，到目前诺苏就业者中也只有一小部分在私营经济领域就业。
民族竞争也体现在诺苏干部和企业家的密切合作上：他们试图利用民族资源以弥补受到的歧视。这种合作有不同的形式，如通过当地政府给予诺苏企业家有利条件而使他们获得优先权，对汉族企业家征收特别赋税，尤其是对那些移民来本地区的。这样，汉族企业家觉得自己在这个地区处于很不利的条件，受到很严重的歧视。[14]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位所说：很多彝族干部自己在这儿开商店或做买卖。通过关系他们的纳税减少。相反，作为一种补偿，汉人必须交纳更高的税费。我们甚至得交一种非本地人的临时居住费和一种按人头计的管理费。有40多种不符合规定的税费是地方上从我们这里征收的。[15]
对商业生活和商业联系产生影响的相互作用的、主要是负面的感知，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怨恨的情绪。诺苏企业家反过来抱怨，汉族企业家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贷款：银行通常不会批准给诺苏人的贷款。[16]
同样地，作为民族竞争的一部分的民族隔离的新模式已经出现。民族隔离，或依照民族现象的分离群体的发展，不仅发生在文化上或地理上，而且也发生在经济上。
民族隔离，举例来说，体现在提出的关于代表企业家的组织的问题上。两个企业家群体中的大部分都认为 ¾¾ 诺苏人超过三分之二（68.1%），汉族人超过四分之三（85.4%）¾¾ 一个自治的、非政府的企业家组织是必需的。两个群体中的几乎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都支持按民族的界线来划分这样的协会（一个诺苏企业家协会，一个汉族企业家协会）。在两个民族中都有相当部分的受访者显然假定，他们之间有着利益分歧，而也许只有通过分离的协会才能体现和代表这些不同的利益，这一结果令人惊讶。
关于与其他企业家的定期交流方面（参见表三），在较发达的县，没有一个汉族企业家说他定期参加与诺苏企业家的交流，而诺苏企业家看来和两个群体都有交流。然而在不发达的县，这些交流似乎更为频繁，虽然企业家们也是分别地按各自的民族更多地培植在他们自己人中间的联系。
表四说明了就业当中的民族隔离的因素，其中诺苏企业家似乎要比汉族企业家更愿意雇用他们自己民族群体的人。
表四：按照民族群体的就业
诺苏企业家只雇用诺苏人 85.9
诺苏企业家雇用诺苏人和汉人 9.4
诺苏企业家只雇用汉人 4.7
总计 100.0
汉族企业家只雇用汉人 66.7
汉族企业家雇用诺苏人和汉人 21.4
汉族企业家只雇用诺苏人 11.9
总计 100.0
来源：自己的调查。
这是有多种原因的：首先，诺苏企业家在道德上有义务雇用本家支或本村的人。作为报答，这些工人提供一种特殊形式的信任，这种信任实际上意味着他们接受汉族工人不愿接受的情形，例如低劣的工作条件或是在公司困难时拖延支付工资。其次，诺苏人在工资方面更廉价，而且他们干的是那些被汉族人视为“下等的”工作（体力活，尤其是有特殊要求的、特别脏的或特别危险的工作）。第三，诺苏人认为他们和本民族的工人可以更融洽地相处，而且因为存在着一种由共享的民族所引起的亲密性，他们会和本民族的人有较少的矛盾。在相互存有偏见的基础上，汉族人不愿意为诺苏企业家工作，冲突情形在这样的雇用关系下更为常见。
企业家和他们作为民族象征传承者与现代化代理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角色一方面，每位诺苏受访者都以自豪地穿上诺苏人的传统服饰留影来展示他（或她）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虽然在今天，使用陶瓷器具、玻璃制品和筷子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被邀请到企业家家中的客人还是通常被招待以用传统诺苏器皿（以黑、红、黄色描绘的木制而非玻璃的杯子，长柄勺子而非筷子，木碗而非瓷盘）装盛的诺苏特色菜坨坨肉。他们自豪地解释说这是诺苏人的风俗和传统。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汉族风格的日用品是主流，不过使用具有诺苏特征的器具，至少当有客人来访时，首先表达了某种严肃性。
这些物品在任何一位企业家的家中都可见到，一方面作为日常用品，另一方面则作为象征性的物品。它们象征着与汉族日用品的不同，象征着企业家诺苏人的属性。所以，它们是文化符号。此外，这种象征性具有一个重要功能，因为它延展超越了家支，被认为与民族相关，而作为一种假定的现代性传输者的企业家则坚持着这一象征性。
大型企业的企业家建造了装潢以具有传统象征意义的传统风格的新房子，收集毕摩（在诺苏人中享有较高威望的祭司与术士）文本、还有护身符和偶像。10位最大的接受采访的农业企业家中的8位都是这样的。例如，企业家J住在一所配备有典型的室内壁炉的具有土司（元、明、清时期被任命为世袭头人的地方领袖）住宅的传统风格的大房子里。他公司的行政管理楼以及其它部门也是按照传统的建筑风格建造的。他公司信息通告栏上的所有内容都是用诺苏文字书写的。[17]
此外, 企业家作为民族人是通过下列五个关联定义自己的: 第一, 通过与祖先、世系、诺苏历史和文化的共同关联;第二,通过体验到本民族受到文化威胁的共同关联;第三,通过与应得到保护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共同关联;第四,通过与诺苏语言和文字的共同关联;最后,通过对毕摩这个既是文化、社会以及象征资本的,也是宗教、祭仪和土著知识的载体的共同信仰.[18]
