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liangyongjia2015/
编者按：近日，凤凰网“时局观”栏目刊发了作家阿来和前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关于民族问题的对话，引起广泛关注。事后《中国民族报》特约评论员明浩撰文进行批驳。鉴于民族问题的重要和公众关切，凤凰大学问特约民族研究专家梁永佳教授撰文解读。梁文内容丰富充实，对当前民族问题的讨论和分析的方法也提出了批评，指出“大家都急于改造社会，却没有很好地解释社会”。
民族问题的“聊法”
中国民族问题的争论呈现两个逐渐分化的阵营。一派认为当下民族问题激化，根源在于建国初期的制度设计缺陷。自从“阶级”让位于“发展”以来，“少数民族”身份过度强化，致使多民族社会的各种问题滑向了民族间矛盾。因此，国家应突出公民身份，淡化民族身份，促进中华民族认同。甚至有人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概念，试图以民族融合取代民族识别。这一派可以称为“融合派”。另一派则认为，从建国初期的民族政策到19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含有大智慧。当下民族问题的根源，在于未能充分落实这套制度，当务之急是落实承诺，实现法治，强化自治权，赋予民族地区自我保护的能力。他们可以称为“自治派”。
两派主要对民族政策的转变路径发声，却很少论述民族问题的现状。对双方来说，现状似乎很清楚了。他们的论述中，常见的是领导讲话、政策简史、经典理论、近代思想、美国经验、苏联模式，以及康乾盛世、民国教训等等，却不太重视“民族”在社会中的实际状态，更不用说基于经验材料的细致分析了。当然，历史脉络、外国经验、理论梳理都极为重要，也必须做扎实。但是，读再多的朱批档案，引再多的经典文献，讲再多的外国经验，都只能起到借鉴作用，不能取代对现实的系统研究。
例如，阿来先生的《瞻对》是一部精彩的文学作品，但拿它来调整今天的西藏政策，就未免太“迂”了。嘉庆和道光重复乾隆的错误，或许不是因为他们忽视前车之鉴，更可能是他们与乾隆处于同样的权力格局之中，不得不为了天朝的脸面做出近乎荒唐的事情。整部作品中，我们听不到“夹坝”的声音，无从知晓抢劫官差背后存在何种不同于精英叙事的“另类理性”。研究历史大可不必操心这件事，因为没有材料可资利用。但是，制定政策就不同了，芸芸众生就在不远处一个叫“社会”的地方，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有一整套方法，能持续地解释社会中各种行动者的诉求、动力和价值观。政策制定者完全可以借助这些研究，认识社会的复杂性，感知沉默者的力量，评估社会的走势，巧用权力，因势利导，做到名符其实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相反，总盯着乾隆爷的想法，就不太容易跳出“社会管理”的圈子，看见什么想管什么，不相信社会有自己的秩序和理性。最终会将政府置于“无限责任公司”的境地，自己也只能鞠躬尽瘁了。
借鉴历史和外国经验都有限度
有人说要多了解世界，少点中国历史。我很同意，但想加上一句：历史多一点还是世界多一点，都比不上对现实了解多一点。历史和外国经验都是在另一个时空中发生的，其复杂环境难以复制。虽然值得借鉴，但要清楚限度。
历史往往只能感叹，不能招魂。民族身份在历史上的确比较模糊，有一定的弹性。阿来先生认为这是好事，给交融留下了空间。的确，康巴人和拉萨人在清代并没有认同成一个民族，北京这边叫康巴人为“番”。类似的情况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仍然俯身皆是。从一个民族身份转化成另一个民族的情况并不少见，通婚、升学、经商、从军都可能改变自己原来的民族归属。例如，一位民国时期长居大理的外国人就发现，这里的“民家人”如果住到城里，言行举止都像城里人，那么大家就认为他是一个汉人，尽管大家都知道他的上一辈是民家人。历史上，不仅转变民族身份不难，民族种类也很多，甚至很“杂乱”。1950年代民族识别的时候，仅云南一个省就自报了二百六十多个“民族”，后来经过官员、民族精英、学者的工作，少数民族总数最终归并为26个。换句话说，今天很多少数民族，原本就是不同称谓的人群归并到一起的后果。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诟病民族识别，认为民族识别还不如历史上民族身份很淡化、很弹性的状态。
