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雯

　　来源：人类学乾坤 2011-11-29 10:03:06

    二十一年前，为了替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人类学系，我从美国来到了香港。我这过去的二十一年，无论在主观上或客观上，都和香港的人类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中国大陆的以及台湾地区人类学的发展分不开来。由于我专业的局限这里所讲主要是关於人类学四个分支的一个，社会/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大陆一般又叫做民族学。这里所讲的中国，是文化的，广义的，涵盖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

　　第一本介绍到中国的人类学书是德国Michael Haberlandt的民族学(Volkerkunde)由林纾与魏易从英文本翻译成中文，把书名译作“民种学”，1903年由北京大学堂书局出版。这本书谈的主要是德国人的人种概念，并对北美洲、大洋洲、亚洲和欧洲民族作了综合性的评述。同年。清政府颁布了《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其中列入了一门新课程《人种学及人类学》。但是，只有北京大学编入了这门课程并定名为“人类学”。陈映璜用同样的名称为这门课程编定了一本教科书后来在1918年出版。这本书著重体质人类学，主要涉及体质类型、演化和人种的世界分布。(Chiao 1994：20)。1926年蔡元培先生(1868-1940)在《一般》杂志上发表了他那影响颇大的文章《说民族学》，企图解决这一名词上的混乱。

　　蔡先生在他的《说民族学》一文中清楚地说明民族学主要关心的是文化。因此，它与主要关心种族分类的人种学是不同的，也与主要研究人类的生物性的人类学也不同(蔡1967：41-43 )。这篇文章发表后，他在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杜会科学研究所下面建立了民族学组(蔡1967：61)。由于蔡先生的声望与中央研究院的地位，民族学便从此成了官方的名称，一直到现在都要比与它相当的社会或文化人类学的名称要流行的多，在大陆与台湾都是如此。

　　民族学这一名称虽在中国奠定了官方的地位，但到了三十年代，以英美所倡导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为主的人类学或亲自由英美的大师们如Radcliffe-Brown，或由他们的学生们大量传入中国，全国百十所以上大学教授人类学，人类学这名称因而也逐渐流行起来。但这新传入的人类学大都附属于社会学，如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年，院系调整，取消了社会学，也取消了人类学。然而由于对少数民族工作的需要，“民族学”这名称却保留下来，而且逐渐成了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至于人类学的名称只有在古人类的研究中偶尔使用。直到70年代末期社会学学科恢复和重建后，个别的高等院校中才设立了民族学、人类学系或专业，如中央民族学院设立了民族学系，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系，设有考古学和民族学两个专业，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系，系内设人类学专业和考古学专业。”(费1993：1)。这种名称上的混乱反映出目前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人类学与民族学这两个名称的界定与涵盖范围并没有一个共识，对于个别学者这种混乱的现象也许不会造成任何影响，譬如费孝通先生便说过：

　　在我身上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一直分不清，而这种身份不明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这一点很重要，我并没有因为学科名称的改变，而改变我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理论。我的研究工作也明显地具有它的一贯性。也许这个具体例子可以说明学科名称是次要的，对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关键是在认清对象，改进方法，发展理论。别人称我作什么学家是并没有多大关系的。(费1993：4)。

　　然而对于一个新学科的发展却产生不少阻碍。譬如，1981年成立的中国人类学会便一直与更早成立的中国民族学会处于对峙的局面，究竟应该由谁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人类与民族科学联合会的大会一直争执不已;另一方面，不论人类学也好，民族学也好，都未能在国家教委核定的专业名单上获得明确的地位，没有明确的地位，毕业生分配工作便有问题，因此也很难把这个学科顺利发展成一个学系，而这种明确地位的建立，首先要学术界对学科的名称与内容达到共识。没有这种共识是发展中国人类学的第一种困境。

　　第二种困境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政府，但也有来自民间的。早在1962年Maurice Freedman便针对人类学在亚洲社会中的作用，说过这样的话：