同时，我们发现诺苏企业家和诺苏干部之间出现一种竞争。尽管后者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控制着资源，不过现在企业家阶层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挑战者，他们不仅开始控制诺苏人的物质资源，而且开始控制着越来越多的象征性资源。这一新的地位集团的不断增长的自信不仅存在于企业家个人当中，而且存在于他们在社会和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当中。以对“他们的”团体所在地方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他们自己的企业家阶层为自豪的形式，它也促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以及作为一个民族的成功的可能性。（正如一位诺苏企业家说的，“我们彝族人也已经证明了我们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甚至比汉族人更成功。”[19]）
另一方面，少数企业家、主要是大型企业的企业家仍然具有企业家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的传承者和保卫者的观念。然而，不仅在市场中生存下去的必要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低下的教育水平，都压倒了这一利益。个体的利己主义在这里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盛行着一种关于诺苏人在经济发展中落后、语言的重要性在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和年轻人当中丧失、以及汉族人在政治和文化上占据优势的有些悲观的看法。
政治的社会化（主要是作为中共党员）和学校教育的社会化都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内在化了的被破碎了的历史映象以及被分裂了的民族意识。[20]在城市地区，通常在家里只说汉语，汉语也是日常生活中的通用语言。大型企业企业家的、受过良好教育阶层的以及官员的子女，现在已经转成大多说汉语。主要在像西昌那样的城市地区以及在凉山以外城市地区的诺苏家庭中，年轻人当中对诺苏语言的使用正在急剧减少。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的子女在西昌的精英学校里受教育，或是被送出自治州，他们现在在那里只说也只学汉语。[21]如此看来，很多企业家对诺苏人和他们的“文化”前景黯淡的评价确实接近现实。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诺苏企业家是否在作为现代性先锋的同时又在弱化诺苏人的认同意识和象征？他们可能不过是引进衍生自现代资本主义和多数民族汉族的象征，这样促进了诺苏人在文化上的同化，而非促使一种更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形成。
很多诺苏企业家的“现代化”体现在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上。而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特别对年轻人产生巨大影响。通过他们的繁荣、他们的消费行为、他们的习惯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企业家们正在制定着社会的和象征的（民族的）标准。例如，购买外国豪华汽车就是展示自己财富的一种炫耀方式。大型企业的企业家通常开着比当地领导官员更为豪华和昂贵的汽车。当地群众视此为一个企业家表示成功的一种方式。例如，盐源县的一位诺苏企业家从美国购买了一辆属于最复杂精致的克莱斯勒吉普车，而不在乎巨额的进口关税。[22]然而，在消费行为上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并非每个企业家都追求这种生活模式。这种炫耀性消费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以及在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企业家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在企业家已经获得较高收入并且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更为高贵优雅的县里，奢华更为明显地被炫耀于人（尽管基本上不是在自己的家乡，而是在西昌、成都、昆明或其它凉山以外的城市）。而且，正如前文提到的，这期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诺苏企业家把子女送到凉山州外面的昂贵的私立精英学校（18为受访者确认了这点）。
这种消费方式也影响着非企业家的诺苏人，因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具有一种行为榜样的功能，尤其对于年轻人，对于官员、小型企业的企业家以及其他一些人更是如此。达到这样的生活方式成为越来越多的诺苏人的追求目标，这个目标只有通过企业家的活动、依靠他们设想的与此目标相关的对利润的期望才能达到。[23]
关于作为现代性代理人的角色方面，诺苏企业家通过他们的生活模式带来了变革，在这种模式下，他们促使看法和价值观（如关于繁荣、财富、财产、奢侈，而且还有关于诸如竞争、经济自由、创新和市场行为的要素）以及结构（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当地水平的公众收入的结构、劳动力市场，等等）发生变化。他们作为潮流设定者和有关品味的行为榜样发挥着影响。