这种借鉴历史的方法值得商榷。今天的国家不同于高高在上的古代国家，它要一竿子插到底，跟每个公民打交道，以公共政策实现公平正义，这是所谓当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共识。为此，它必须想办法“读懂”地方社会，将复杂的地方生活简化成可以统计的标签、代码、类别，并以此为依据分配资源。同时，它还有责任平衡国民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是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目的之一。依我看，民族识别就是这样一个为了“读懂”少数民族社会而推行的重大工程。当初那二百六十多个族称，在各个地方生活中都肯定有其存在的意义，只是从国家的视角来看才显得“杂乱”，因此国家必须将它们简化、清晰化、固化。今天，一个人只能是藏族、白族、彝族、汉族，违规更改会受到严厉追究。国家只有这么做，才可能实施它的政策，保持它的权威，才可能对一个民族内的所有成员一视同仁，才可能对两个不同的民族实施差异的政策，以平衡事实上的差距。简言之，是现代国家的责任使得一个民族内部越来越趋同，民族之间越来越差异。也正是这个原因，让两个民族走向融合，即便历史上出现过，也无法借鉴到今天。试问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哪两个民族“融合”过？总之，民族身份的固化、清晰化，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横扫世界的后果，不是民族政策能左右的事情。弹性身份、模糊身份是历史事实，但已经无法借鉴。
同样，借鉴外国经验也可能水土不服。有人借用苏联按民族成分而解体的教训警告中国，却忽视了，中国从《共同纲领》开始就没有照搬苏联，没有确立过民族自决权的法理基础。有人借用印度联邦制的“成功”与前南斯拉夫联邦制的失败，警告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过于将中国条块分割，却忽视了，正是突出“区域”的民族自治，使得杂居一处的不同民族有了合作治理的可能。有人借用土耳其当代政治中的世俗化言论讽喻中国，宣称世俗化乃是世界潮流。岂不知土耳其某些政治力量的世俗化诉求，乃是抵抗执政党过于伊斯兰化的策略，中国并不具备那里的宗教化环境，借鉴土耳其的经验管理中国的少数民族宗教，实际上存在错位。还有人主张中国借用美国的“熔炉政策”将各民族最终“融合”，岂不知这一政策早在美国宣告破产。有人主张“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国家，岂不知世界上的国家数字远远低于民族数字，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中国还是全亚洲第一个多民族共和国。总之，单凭历史知识、国外模式、经典理论，无法形成有意义的民族问题争论。
都急于改造社会，却没有很好地解释社会
缺乏对现实的关照，民族问题之争容易流于观念之争，甚至演变成为争论而争论。近年融合派与自治派的观点越发泾渭分明，言辞也日趋激烈，甚至形同水火。原本有差异的观点，被对方归为“一丘之貉”，大加挞伐。一旦中央有新精神公布，争论双方都会找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讥讽对方“失算”，这恰恰说明了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争论双方都不太重视对方的合理成分，缺乏从善如流的开放态度，过于捍卫自己的立场，失去了学术的本分。而且，讨伐者容易忽视被讨伐人自身的变化，争论也往往演变成对道德制高点的争夺。例如，针对马戎教授“去政治化”的批评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了，笔者虽然未必同意这一主张，但我也注意到，批评者并没能及时跟踪他对这一主张的改进。
观念之争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证据不必来自现实，而是来自自己所秉承的某种抽象原则。这不仅是“民族问题”的争论环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当下“左”、右两派在几乎所有议题上的争论环境：大家都急于改造社会，却没有很好地解释社会。对于很多涉及民族问题的事件，我们看不到冷静的社会科学分析，不清楚导致这些事件的具体社会条件和发生机制，也不清楚个体和群体在事件中的行动内容，以及行动者对于自己的行动所赋予的意义，更不用说探索行动者的心态、情感、记忆了。如果不能解释形形色色的民族间理解、合作、宽容、隔阂、猜忌等情况的发生机制、观念基础、情感因素，那民族问题的争论或许只能流于观念之争。作为社会主体的芸芸众生，却一直外在于争论本身。
民族问题绝非“少数民族的问题”
实际上，“民族”这一关键词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了非常复杂的现实，只是主流学界不太重视它罢了。这一点，对照一下农民工调查、股市分析、清史研究的规模和强度就很清楚了。
