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家”：一个技术移民群体的家庭策略与跨国实践
张少春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以“做家”来讨论移民家庭再造的过程和逻辑，展现流动的家庭如何在传统文化理想和跨国生活现实之间被塑造出来。移民家庭的实践建立在成员跨国移动的空间轴和生命历程的时间轴之上，表现为各种家庭关系被不断重组。本文以来自中国的半导体技术移民在新加坡的生活为例，考察了夫与妻、父与幼和子与老这三对基本关系在不同时空环境和外部条件下，如何影响人们的策略和行为，产生了哪些特殊的家庭形式与居住格局。
【关键词】移民家庭 技术移民 家庭策略 一家两国 新加坡
一、引言
我家乡是湖北XT，我在那里从小到大，一直到后来读大学，爸妈现在也还生活在那里。但是我现在的工作肯定回不去了，最理想的状态也就是在武汉工作，把父母接到一起住。现在想起家乡就是家人、亲戚朋友在一起。我觉得家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在同一个城市，父母、妻子还有小孩住在一起。①
大概每个中国人都有这样的乡愁，各人现实中的家庭生活可能千差万别，但是家给人的稳定和幸福的想象却是一致的。在全球化驱动的流动性成为现代生活主要特征的背景下，②人口、商品、资本都卷入变动不居的洪流中。人们对于确定性、安全感的眷恋与变幻莫测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张力构成现代生活的重要问题之一，这种张力在跨国迁移的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就试图以流动在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半导体工程师们为研究对象，考察家庭在移民生活中如何影响他们的决策，塑造其行为。
二、作为问题的移民家庭研究
移民家庭的研究一直是移民研究的重要领域，家庭为移民提供了经济、情感、网络等方面的社会支持。③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是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中观层次，经由它将外部的结构性与个体的自主性连接起来。移民策略正是立足于这个集团的结构位置，在不同时空的情境中被家庭内部的成员协商出来。但是移民家庭不仅具有研究方法上的重要性，更是华人重要的文化传统。讨论到华人华侨的移民实践，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家观念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或者说文化惯性的存在。④儒家传统所规定的理想家庭是在父系家族的组织下，父母、兄弟、子女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同居共财模式。⑤这套理想也许从来没有完整地实践，但却不能否认它对于人们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家观念构成华人生活中的一种普遍共享的文化意识形态。
方法上的便利性与家文化在华人社会中的特殊性相联系，使得在华人华侨研究中，“家”的重要性一直被不同的研究所重申。较早开拓海外华人研究的陈达指出存在“两头家”的现象，分析移民的家族制度及其社会习俗如何影响到资源的管理和个体的生活。⑥而田汝康在沙捞越的研究中发现华人宗族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作用，揭示了经济资源在宗族重组中的重要意义。⑦在这样的传统中，家庭被作为移民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生活史成为展现华人跨国生活的重要方法。⑧而以家观念为基础的虚拟血缘和地缘关系，则被用来解释移民社会的整合，比如宗亲会、同乡会、同业会的运作。有研究就以香港新田和伦敦之间的移民为例，讨论了宗族作为传统社会组织在海外生活、侨乡变迁等方面的作用。⑨上述研究是学者们为了认识一时一地的社会现实而建构出来的理想型，对于建立一种华人移民研究的范式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后继的研究日益表现出本质主义的倾向，将“家”具象化为文化上的母国、组织上的纽带、生活中的单位等僵硬的对象，而忽视了中国文化中家观念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其根据社会结合条件不断调整的流变性。
具体到华人移民的家庭研究中，学者们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人类学、社会学对于本土家庭的解释框架，说明的只是作为理想类型的“中国人家庭”如何流动，却忽视了跨国生活过程中，这个“家庭”从形式、象征，乃至功能上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表现出来就是既有本土家庭的特点，也体现出移民生活的在地性。现实中的各种移民家庭形式总是由自身从母国带来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技术，与移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在互动中塑造出来。⑩如何认识这种流动的家庭，特别是其再造的过程和逻辑，正是本文所试图理解的问题。也就是说，移民家庭的研究如何从“家的流动”走向“流动的家”。