　　新的文官官僚系统吸纳了大量人才;留给不切实际的学者们只有少量的荣耀，更不要说收入了。在要求政治与经济的发展的压力下，对于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问的容量便变得很微薄了。(Freedman 1979：392，笔者译)。

　　在发达中的国家里，政府都在迫切地寻找一些对其经济发展立即有用的知识。而人类学，正像自然科学中的数字一样，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学科，它对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的功用是根本的，广泛的，长期的，但却不是立竿见影的。这在急功好利的政客们看来，便不免是迂阔而不切实际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政体各不相同，领导人的背景与学养更大有差异，奇怪的是他们对于人类学的态度却是相当一致的。另一方面，这三个地方的教育当局、大学领导、家长、学生也都不约而同地会问：“一个大学生学了人类学出来能干什么?能找到什么样的职业?”在像欧美那样已发达的国家中，人们是不会问这样的问题的。因为在那里，大家都了解大学只是基础教育的一部份，专业必须等到研究所才培养。但在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大学仍然是他们教育的最高最后的阶段，问这样的问题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人类学是一门基础科学不是一种专业学科，对这样实际具体的问题，很难给一个满意的答复。我自己从事人类学教学与行政工作二十多年，回答过这样的问题无数次，我最常用的一个答案便是“人类学系的毕业生什么都能作。”但我深深了解这句话背后的含意却是：“什么都不能作。”

　　要了解人类学的功用，必须从解决人类文化与社会一些根本问题上来看。我们刚刚举办完的“第三届潘光旦纪念讲座”上，宋蜀华教授在他的讲辞中以潘光旦先生考证现代土家人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为例说明人类学的功用，他说：

　　潘光旦教授克服身体的缺陷，亲自到土家山区走访调查，……充分利用了实地调查和有关民族志资料，又在大量的历史文献中爬梳清理、上下求索。他先用翔实而充分的资料，证明“土家”不是该地区的苗、瑶，也不是古代的“蛮”、“僚”。再从土家的自称“比兹卡”(卡意为“人”，古代的巴人也自称“比兹”)以及语言、经济、社会、习俗、信仰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与古代的巴人进行比较，……他以动态的观点，上溯土家与古代巴人的族源关系，无不环环相扣，从而弄清了土家族的源流，得出极具说服力的结论：“土家是古代巴人的后裔。”(宋1994：6)

　　潘光旦先生关于《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的高度学术性的长篇论文(潘1984：116-297)确实是完全改变了五百多万土家人(据1990年普查为5,704,223人)的命运。中国国务院主要根据这篇论文把民族成份一直不明的土家人确定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一个。从此让他们清楚知道自己的族属与历史源流。

　　类似潘光旦先生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都可说明人类学的重要。但要中国人至少是决策者及精英分子充分了解它的重要性还需要一段长的时间。而在这时间到来之前，功利主义的压力会一直是发展中国人类学的一种困境。

　　第三种发展中国人类学的困境是现有人类学的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由于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研究小型的，简单的与较原始的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能否有效地运用这方法来研究中国这么博大悠久的复杂社会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方法论问题。英国功能学派大师A. R. Radcliffe-Brown认为他从研究原始社会所研究出来的一套概念与方法也可以用於研究复杂社会。在他於1936年来中国讲学之前，已经有他的学生用这套概念与方法去研究墨西哥、菲律宾及日本。他到中国后，在燕京大学发表题为“对放中国乡村社会社会学调查建议”的演讲，他认为中国农村是运用他研究出来的调查方法很理想的研究对象。在他的鼓励与启发下，不少中国学者用他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农村(Chiao 1987：6)。其中最著名最成功的自然是费孝通先生对江村的调查，但Maurice Freedman却认为他的成功，大半由於他对自己乡村与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而据Freedman的评断，费先生也犯了错误，那便是他对中国的历史的知识不够，对於大的制度架构也缺乏全面了解，不过这种错误实系人类学方法论本质中所具有缺点。(Freedman 1979：389-390)。中国人类学者在运用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的时候大都感到不够用。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研究之后的云南三村的研究中，便已经不再全搬功能学派的方法而有所创新了。等到他完成云南三村研究以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便像“一匹野马”，完全不受英国人类学方法的束缚而随心所欲了。(Chiao 1992： 27) 。