这可以表明诺苏企业家的角色具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是以对当地发展和社会变革作贡献为形式的“现代性”，伴随着另一方面以对当地的风俗、语言和文化的一种威胁为形式的“现代性”。
发展中的民族认同意识：划分界线
认同意识靠对“其他人”，即他们-群体的界线划分形成，这一群体代表着个体和集体的认同意识的一个核心要素。这种“我们”/“他们”的界线划分可以借助诺苏和汉族企业家各自对于对方群体的陈述（表五）解释清楚。目前应记住，尽管业已固定的看法与各种偏见在不同的族群中到处可见，但是诺苏和汉族企业家对于对方或是对于他们自己的族群并没有一致的感知。
正如在采访的注解中所揭示的，在两个企业家群体之间，下列基本的差异和/或自我归属在对彼此的评价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作为一种设想的差异，这些陈述以这种或类似的形式其实在几乎所有的县里都可以听到。接受采访的企业家被询问他们会如何刻画对方群体和/或自己群体的企业家的特点。这里所要探讨的并不是客观上的差异，而是如Barth所说，“只是那些行为者自己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24]
52位彝族和30位汉族受访者回答了“什么是诺苏和汉族企业家之间的主要差异？”的问题。没有预先给出可能的答案。
表五：汉族和诺苏企业家对彼此的感知和设想的差异
汉族对于诺苏企业家
负面评价
- 没有文化
- 喝酒太多
- 用盈利款待亲属
- 对市场知之甚少
- 不善管理
- 酒后好斗
- 文化程度低而且懒惰
- 变化无常：今天他们开办一家企业，明天他们又关闭
- 不懂法
- 对外界思想不开放
- 只在喝酒上有竞争力
- 感觉他们来源于奴隶主社会
正面评价
- 有些人能吃苦
诺苏对于汉族企业家
负面评价
- 不关心其他人的利益
- 只关心他们自己，诺苏人关心自己的群体
- 没有美德，他们只将盈利用在自己身上
- 卑鄙、狡猾、不可靠
- 不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
- 没有同情心，但诺苏人有：他们帮助穷苦人
- 有一些比较好的汉人，但大多数很坏
- 如果一个诺苏人和一个汉人有一笔同样数目的钱，汉人会变富而诺苏人不会，因为他得照顾他的家支，而汉人会用他的盈利作再投资。但如果他们有相同的教育程度，诺苏人会胜过汉人,因为他更勇敢、更坦率。
正面评价
- 在管理和技术上更有一套
- 拥有更多知识和资本
来源：自己的调查。
诺苏对于诺苏企业家
正面评价
- 用盈利帮助家支
- 对家属和亲属的责任
- 真诚坦率
- 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
- 慷慨大方
- 能吃苦
- 勇敢坚强
- 富裕后帮助他人
- 如果一个诺苏企业家卖给你劣质产品，你可以交换或是退货。汉人从不会这么做。
负面评价
- 文化程度低
- 由于有家支意识很难富起来
- 大手大脚
- 只顾他人，不顾自己
- 学会新东西有困难
汉族对于汉族企业家
正面评价
- 文化程度高
- 经营管理有方
- 更为面向市场
- 富创新精神
- 面向未来
负面评价
来源：自己的调查。
从两个族群的企业家们所作的陈述来看，关于对社会的一种经济主义上的理解，人们也许可以得出不同的世界观。这不仅仅是就血缘关系而言的情况。无疑当地的诺苏人要比当地的汉人更具血缘观。然而，诺苏企业家对此的评价是肯定的，汉族企业家的评价则是否定的。此外，诺苏企业家认为汉族的经济至上主义是不道德的，而汉族企业家对诺苏企业家非经济的义务则纯粹持负面的评价，认为这是违反商业精神的。作为多数民族的汉族的经济至上主义可以被理解为民族优越感。尽管遵循社会标准的非经济的利益和行为，毫无疑问对于汉族人的共同体，不管是村子还是家族，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汉族企业家还是批评那些诺苏企业家的看法，因为它们看起来不符合纯粹由经济指导的“现代的”市场关系和环境。在这种情形下，汉族更确切地表达了关于现代性的已成固定看法的形象：开放的、世界性的、标准的商业惯例。这里的重要原因是，凉山的汉族企业家大多由从外地移民来的人（或他们的后代）组成，结果他们自然就和原住民的群体分离而居。
但是，汉族企业家认为自己具有的这些看起来理性的、企业家-经济主义的考虑，仅仅存在于想象中，只是虚构。因为毫无疑问，汉族企业家的行为方式也并不总是仅仅由经济理性支配的。让我们用关于社会关系和捐款的问题举个例子。超过一半的受访汉族企业家认为，保持社会联系在他们的商业生涯中是有利的，甚至是必不可缺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曾经（给行政部门或为社会公益事业）捐过款，社会义务也是捐款的主要目的。三分之一（33.3%）的汉族受访者宣称，照料自己的家族是生活的一个主要目标。一些人也给他们老家的亲戚汇款。这表明，诺苏人持有的明显的、非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分界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偏见的基础上的。
由于经济的和社会的目标密切相关，人们通常不仅为了物质利益奋斗，同样也为社会承认、社会声望、地位和权力而奋斗。
