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国外人类学研究动向
郑少雄
2013-06-07 14:22: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7日
【核心提示】2010年以来的国外人类学研究体现了追求后现代文化批评和高度关注现实社会两大特征。前者主要表现为“德勒兹转向”，以及人类学界对《写文化》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的纪念；后者则体现在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如人类学如何有效解释当前的社会运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文化人类学越发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2010年以来的国外人类学研究体现了追求后现代文化批评和高度关注现实社会两大特征。前者主要表现为“德勒兹转向”，以及人类学界对《写文化》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的纪念；后者则体现在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如人类学如何有效解释当前的社会运动。笔者主要以《美国人类学家》发表的2010、2011年度文化人类学回顾为基础，探讨2010年以来人类学界的研究动向。
德勒兹“根茎”概念影响人类学研究
所谓“德勒兹转向”，即人类学界对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思想的借用，被视为“能动性”与“结构”之争的延伸。作为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勒兹与瓜达里的“根茎”（rhizome）概念表示一种无等级、水平性、异质性的无限连接状态，以此反对中心式的社会控制，也就是如何在福柯式“生物政治”的总体性支配之外，寻找摆脱结构依赖的人类“能动性”和日常动态过程。因为不可预料的事情时有发生，新的因果关系不断呈现，个体主体性不断变化、不可预测，所以主体性是开放的、处于不断形成中的，德勒兹影响下的人类学也因此被称为“形成中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becoming）。2010年美国人类学家协会组织了一场名为“德勒兹与人类学”的讨论，其影响广泛体现在对自然文化、本土性和安全性等话题的研究中。
关于本土性（indigeneity）的再思考，针对的是方兴未艾的原住民运动。传统上，原住民被认为是在国家政权进入前，已经居住在某一地方的民众。但近年来的民族志研究表明，“本土性”观念不是独立产生并逐渐为公众所接受的，它实际上和资本主义相伴而生，始终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存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变化。《文化人类学》（2010年夏季卷）组织了名为“新兴的本土性”（emergent indigeneity）专题，表明尽管人类学家可能支持2007年通过的《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但从学理上对“本土性”概念却持多样性理解和深刻反思态度。
值得注意的还有以下学科纪念活动。2011年是人类学反思之作《写文化》和《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出版25周年。《文化人类学》杂志和美国杜克大学人类学系联合举办了名为“《写文化》25年：理论、民族志和田野工作”的学术研讨会，并且发布了《写文化》25周年论文纪念版；同时，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举行了“《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25周年学术研讨会”。这两场重要的纪念活动表明，25年来，对人类学这一学科的知识定位及其自我反思、自我批评的后现代性始终受到学者的关注。
公共领域成人类学研究重点
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是近两年热议的领域。人们普遍关注人类学直接介入、广泛参与公共领域的可能性、益处以及伦理挑战。
其一是“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概念的使用，其核心内容是所谓的“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这一领域的支持者认为，人类与非人类、文化与自然的本体论区分是有问题的，人类学应将其他非人类有机体纳入思考，“考虑大多数有机体的生计如何塑造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以及为这些力量所塑造……有机物的宿主的生与死和人类社会的关联”（《文化人类学》2010年冬季卷）。早期人类学当然也有对非人类生物的关注，比如结构人类学图腾研究中对动植物的关注，但动植物是作为人类的思考对象而存在的，即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good to think”。在多物种民族志里，动植物存在的价值是“good to live with”，动植物已成为社会的一份子。多物种民族志体现了一种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融合、共享生态和社会空间的尝试，从侧面反映了人类对如何认识自身以及对生态环境变化的焦虑。
其二是地方性（locality）与地方创造（place-making）的新尝试。长期以来，地方与空间关系是人类学界的重要话题。从概念的分类来看，地方被认为是逃离市场理性、无人情味的交换以及工业化时代异化的“意识形态和情感满足”的场所，而环境则意味着“腐化、疏离和污染”。有学者提出用displacement概念来回应emplacement概念，用以说明地方遭遇破坏（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之后在本地人心中产生的后果。近年来的研究逐渐摆脱现象学的进路，开启了批评性参与式人类学（critically engaged anthropology）的新空间。
其三是对世俗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文化人类学》（2011年冬季卷）的“世俗主义”专辑，包括阿萨德（Talal Asad）等学者参与了这场把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直接纳入人类学的讨论。这些文章显示，在“世俗主义”、“ 自由民主国家”的简单化标签下，隐藏着多样的历史偶然性：不同的人民，不同的敏感性、理念、制度，不同的身体与情感倾向、公共社会生活形式等。而且，世俗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实际上是紧密关联的。在世俗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研究中，民族志具有独特的价值，通过民族志可以经验性地观察如下领域：“公共领域”的形成；新自由主义内部基本要素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及其政治逻辑；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世俗主义、新自由主义形成、传播以及协商过程中的日常语法。
此外，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2010年接连出版著作《文艺复兴：一次还是多次？》和《欧亚奇迹》，继续对欧洲文明中心论提出质疑。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2011年在《皇家人类学会会刊》连续两期发表了题为《亲属制度是什么》的长篇论文，通过阐述“生命相互性”（mutuality of being）的概念，旨在解决“150年来弗雷泽式的老问题”，称得上对人类学亲属制度经典论题的一次标志性回归。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