　　其实不单只是人类学，其他社会科学家在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时候，往往感到不能完全适用。然而一般中国社会科学家多把这困难归咎於中国文化社会的特殊性而在西方国家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的方法有不适用的地方。(李1993：12-13)。早在四十年代，吴文藻先生便提出了要使民族学与社会学“彻底中国化”，同时做到：“三项工作：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第三，培养出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林·陈·王1988：433)。到了八十年代，台湾、香港的一批社会学者、心理学者与人类学者又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问题。(杨·文1982)。

　　我自己认为当前人类学的方法不能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主要并不是由於前者是西方国家的产物及后者的特殊性。主要还是从研究简单的小型的社会发展出来的人类学方法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研究分析像中国这样内含广博、历史悠久、而地域差异极大的社会。如果有一天真能有效地做到了，那就是现代人类学方法全面的提升而不仅仅只是单向的中国化。所以目前人类学方法不足以研究中国社会对於中国人类学者来说一方面是发展中国人类学的一种困境，一方面却又是一种挑战。他们有责任，也有足够资源来接受这个挑战。他们可以从中国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有关研究文化与社会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的智慧宝藏中发掘相关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以补充现有人类学研究复杂社会方法论上的不足。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真有所突破，目前的困境得以解除，那么他们便对世界人类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不仅是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所有的人类学者都会感激他们的。

　　以上所述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三种困境都是我二十多年来从事人类学教学、研究与行政工作所亲身感受到的。困境的存在是真实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当严重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类学是没有前途的。相反的，我认为中国人类学的前途是远大的，前景是美好的，现在让我具体说明几点：

　　首先，中国一直是人类学者，事实上是所有与研讨人类文化历史有关的学者都渴望来到的地方。然而或由於战乱或由於封锁，在本世纪大部份的时间里，中国大陆都是不开放的。从1949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的时间，大部份对中国有兴趣的西方人类学者都只能从香港、台湾、海外华侨或文献上来研究中国。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取得可观的成绩，譬如Maurice Freedman对华南宗族系统的研究，G. William Skinner对中国集市的研究，Arthur P. Wolf对童养媳的研究，Myron P. Cohen对分家的研究，Emily Martin对祭祖的研究，James L. Watson对天后信仰的研究，这些研究不单对中国社会的本质，对整个人类社会制度的了解都有重大贡献。

　　从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逐渐开放，到今天从海南岛到西藏，从云南到黑龙江，大部份地区人类学者都可以去调查研究了。展现在全世界人类学者面前的是一幅他们从未见过的也是世界文化中绝无仅有的无比的开阔壮丽的文化图像：在中华大传统文化的主题下是无数大大小小，五彩缤纷，各式各样的小图像呈现出各地各省市各县甚至各乡村的差异;一方面有显明的共性;一方面又有突出的个性。前面已经说过，1949年后三十年间，人类学者只在这大图像的边缘两个角落里，台湾与香港，调查研究，但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现在他们开始自由地进入这个大图像里来了，目前这个阶段主要在华南沿海地区，但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向内陆，向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发展过去。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便可以看到大量重大的研究成果出现。这些成果除了能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本质提供新的，实证的与客观的说明外，更能对人类学的许多基本论题用新的案例来确认与诊释。自然也可以质疑甚至否定某些论题，更可以发掘许多新的论题出来。现代人类学将在新的中国资料中受一次洗礼，洗礼之后，它会变得更有世界性，升到更高的理论水平。这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前景。

　　中国的文字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却是世界上最长久而连贯不断的，而相关的历史文献也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从这悠久丰富的历史文献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二个前景。