华人移民的“家”有三个基本维度：“祖先的家”、“情感的家”和“功能的家”。移民生活过程中，“家”的含义在这三个维度之间彼此冲突和妥协，导致“家”的分裂和不稳定。而为了克服这种分裂在心理上造成的焦虑，移民往往会借用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元素，努力弥合“家”的内部所出现的裂痕。11在这个重构过程中，需要注意到家观念包含两个层次：作为文化理想的“家”和作为技术策略的“家”。12第一层是指观念中的理想家庭模式，包括人们关于幸福家庭的种种想象、习得的规范与责任。第二层次是具体实践中的各种技术、组织，乃至实践中的斗争和妥协。日常的家庭生活就是由此类活动构成，体现出具体的时空特征。华人移民的家庭实践，可以看成是在第一层文化理想的指导下，不断地利用和改造第二层技术和知识的过程。本文正是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之上提出“做家”的概念，将研究对象的跨国家庭生活定义为一个持续实践的过程。个体利用自身所掌握的家庭文化知识在跨国流动的自由与结构之间不断地自我定位，生产出情境化的家庭形态。通过这样持续“做家”的实践，移民最终在象征意义与现实条件两方面，重构出一个完整的“家”。
家观念作为一套“意义之网”，被跨国迁移的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重新编织，展现出文化惯性与社会结合的复杂关系。13移民的家庭生活作为一幕幕戏剧，14上演的舞台本身是情境化的。要理解移民在某一位置上的生活，离不开人们如何在外部结构和文化资源之间自我定位的实践活动。迁移过程中的流动定位包含空间和时间两个面向，不仅是空间上的不断“做家”（home making），也是生命周期意义上的持续“做家”（family making）。
就前者而言，有学者把家庭视为一种文化建构和空间生产，展示了移民如何在多重的社会空间认知下，造就出一个跨地域的社会空间。15他们的生活世界就是不同空间结构碰撞的结果，标记着自己于该社会空间中的存在状态。但是跨国的社会空间实践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家庭是流动的，且根据时空环境不断地被重构。16所以也就不能以流动过程中的某一处空间上的“家”来指代一个“做家”的过程。这就涉及时间意义上的家庭在不同的阶段，怎样以各种形式和内容被创造出来。家庭在其生命历程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不同阶段的家庭具有不同的任务和需求。17其性质和形态受到外部社会变迁和内部生命周期的共同影响，反映出来的家庭策略取决于内部权力关系和外部社会条件的连接。18个体的移民策略立足于不同时间整个集团的结构位置和内部的分工关系，对家庭生活中的资源配置、成员关系、组织形态都进行着持续的改造。
流动中的移民家庭建立在成员跨国移动的空间轴和生命历程的时间轴之上，表现为各种家庭关系的不同排列组合。因而在移民家庭的研究中，发挥中介作用的家庭不能被固化为客观的单位或纽带，而应该深入跨国、代际、性别、权力等家庭关系的多样性中去。19“做家”的基本逻辑就是在文化惯性和社会条件的双重作用下，不断地重组一些核心的家庭关系。那么中国人家庭的基本关系是什么？费孝通先生用三角形结构来表示家庭结构的特质和演变，丈夫、妻子、孩子构成一个核心家庭结构关系的三个支点，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构成核心家庭内部的基本关系。20在独生子女政策和家庭核心化的作用下，夫妻一体成为家庭关系的核心。父子一体则体现为两个阶段，一是在子女尚未成年之前父母有义务给予照顾，二是在父母年老之后子女有赡养责任。下面的讨论就是将家庭内部的代际、性别和权力关系，以跨国流动的男性半导体工程师为中心，21划分为夫与妻、父与幼和子与老三个方面。
本研究源于作者2012年9月至2014年2月在新加坡所做的中国技术移民的田野调查。主要选择新加坡晶圆封装企业内的中国工程师群体为研究对象，这个行业形成了跨越国家的专业人才市场，并产生了稳定的移民渠道和机制。他们具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技术，一般都是在国内积累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才能进入新加坡的半导体企业。据调查对象估计，来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工程师最终约70％留在了新加坡，并陆续申请永久居民或公民身份。作者采用滚雪球的方法先后访谈了近百位工程师及其家人，分布于GF、UMC、SSMC、ST半导体公司和相应的配套厂商、研究机构。下面就以调查中部分家庭的跨国生活经历，来讨论他们在不同时空环境和外部条件下如何“做家”。考察几对基本关系在他们跨国流动的具体情境中如何影响人们的策略和行为，产生了哪些特殊的家庭形式与居住安排。
三、工程师与妻子：“幸福的婚姻”
男性与女性的结合是任何文化中婚姻定义的基本内容，也是现代核心家庭的基础。处于初婚年龄段的青年科技劳工的跨国移动，与其母国的婚姻制度联系在一起，某种程度上正是当地婚姻市场的结果。22这些工程师源出的中国社会，核心家庭的比例大幅上升，23家庭结构的转变决定了青年一代居住方式的变化。城市未婚青年对婚后的居住意愿以小家单独居住为主，其比例高达85％以上，而已婚青年实际单独居住的比例则在50％～60％之间。24居住方式核心化的趋势下，房子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缔结婚姻的重要资本。这也构成促使这些工程师出国就业的重要推力。根据作者在田野中的统计，大多数工程师初次来新加坡的原因主要就是此类经济因素，如“新加坡工资高”、“国内房子太贵，趁年轻出来攒点钱”等。相对而言，把移民定居作为首要目标的并不多见。
我过来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国内的房价太高了，累死累活每个月才赚那么点。2007年7月本科毕业，我那时候在武汉，每个月就五千多块钱。当时因为是一个人，住的是公司的房子，吃饭也有补贴。如果不用买房，其实生活也还不错，但是如果要买房，压力就大很多。当时眼前就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每个月的薪水乘以五的话就比国内高很多。相比之下，我出来挣几年钱再回去，肯定比留在武汉好一些。现在我回去最起码房子有着落了。25