只顾努力获取利润而不考虑自己生长于其中的共同体，会促使怨恨产生，导致自己被排斥在外。所以，企业家往往不仅努力创造经济资本，而且也同样努力去获取社会资本。这点适用于诺苏企业家，正如它也适用于汉族企业家。区别仅仅基于社会要素的强度，这种强度在笔者看来，不大取决于民族因素，而是取决于地方因素。这意味着，它与一个人和当地的社会结构的结合相关，诺苏企业家和当地境况的结合要比汉族企业家更为密切。
不过我们的认同意识的概念还包涵了其它要素。和占优势地位民族（汉族）的代表的访谈表明，当这一群体划分自己与诺苏人的界线时，仅仅将自己限定于正面的自我形象里（100.0%），而有很多诺苏企业家则批判地分析自己的民族性。因此诺苏人的“我们”并不是无条件地假设的。此外，它的同质性的本质受到疑问。这表明，不能将认同意识理解为一组固定的民族标志，而应理解为一种界线划分，这种划分包括少数民族一方批判性的自我反省。这种自我批判式的反省是要求在经济方面进行适应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两个群体的企业家的陈述表明，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与成见，但显然在两个企业家群体中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矛盾。这也许和私有经济为两个民族都提供了就业和社会地位上升的可能性的事实有关，而在开始经济改革以前，在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领域里的工作和官员的职业大体上只有汉族人才容易得到。
结论
企业家作为一群新兴的经济精英，在发展诺苏人的认同意识中有着特殊的作用。企业家阶层不仅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创造了一批具有社会意识的商业精英，而且加强了诺苏人的认同意识。笔者在本文中确定了形成认同意识的四个标准，企业家在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它们全都关系着一个超越家支的民族的认同意识的产生，诺苏人当中的一种新的、以经济为基础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企业家在作为传统的传承者与现代性的传输者之间具有双重意义的角色的启迪，以及在诺苏人和汉族人之间界线的划分。
虽然诺苏人将他们自己描述为勇敢、开放、诚实，但许多企业家说，它们的存在值得疑问，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和教育上落后，组织上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实体，没有能力以任何重大的方式与汉族的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对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企业家们认为，一个诺苏企业家阶层的发展是如此重要。诺苏企业家是现代性的代理人。通过他们的繁荣、他们的消费行为、他们的习惯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设定着社会的和象征的（民族的）标志，从而在为凉山彝族的一种新的认同意识作着贡献。尽管当前家支的纽带和家支的认同意识还很强大，诺苏人当中的一种共享的（民族的）意识正在日益形成。家支组织的重要性的变化伴随着这一制度上的变革。
最后，我们的研究表明，诺苏人对他们自己的民族没有统一的认同意识，这些认同意识是多元的。彝族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中国的公民、彝族的成员、凉山的诺苏彝族、一个特殊的社会等级、他们的家支、他们的村落；他们是党员和/或企业家阶层的成员。这种情形使得在不同的身份中以及在不同的参考系和界线之间进行“转换”成为可能。诺苏人代表着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差异和很大对立程度的认同和忠诚的异质性共同体。但除此之外，就企业家阶层而言，有重大的共同之处。这一共同性存在于与民族性、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发展的联系之中。这样，企业家就能成为诺苏人未来的重要塑造者，如果并且由于他们不仅追求个体的或部分体系的利益，而且还意识到他们在现代化中的社会功能。这样，与家支的关联将逐步为一种与他们的民族的关联所取代，道德经济也因而将不大按照家支来定义，取代它的将越来越会是与彝族的关联，这样将发展出一种新的民族的认同意识。
但是，为什么诺苏企业家发展的是民族意识，而不是阶级意识或是他们所在的省份或国家的意识？一个主要原因是企业家当中的一种强大的文化的（族群-）民族主义，它的目标是保存和/或支持文字/语言以及传统；同时，现代化已被认为是对他们自己的文化进行再评价的一个前提，有了它民族性才完整。无疑地，有一种在中华民族内部对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尊重的渴望。彝族的民族意识在这里就像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族意识。彝族人确定无疑是中国人，正如非洲裔美国人确定无疑是美国人。但是两者在自己的国家都感受到他们有时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他们努力试图改变这一状况，通过文化的政治，也通过民族的企业家阶层，而不是通过一种阶级意识或中国公民的意识。
托马斯 ● 海贝勒博士是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东亚政治教授。