中国有64%的领土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面生活着半数少数民族人口和数以亿计的汉族成员。这里有丰富的石油、金属、水力等自然资源，有大量的基础设施，也同样处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管辖之下。同时，还有另一半少数民族成员生活在非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其中包括两千多万流动人口。这大概就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含义。在今日中国，人员、观念、信息呈现大规模高强度的流动性，民族景观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少数民族再也不只是住在偏远山区的、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信息封闭的人群了。实际上，很多少数民族的国际化程度之强、生活水平之高，超乎想象。在中国的国际角色逐渐丰富的今天，少数民族的“边疆”地位已经成为他们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中国，几乎所有城市和相当一部分农村都已经成为“多民族社会”，大城市尤为如此。大部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都会与不同于自己民族成分的其他民族成员打交道。因此，民族问题绝非“少数民族的问题”，而是所有中国人的问题。“多民族社会”已经是中国社会的新“常态”。
但是，我们对这一常态的机制、构造、肌理所知不多，大量问题没有回答。例如，民族身份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人们如何想象其他民族成员？在一个社区里，不同民族之间是否以及如何交往？针对具体民族的刻板印象是如何生成和触发行动的？不同民族是否了解彼此在饮食、仪式、通婚等方面的禁忌？民族身份是否会导致一个个日常生活的“小圈子”？如何克服或者构建语言障碍？除了优惠政策外，少数民族在教育、医疗、雇工、晋升等方面还存在哪些“潜规则”、变通做法？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一个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民族身份、历史和文化？是否以及如何使用自己的语言？如何封斋、礼佛？如何接受教育、择偶、择业？为什么留大胡子、蒙面纱？为什么有病先要求助“毕摩”？为什么一定要回乡成家立业？为什么要外出打工？为什么慷慨、信任、自强不息的同时，又可能酗酒、吸毒、贩卖人口？是否愿意以及如何用民族身份经商、创业、从事艺术创作？如何接受优惠政策？如何被其他民族成员对待？
这些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并非几天调研就能回答，也不是视察一通就能探知。生活世界无法简单拆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心理、语言等“部门”，而是由一个个具体问题构成的世界，连贯而有意义。它们构成了多民族社会的肌理、脉络和运行机制，也驱动了大小“事件”的发生。这种现实只能通过耐心的田野调查才能厘清，也只能通过彼此对话的写作才能被逐步解释，不可能一望便知。这些都是学界的“大白话”，却不一定为政界和全社会所理解。
用汉族代表中国的观念有问题
由于缺乏对多民族社会的认识，很多有歧视性倾向的说法长期通行于世。例如，少数民族被普遍理解成“浪漫原始”、“能歌善舞”，似乎他们天生是无忧无虑的前现代人群、人类的活化石、“原生态”的标本。普通话已经成为很多少数民族成员的母语，但该语言常常被称为“汉语”。很多人将中国人想象成有着五千年文化、奉行孔孟之道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却不知道还有一亿三千万国民未必如此。有的甚至认为流行于汉族的“祖先崇拜”应该是中国人共有的“天然信仰”，儒家应该被奉为“国教”，却不去考虑中国还有十几个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有的少数民族甚至有着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传统。中医被称为“祖国医学”、“国医”，但少数民族的医疗知识却被称为“藏医”、“蒙医”、“苗医”，有的干脆就被称为“迷信”。类似地，很多冠以“国”字称号的艺术形式，也不能不说忽视了中国的多民族现实，如“国术”、“国艺”、“国画”、“国乐”，以及形容这些艺术的褒义词“国粹”。就连“国学”，也普遍被理解成历史上用中文记录的经典文献，而藏文、满文、西夏文、回鹘文、蒙文、彝文、傣文等文字写成的作品则多被称为“少数民族文献”。更有甚者，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有的少数民族在几十年前还处于汉族三千年前的状态。这种不经意流露出来的优越感，以及用汉族代表中国的观念，都说明了“多民族社会”的复杂性还远远未被认识。这种复杂性，需要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的解释。这不仅是争论民族问题的基本前提，也是制定民族政策的重要依据。（作者梁永佳系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凤凰大学问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 责编：孔德继
kongdj@ife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