新加坡从工作空间向生活空间的转变，第一步就是在地谈恋爱。但是因为半导体行业工程师以男性为主，而且轮班制等工作安排也制约了他们的作息时间，接触异性的机会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在公司内部，半导体企业二元化的劳动力分割表现在这里，不仅是职位和收入差异，也是一种性别分工。生产线上的操作员以女性为主，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主要是华人。男性工程师与女性操作员的结合是这个行业的一个特色，有研究对象估计达到所有工程师家庭的三成左右。但是跨国婚姻的类型相对固定：马来西亚籍女性会嫁给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中国女工会嫁给中国人和新加坡人；中国工程师和新加坡女性的结合调查中只有一例。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工程师在国内已经有女朋友，或者是回国结婚之后再次来新加坡，他们会选择利用移民政策把国内的配偶接过来。在2013年6月之前，工程师的就业准证可以为配偶申请家属准证。26有的人在工作稳定下来之后，就开始尝试为配偶办理来新加坡的手续。工程师配偶的家属准证依附于他本人的就业准证，有效期也一致。一旦工程师辞职或者被裁员，那么在就业准证失效的同时，配偶的签证也同时失效。配偶来新加坡的渠道清晰且相对通畅，但问题是过来之后如何就业。因为跨国认证机制的存在，工程师妻子们在国内所获得的教育培训和技术经验并不能保证他们在移居地劳动力市场取得优势，地位的损失更为常见。27
我老婆之前在国内XA市财政局做公务员，后来为了来新加坡团聚，放弃了国内的工作。刚过来的时候我托新加坡同事帮她找了一份在辅导中心做前台的工作，但是因为语言的问题，经常被老板说。后来我们就换了一份工作，在加油站收费。这份工作还不错，也不用很多英语，会算数就行。但一次有人加完油没给钱就开车跑了，还要我们赔钱。现在她在一个私人的庙宇里做会计，就是负责收受香火钱之类的。虽然每月工资只有1200新币，但是只有两个同事，人际关系简单，时间也自由，能照顾家里。28
当地的招聘广告规定必须明确优先考虑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在此基础上，新加坡政府又推出“新雇佣框架”，强制雇主在提出新的就业准证申请前，必须在为本地人开放的工作信息库中刊登至少14天的招聘广告，没有新加坡籍求职者被录用才能聘请外籍人士。29有人在国内是医生或教师，来新加坡之后从事的却是幼儿园护工等工作。即使在国内看起来比较低等的服务性工作反而更不容易适应，因为这些工作往往需要更多的口头沟通，而主要语言是英文。而且家属准证的就业必须经过人力部批准，流程相对比较复杂。一般配偶来新加坡后如果能在半年内找到一份工作，已经算是比较顺利了。也有人会选择在当地读书，以获得受认可的教育资本。
2013年6月开始，陆续有工程师在更新就业准证时失败，被降为技术准证。30这是新加坡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薪水高于政府规定的就业准证标准，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被降低了准证类型。比如B先生的月收入在4200新币以上，远高于政府为就业准证设定的3300新币的门槛，但还是在2013年6月更新准证时被降级。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技术准证不能为配偶申请家属准证。调查中有个案展现了移民政策的突然变化给工程师夫妻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B先生的女朋友因为换工作而面临失去工作准证的风险。虽然还没有见过双方家长，他们决定先在中国大使馆领结婚证，这样就可以通过丈夫的就业准证为妻子办理家属准证。但是出乎意料的是，B先生被降为技术准证，失去了为配偶办理家属准证的资格。他们不得不申请一个月的临时准证以求拖延，但却被新加坡移民局拒绝。后来女方在限期离境前三天找到了新的工作，由新公司担保才申请到临时准证。
除了移民目的明确的家庭，很多工程师即使结婚了也不急于在新加坡买房。因为根据规定，不论是政府组屋还是私人公寓都必须在5年后才能转售，也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流动性。许多人选择积累资金以增强自己在未来流动的资本。有的人选择把钱存起来，等到汇率划算的时候换成人民币汇到自己国内的账户；有的人选择在国内购买住房、店铺，或者参与到朋友的其他投资中；也有人在新加坡合伙寻找生意机会，比如在食阁开小饭庄。按照访谈对象的说法，现在的工作看不到未来，必须为自己四十岁以后的生活做打算，如果买房就等于把自己绑在新加坡，到时候离开半导体公司又不知道能干什么。
虽然从中国来到新加坡，但是这些年轻人的家庭模式并没有变。与在国内的生活一样，他们就像空中的风筝，线还是牵在父母手里。许多人是从全国各地流进位于北京、上海、武汉、无锡等地的半导体企业，作为核心家庭的一员，他们的家庭关系早就跨越了地理上的空间。只是从国内的大城市到新加坡，这个纽带进一步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完成了家庭关系在政治空间上的流动。婚姻的缔结是移民过程中的第一个节点，从此新加坡由工作空间转变为生活世界。已经结婚的工程师就会倾向于继续在新加坡工作，而不是合同结束马上回国。他们在这个社会的嵌入也从单纯的就业，发展为情感的依恋。那些选择留下来生活的夫妻，要不就已经是永久居民甚至公民，或者已经在这边买了房子。这个群体的流动性就明显降低，新加坡已经成他们的家。特别是买了房子之后，上述“风筝型”的家庭模式就转变为两代核心家庭之间的联盟。
四、工程师与子女：“为了下一代”