地址： 47048 Duisburg/Germany
e-mail:
heberer@uni-duisburg.de
Fax: +49-203-379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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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者在此对大众汽车基金会为这一项目提供的资助表示感谢。
[2] 根据1999年8月24日西昌凉山自治州工商管理局发布的资料。关于一般性的中国私营企业家：参见托马斯●海贝勒所著《中国和越南的私营企业家¾战略集团的社会和政治功能》。T. Heberer,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Vietnam. Soci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ing of Strategic Groups (Leiden: Brill, 2003)
[3] 关于彝族的家支和世系的比较，请参阅Lin Yueh-hua所著The Lolo of Liangshan (New Haven: HRAF Press, 1961), pp. 26-39; A.M. Hill and E. Diehl,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Lineages among the Xiao Liangshan Nuosu and Han", in: S. Harrell (ed.), Perspectives on the Yi, pp. 51-67; 马尔子所著“凉山彝族家支和婚亲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功能”，凉山民族研究，2001年10月，10-25页。
[4] 采访，甘洛县，1999年8月9日。
[5] 采访，甘洛县，1999年8月9日。
[6] 关于头人的角色：参见 Liu Yu, "Searching for the Heroic Age of the Yi People in Liangshan", in S. Harrell, Perspectives on the Yi of Southwest China, pp. 104-117.
[7] 采访，冕宁县，1999年8月17日。
[8] 采访，甘洛县，1999年8月9日。
[9] 采访，喜德县，2002年8月19日。
[10] Cf. H.-D. Evers, "The ’traders’ dilemma", in: H.-D. Evers and H. Schrader (eds.), The Moral Economy of Trade. Ethnicity and Developing Marke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 7-14.
[11] 采访，美姑县，2001年9月5日。
[12] 采访，盐源县，2000年8月25日。
[13] 采访，普格县，2001年9月6日。
[14] 如1999年8月11日在甘洛县，1999年8月18日在冕宁县，2000年8月16和17日在昭觉县，2001年9月1日在布拖县，2002年8月21日在金阳县的采访。
[15] 采访，金阳县，2002年8月21日。
[16] 所有被调查的县的诺苏企业家都抱怨这点。
[17] 采访和拜访，2000年8月25日，盐源县。
[18] 这是在采访中显示出来的。
[19] 采访，普格县，2001年9月16日。
[20] 参见S. Harrell and Bamo Ayi, "Combining Ethnic Heritage and National Unity: A Paradox of Nuosu (Yi) Language Textbooks in China", i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1998, pp. 62-71.
[21] 如1999年8月6日和24日在西昌，1999年8月11日在甘洛县，1999年8月17日在冕宁县，2000年8月26日在盐源县，2001年9月2日在布拖县，2001年9月6日在美姑县，2001年9月16日在普格县，2002年8月22日在金阳县的采访。这一问题也在笔者参加的于2000年9月4日到7日在石林县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彝族研究会议的座谈会上讨论过。
[22] 采访，西昌，2001年9月18日。
[23] 1999年8月10日在甘洛县，2000年8月17日在昭觉县，2001年9月12日和2002年8月19日和23日在西昌的采访。
[24] F. Barth, Process and form in social life. Selected essays of Frederik Barth, vol. 1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p. 203。但是，仅仅从划分界线的角度来检查彝族与汉族间的关系会是片面和不正确的。同时，存在着相互的创造性和支持性的关系，它们必须包括在一个分析中，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在地方水平上的族群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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