子女的出现使得家庭中原来的夫妻关系转变为夫、妻、子（女）三角关系，自此进入稳定的核心家庭结构，也就是所谓“才有了家的样子”。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象征了血脉的延续。在父子一体的传统观念里，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实际上表示的是所有的祖先和所有的子孙存在着一体的关系。所以对子女的养育和照顾不仅是出于延续种的需要，也是对祖先的责任。31事实上，第二代的抚育在跨国流动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2调查对象的访谈显示，生小孩是影响他们流动决策的第二个重要节点，直接就决定了他们是否要在新加坡定居。决定要孩子之后，人们就不得不考虑在新加坡买房子的计划，可以说小孩在他出生之前就影响了父母的移民策略。
根据一位曾经是工程师，2012年辞职做房屋中介的调查对象所说。有小孩的家庭很难继续租住别人的房子，主要是生活习惯的影响。比如很多新加坡人不喜欢房客吵闹，有小孩的家庭不受欢迎；租住的房间做饭往往有限制，对孕妇和小孩都不好；来新帮忙带小孩的父母没地方居住，等等。
我有一个同事，他太太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最近正在看房子，准备买政府组屋。结果上周新政策出来，永久居民要待在新加坡满三年才能买。这样他的所有计划都打乱了，手上的钱又不够买公寓，现在就打算让他太太回国去生小孩。33
新加坡的政策变化迅速，往往是公布之后第二天就开始实施。正是因为政策的灵活多变，很多工程师申请永久居民并不是为了留在新加坡，只是为了换取一个更有保障的就业身份。但转成公民就是跨国迁移的质变，自此就从中国籍变为新加坡籍。而推动工程师们做出这一决策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新加坡可以给小孩提供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环境；二是为了争取更好的社会福利，因为公民与永久居民之间的福利差距越来越大；三是多年之后已经很习惯新加坡的生活方式，回国之后反倒无法适应。对于有小孩的家庭，第一点在调查中的提及率最高。传统文化对于教育的重视，使得对教育资本的追逐成为人们跨国迁移的重要目的，整个家庭的安排也不断受到影响。34
你就想怎么样对小孩的发展好啊，不会单单是我们的买房压力是多大，就会想我们的小孩怎样会过得好一点。比如说，回国对小孩好，还是这边对小孩好，完全是放在小孩的位置上，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发展上了。35
为了小孩接受优质的教育为什么必须申请新加坡公民身份呢？这源于新加坡最近几年越来越收紧社会福利，一切资源优先本国公民的政策趋势。参照表1会发现，永久居民的小孩在小学阶段每个月就必须比公民子女多缴纳90新币，外籍学生的差距更大。为了减少教育支出，以及避免孩子在学校遭到不可预期的歧视，36申请公民成为必然的选择。
这里仅是以教育为例，新加坡政府的福利政策建立在一套细致的身份体系之上。工作准证、技术准证、就业准证、永久居民、公民几大类身份37，涉及收入、居留、购房、医疗、公积金、教育等各个方面，形成一整套的身份体系。不同身份的人享受不同的福利，而且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化。这种等级化的福利体系使得新加坡政府可以通过不断的政策调整，来吸纳被认为有价值的“外国人才”。但作为政府政策的对象而言，移民也会主动地适应这套体系，最大化地获取政策利益。
这里存在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即“一家两国”，指的是新移民家庭中夫妻双方拥有两个不同的国籍。因为半导体专业人才市场的存在，丈夫工作的稳定性和收入都相对较好。所以许多“一家两国”的工程师家庭是由丈夫带领小孩申请新加坡公民身份，而妻子保留中国籍。这种安排主要是出于分散移民风险的考虑，一方面使孩子有机会在新加坡接受良好的英文教育，另一方面为家庭的未来留条后路。但是2013年开始“一家两国”的公民申请模式已经很难成功，政府也通过限制此类新移民家庭的福利和便利，推动他们转为双公民家庭。典型的“一家两国”模式可以用G先生的例子来说明，开始他只是为了买房申请了永久居民。后来当第一个孩子在国内养到三岁，他在2010年带着孩子申请了公民身份。而他太太目前仍然保持永久居民的身份。
新加坡毕竟地方小，没有什么资源，万一哪天再来个金融危机也说不定。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让我太太保留中国籍，这样多个选择。将来如果我这里的工作做不了，还可以把房子卖掉回国。而且我父母年纪都大了，也需要有人照顾。38
许多工程师的第一套房子都是在公司附近。以GF所在地的兀兰为例，四房式组屋39约在40万新币左右，首付20％加上简单的装修和家电，一般需要10万新币。而一个5年年资的工程师月收入在4000新币上下，不是特别重的负担，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出租来缓解贷款的压力。半导体工厂分布的工业园周边，因为大量外国劳工的需求，单个房间租金往往要比一般水平高出100～200新币左右。在本地扎稳脚跟之后，有人也会因为家庭生活的质量而迁移，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小孩的成长与教育。当他们掌握了当地社会的空间知识之后，便会让自己的生活整合进这个社会的肌理中去，在不同地点展开家庭生活。
我自己的房子有三间房，租出去两间，每个月租金和公积金还掉房贷还有五百多的剩余。但是后来我岳母过来帮我们带小孩子，就不够住。而且我那一带都是工业区，有时候带孩子下楼都没有地方去。后来我就把我自己的房子整套出租出去，又在海边公园那边租了别人的两房式公寓。这样虽然我离上班远了一些，每个月还要贴进去三百多，但是住的地方旁边就是公园，也有小孩子玩的地方。40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教育的问题便显现出来。新加坡教育体系奉行严苛的分流筛选机制，小孩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必须面临激烈竞争，各种形式的家教和补习班遍布全岛各地。调查对象们坚持从国内习得的“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想尽各种方法让自己的小孩进入好一点的学校。
我原来的房子在公司旁边，主要是考虑上班方便。但是后来我们老大长到5岁左右就觉得不行了。我们那一带只有社区的学校，水平不怎么样。为了让他读一个好一点的小学，后来我们就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附近买了一套小一点的公寓。从卖房子、选房子，到最后住进去，折腾了差不多大半年时间。那边有几所名校，所以房价也比我以前的房子要高许多。但没办法，只有住在名校周围一公里范围之类，进去的机会才会大些。最终结果怎么样，谁也不知道，看运气了。41
“一家两国”使得工程师们的孩子满足了小学入学筛选的政治身份，但是还必须面对其他社会性的条件限制。在小学入学筛选中，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包括： 祖父母、父母或其他近亲曾经在该校就读；孩子已有哥哥或姐姐在该校就读；父母是不是该学校所属社会组织（如教会）的成员；父母是不是该校的义工，并参与了足够长时间的义工活动；家庭居住地与学校的直线距离。这些条件背后实际上考验的是家长在新加坡这个社会中的嵌入程度，生长在这个体系之外的工程师们恰恰缺乏这些社会资本。对这些新移民而言，唯一的方法就是住到名校附近，虽然不一定能够保证学额，但至少成功的希望大大增加。
就居住空间而言，很多工程师的房子一开始都是买在公司附近，但是随着家庭生活的扩展，他们在新加坡也有一个迁移的过程。第一次买房只是为了在本地落脚，之后为了小孩的成长和教育，他们会在本地的地理空间内流动，让自己真正嵌入到新加坡的社会脉络中。小家庭与父母的家庭构成联邦式的关系，双方靠通信维持感情，父母会来新加坡短期居住，他们也会回国探望。但是在第三代诞生之后，工程师家庭与父母之间的联邦式关系，转变为以第三代为中心的 “同心圆”。这反映在移动模式上：在没有小孩之前主要是回中国老家过年；而有小孩的家庭则倾向于父母来新加坡团聚。为了照顾第三代的成长，父母也会长期居住在新加坡，这样两个家庭的重心都从国内移动到了新加坡。在这种“同心圆”的格局下，父母在签证、经济、情感上依附于子女的核心家庭，特别是子女的公民身份构成他们跨国迁移的合法性基础。
五、工程师与父母：“这是我们的责任”
上文讨论的父与子（女）的关系，在家庭生命周期中属于再生产的阶段。当子女长大成人，与父母家庭的经济、文化权利逆转之后，就是家庭三角关系的分裂。代际关系在成年子女和壮年父母之间还包含一种交换关系，子女家庭与父母家庭的联邦关系也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早期是父母家庭提供经济和劳动支援，如购房支持，照顾第三代等；进入后期便是子女家庭赡养老人，反哺的阶段。从“我”与父母的向度来看，儒家传统强调的是“孝”。人们被教育父母是自己的血脉之源，并养育了“我”的身体和灵魂，所以在成年之后必须尽其所能报答父母，特别是赡养年老的父母。
这些工程师家庭的跨国生活建立在两个社会体系之间。他们可以灵活地利用这种跨国的优势，来打破中国或者新加坡单个社会所赋予限制。新加坡社会最为普遍的育儿方式是请家佣，据统计每6个新加坡家庭就有1户聘请了女佣。42或者是将孩子送去政府设立的幼儿中心，费用从每月400新币到超过1200新币不等。新加坡本地人的父母较少参与第三代的抚养，幼儿抚育的工作被市场化，主要由上述社会机制来承担。与此不同的是，祖辈帮助照顾婴幼儿却是中国大多数家庭的现状。43为了减少生活成本，也为了坚持传统的习惯，这种育婴模式也被新移民带入了新加坡，并与本地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社区楼下来自中国的老年人推着自己的孙子（女）散步，和他们玩耍的就是由女佣照顾的新加坡小孩。
那段时间我妈在这边帮忙带孩子，但是也比较难啦，因为父母在这边最多只能待3个月，所以就得轮着来。现在就我老婆辞职，专门在家带孩子。在这边有小孩的也挺多，都面临这种情况。父母还没退休，就算过来也只能待3个月，所以很多人就老婆辞职在家带孩子。以前PR的父母可以申请那种长期的，就是5年的签证，现在卡得紧了，很难申请下来。大多数以前都是父母过来带孩子，老婆就继续上班，现在就麻烦些。44
这段访谈材料反映出一个重要的政策变化，新加坡政府不断收紧针对新移民父母的签证。跨越两个社会体系所带来的双重性不仅仅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行为。这些老年亲属大多持长期社交访问准证，最长居留时间是5年。45但是随着政策的变化，现在永久居民为父母申请这种准证已经很困难。在“一家两国”的新移民家庭中，公民的父母一般可以顺利申请这种类型的准证，而永久居民的父母则会被拒绝。以较为常见的丈夫为公民的模式来说，因为一般照顾小孩的都是女性，所以婆婆可以拿到5年的长期访问准证，而岳母就不行。婆婆与岳母这对中国家庭关系中微妙的角色在签证政策的操弄下，直接后果就是家庭矛盾的增加。
婆媳关系也不好弄，我妈过来帮我带了一段时间孩子，孩子大些就回去了。现在年轻人都比较独立，而且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其实父母过来是好，但最好是她妈妈过来带。因为她跟婆婆有矛盾又不好说，自己妈妈就能支使来支使去，我就觉得，最好就是她妈来带。而且我妈一个人在这边太辛苦，也没人能换。我岳母还生气我们不让她过来，经常说想孙子。但是这是人家新加坡政府的政策，跟老人家也解释不清楚。46
这些老人在新加坡的生活不仅受到政策层面的限制，生活环境、饮食习惯、语言习俗等社会文化条件也制约了他们的活动空间。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局限在居住的社区，只有周末才能偶尔去公园之类的户外空间。因为无法适应新加坡的气候，加之老年人本来身体虚弱，疾病就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风险。这时候医疗问题就成为新移民家庭关注的焦点。虽然他们的子女成为了新加坡公民，但这并不能让他们也享受本地的社会福利。一旦患病，本地的医疗成本就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同时国内的医保制度又不能支付在国外的医疗费用，而且因为年纪太大，也很难购买商业保险。身处两种制度之间的空隙地带，让这些老人跨国生活的风险特别突出。
我妈妈曾经有一次在这边住院，当时主要是发烧，住院观察一夜之后，花了1200新币。我还听说有人给父母看病一次花了8000新币，这边医院确实贵，像我们有CPF47还好，老人就比较麻烦。经常就是回国的时候赶紧去检查检查身体，买些常用的药带过来。要是身体有不舒服，就用这些常用药顶一顶。然后回国去治疗，毕竟我妈在国内也有医保。但是这样就没办法长住，后边她身体再差些，将来还是要回去。48
当涉及融入、适应和发展等问题时，比如小孩教育，移民往往倾向于所在地的主流家庭观念。但是一旦涉及孝顺、赡养老人等本文化规定的义务，则会转向传统的家庭组织和知识。两种策略都是在所在地的生活中将已有的（母国和移居地的）家庭知识进行再生产的结果。49这就涉及工程师群体另一种跨国生活的策略，很多人将回国作为父母养老的首选。因为老人更为适应国内的环境和习惯，而且在国内养老还可以利用到医疗保险，获得传统社会网络的支持，从而明显降低赡养老人的压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普遍存在的是“一家两国”的模式，保留中国国籍可以让这些工程师夫妻在父母年迈的时候回国照料，而不必受到国内居留政策的限制。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有人在向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办理退籍手续之前，会提前回国挂失自己的身份证，等新身份证办理下来之后再去退籍。因为大使馆只是收回护照，并不收缴身份证，这样他们就可以保留一个有效期长达10年的新身份证。在回国居住、旅行的时候，这个身份证就可以让他们暂时恢复中国公民的便利。也就是说，他们在申请加入新加坡国籍的时刻就已经为将来的流动做好了准备。根据调查对象的设想，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核心家庭的一位成员就要在国内与父母常住，而另一半则带着小孩生活在新加坡。
“这是我们的责任”来自于调查对象的访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新加坡帮助抚养第三代的工程师父母认为帮助子女照顾小孩是他们的义务。二是在父母年老之后，返回故乡赡养老人是第一代移民的责任。或许正是出于赡养老人的考虑，“一家两国”的模式下往往都是由丈夫带着小孩转换国籍，而妻子则保留永久居民的身份。这又与中国传统家庭中的性别分工观念联系起来。“一家两国”的策略会让他们将核心家庭的另外两个支点——丈夫与孩子留在新加坡，由妻子回国承担父母的照料工作。所以，年老父母的赡养为移居他国的人们指明了回家的路。在未来可能呈现出一种“菱形”的家庭形态：工程师夫妻作为家庭的主干，一方面需要养育生活在新加坡的子女，另一方面还要照顾身在国内的父母。
六、结语
夫与妻、父与幼和子与老的关系不仅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关系，同时也标志了工程师在不同人生阶段的生活重点。基本家庭关系以及关于这些关系的意识形态被不断再造，在时间和空间上铭刻出各种形态的家庭生活。流动中移民家庭的形成、维持和解体均由不同的策略实践出来，不同的家庭形态在跨国生活的环境变化中，大致可分为图1的四种安排。
初到新加坡的工程师与父母保持一种核心家庭的模式，只不过其父子关系跨越了政治上的国界。当移民在当地建立家庭之后，新婚家庭与父母家庭之间构成联邦式的关系，联系密切而又相对独立。第三代的成长推动工程师申请新加坡公民身份，在小家庭内部出现了“一家两国”的局面；而第三代的抚育使其成为两代家庭的核心，母亲会进入工程师在新加坡的家庭以提供照顾，父母家庭的夫妻关系被国界分割到了两个不同的空间。当父母年老体弱之际，保留中国国籍的工程师妻子就需要返回国内照顾老人，而工程师则留在新加坡照顾小孩，空间界限画在工程师夫妻之间；需要说明的是，父母赡养阶段的格局仍然停留在他们的脑袋中，是一种对未来的规划，最早去到新加坡的那批人也尚未经历。这当然也不是一个规范性的模式，并不是所有工程师的移民生活都服从这四个阶段和模式。有的人也因为家庭变故、工作机会、个人因素而中途回国，也有的家庭由妻子申请公民身份或变为双公民家庭。只是这四种家庭形态所反映出来“做家”的过程，清晰地表现了人们在跨国生活中如何不断调整家庭关系、角色分工和居住模式，以持续营造他们理想中的“家”。所以说，不同人生阶段家庭内部权力、性别、代价关系的变动组合，是移民在跨国生活过程中不断追求文化理想的结果。
跨国当然是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但是现代家庭生活所面对的流动性冲击确是一致的。现代生活中的家庭不再是传统人类学研究中组织化、固定化的单位，而是组织关系受到严重冲击，建立在脆弱而临时的纽带之上，会不断做出调整以应对外部和内部变化的实践客体。家庭关系化约为几个对立关系，这些基本关系在生活世界的变动中随机组合，不同情境中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因而家庭的面貌也多种多样。在这种条件下的家庭研究，就必须关注家庭重组的逻辑和过程，也就是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河流中不断地自我定位。
*本研究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并得到麻国庆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南中国海族群互动与南岭民族走廊”（12JJD770011）的支持。
【注释】
①X先生，28岁，一名在新加坡三年的测试工程师。出国之前在国内某半导体公司工作，他的准证在2013年8月从EP被降至SP。目前与同为半导体工程师的女友一起租住在公司附近的政府组屋。
②Zygmunt Bauman， Liquid Times： Living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 Polity， 2007； J. Urry，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0.
③Monica Boyd， “Family and person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new agend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 23， No. 3， 1989， pp. 638-670； L. Perez， “Immigrant economic adjustment and family organization： the Cuban success story reexamin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0， No. 1， 1986， pp. 4-20； M. S. Kamiar & H. F. Ismail， “Family ties and economic stability concerns of migrant labour families in Jord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29， Iss. 4， 1991， pp. 561-570.
④Jianfa Shen & Lan-Hung Nora Chiang， “Chinese migrants and circular mobility： Introduction，” The China Review， Vol. 11， No. 2， 2011， pp. 1-10.
⑤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6页。
⑥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26～161页；Chen Ta， “The family，” in Chen Ta，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A Study of Overseas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AMS Press， 1978， pp.118-148。
⑦Tien Ju-kang， “Clanship，” in Tien Ju-kang， 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1953， pp. 21-35.
⑧Haiming Liu，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A Chinese Family： Immigrant Letters， Family Business， and Reverse Migrati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⑨James L. Watson， 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 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⑩Nancy Foner， “The immigrant family： Cultural legacies and cultural chang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1， No. 4， 1997， pp. 961-974.
11王苍柏、黄绍伦：《回家的路：关于全球化时代移民与家园关系的思考》，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2麻国庆：《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13［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4Chan Kwok-bun & Seet Chia Sing， “The politics of migrant family drama： Mainland Chinese immigrants in Singapore，” in Chan Kwok-bun （eds.），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hinese Families， New York： Springer， 2013， pp. 37-51.
15林蔼云：《漂泊的家：晋江——香港移民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16E. Kofman， “Family-related migr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European studi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30， No. 2， 2004， pp. 243-262.
17Paul C. Glick， “The family cyc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2， No. 2， 1947.
18樊欢欢：《家庭策略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城乡家庭的一个分析框架》，载《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
19Louise Ryan， et al.， “Family strategies and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Recent polish migrants in Lond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35， Iss. 1， 2009.
20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215～216页。
21男性占这个群体的绝大多数。以GF为例，有研究对象估计4000多人的员工中约有60％的工程师，工程师中男女比例约为6 ： 4。其中来自中国的达到约40％，男女比例约为8 ： 2。在生产性的部门中，中国工程师占比高达60％，男性比例更高。因而本文主要集中讨论的是男性半导体工程师的跨国家庭生活，为方便论述，下文涉及的“中国工程师”均指男性。
22项飙：《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7页。
23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4风笑天：《家安何处：当代城市青年的居住理想与居住现实》，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5B先生，29岁，一名在新加坡4年的设备工程师。出国之前在国内某半导体公司工作，他的准证在2013年6月从EP被降至SP。目前与女朋友一起租住在公司附近的政府组屋。
26家属准证（Dependant Pass）针对就业准证持有者，包括持有人的配偶、21周岁以下的子女或养子女。月固定收入在2800新币以上的技术准证持有者，也可申请家属签证。但是就业准证持有者的家属可以在新加坡工作，技术准证持有者的家属则不能。
27X.-F. Liu， “A case study of the labour market status of recent Mainland Chinese immigrants in Metropolitan Toronto，”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34， No. 4， 1994， pp. 584.
28M先生，40岁，来新13年的设备工程师主管。出国之前在国内某科研机构工作，2003年取得永久居民身份并购买政府组屋，2009年取得公民身份。已婚并育有一对子女，妻子持中国籍。
29何惜薇：《协助国人取得平等就业机会，新专业人士雇佣框架明年实施》，载《联合早报》2013年9月24日。
30杨丹旭：《就业准证薪水门槛调高 改申请S准证外籍员工大增》，载《联合早报》2013年10月7日。
31麻国庆：《借女生子》，载《读书》2000年第2期。
32Marjorie Faulstich Orellana， et al.， “Transnational childhoods：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ldren in processes of family migration，” Social Problems， Vol. 48， No. 4， 2001， pp. 572-591.
33P先生，35岁，前半导体工程师，现在一个政府研究所从事半导体研究工作。他2005年第一次来新加坡，2007年回国，2008年来新至今。2007年购买公寓，2010年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目前结婚并育有一女。
34S. Huang & B. S. A. Yeoh，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China’s ‘Study Mothers’ in Singapore，”Global Networks， Vol. 5， Iss. 4， 2005， pp. 379-400； J. L. Waters， “Transnational Family Strategies and Edu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spora，” Global Networks， Vol. 5， Iss. 4， 2005， pp. 359-377.
35L太太，26岁，在新加坡6年，目前在新加坡从事会计工作，2011年与丈夫L先生一起申请了永久居民身份。
36M先生的大女儿在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时候已经10岁，并在新加坡上了4年学。在早期的就读过程中，新加坡公民的小孩有政府提供的教育账户可直接支付某些费用，而他的女儿每次就必须拿支票或现金现场办理，由此引发的差异在女儿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37这里涉及的外国人身份类型包括：工作准证（Work Permit），即劳务准证，针对最低层次的外国劳工，没有最低薪水要求，没有机会申请永久居民；技术准证（Skill Pass），针对中等技能人员和技师，最低工资不得低于月薪2200新币；就业准证（Employment Pass，简称EP），针对外国职业人士、经理、高管和专家，每月基本工资的最低标准是3300新币；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持本国护照，5年更新一次，可以在新加坡任何非政府企业就业。工作准证、技术准证实行配额制，公司必须为这名员工缴纳外劳税，没有任何社会福利。永久居民享有部分社会福利，可以购买二手政府组屋。
38D先生，34岁，前半导体工程师，现在一个政府研究所从事半导体研究工作。他来新加坡7年，2008年取得永久居民身份并购买政府组屋。2010年带领两个小孩申请公民身份成功，妻子保持永久居民身份。
39四房式组屋，即国内俗称的“三室一厅”，实用面积大约80～105平方米。
40L先生，28岁，来新加坡6年的设备工程师。出国之前在国内某半导体公司工作，他在2011年取得永久居民身份，已婚并育有一女，2010年购买了公寓。
41D先生访谈材料。
42数据截至2006年12月。来源：Ministry of Manpower（新加坡人力部）： 《聘请外籍女佣指南》，第1页。
43吴要武：《独生子女政策与老年人迁移》，载《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4期。
44L先生访谈材料。
45长期社交访问准证（Long Term Social Visit Pass） 针对EP类型下P1或P2准证持有者的父母、岳父母、继子女、合法配偶、残障儿童和 / 或21周岁以上未婚女儿，是老年人来新照顾孙子（女）的主要身份。
46P先生访谈材料。
47CPF，英文全称是Central Provident Fund，即新加坡的社会保障机制，包含住房、医疗、养老三个账户。
48C先生，41岁，半导体工程师。2000年从国内某研究机构辞职来新，已13年。2002年取得永久居民身份，2005年成为新加坡公民。目前结婚并育有两子，妻子为永久居民。
49K. Pyke， “‘The normal American family’ as an interpretive structure of family life among grown children of Korean and Vietnamese Immigrants，”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 62， Iss. 1， 2000， pp. 240-255.
张少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人类学系（Zhang Shaochun， Center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本文转载自：《开放时代》杂志 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75&aid=1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