　　不少的人类学者，特别是深受外国功能学派影响的那一批，不大注重历史。对於这种作风，早在三十多年前，Freedman便提出了批评。但至少从八十年代起，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便开始注重历史的重要性，除田野调查访问外，他们也辛勤钻研历史文献，像Freedman所说的，“访问死人(interview the dead)”。 (1979：385)。在这种新的风气下，中国悠久丰富的历史文献便成了人类学的新的宝藏，人类学者从这里发掘出来的将大不同於历史学者;不只是朝代更替与历史事故的确定，而是文化变迁的具体与详细的过程，以及社会的制度与行为的兴起、发展、衰落与改变。这些发掘文献的成果不只会让我们对中国文化更对整个人类文化变迁的历程有一个更清楚更准确的认识。

　　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三个前景是建立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事实上。中国除了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以外，还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后者虽然总人数占不到中国总人口的一成，但聚居的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更重要是这些少数民族都仍能保存各自的传统文化，大部分仍能保存自己的语言。他们以汉族为中心形成另一幅多姿多彩的图像，但这里所展现的是民族的差异与前面所描绘的那一幅展现地域差异的图像不同。前者较后者更鲜明生动，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称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格局。(费1989：1-36)。在这种格局形成过程中有争斗，更有战争，汉族曾经镇压征服过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也曾征服过汉族，但最后却是一个共存共荣大团结的结局。世界上多民族的国家很多，但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民族聚在一起，共同经历了千年的岁月，最后终能共存共荣以大团结为结局的却绝无仅有。对於这个格局，只有人类学者可以提供全面的、客观的、系统的解释。这种解释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解释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其又有共性又有个性的特点;第二，解释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经贸、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第三，分析形成这种共存共荣大团结格局的基本原因，而且作出结论，向全世界提供中国的经验。这种解释与分析的工作既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又有高度的实用价值。我相信当中国教育发达之后，认识中华民族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必将是中学公民教育与大学通识教育中重要的一部份。

　　现代社会科学主要在西方社会中形成与发展不免过分偏重反映西方文化中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与价值。近年来，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社会科学家都意识到了这种偏差与缺陷，不少人在努力把非西方文化中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与价值整合入现代社会科学中，务使后者能真正具有全球性与多元性。中国文化是非西方文化中的主支，中国人类学者应该充分利用人类学特别擅长的比较方法与结构分析方法深入中国文化资源，把其中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与价值提炼出来以充实甚至更新现代人类学，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类发展的第四个前景。

　　现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正处在困境与际遇并存的关头;一面是困境重重，另一方面，美好的前景却已遥遥在望。我不知道有什么巧妙的办法能迅速解除困境，让美好前景早日实现。但我觉得最要紧的是诚实、团结与有信心。只要所有关心与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实事求是地认清当前的困境，团结起来，一起尽力去克服。困境终会逐步消除的。另一方面我们对前景要有信心，各人按自己的兴趣与能力，一点一滴地去争取，那么美好的前景，一定会早日实现的。

　　此文为乔健先生1994年10月28日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讲座教授就职演讲讲辞。《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1)发表时有删节。

　　乔健

　　二十一年前，为了替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人类学系，我从美国来到了香港。我这过去的二十一年，无论在主观上或客观上，都和香港的人类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中国大陆的以及台湾地区人类学的发展分不开来。由于我专业的局限这里所讲主要是关於人类学四个分支的一个，社会/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大陆一般又叫做民族学。这里所讲的中国，是文化的，广义的，涵盖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

　　第一本介绍到中国的人类学书是德国Michael Haberlandt的民族学(Volkerkunde)由林纾与魏易从英文本翻译成中文，把书名译作“民种学”，1903年由北京大学堂书局出版。这本书谈的主要是德国人的人种概念，并对北美洲、大洋洲、亚洲和欧洲民族作了综合性的评述。同年。清政府颁布了《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其中列入了一门新课程《人种学及人类学》。但是，只有北京大学编入了这门课程并定名为“人类学”。陈映璜用同样的名称为这门课程编定了一本教科书后来在1918年出版。这本书著重体质人类学，主要涉及体质类型、演化和人种的世界分布。(Chiao 1994：20)。1926年蔡元培先生(1868-1940)在《一般》杂志上发表了他那影响颇大的文章《说民族学》，企图解决这一名词上的混乱。

　　蔡先生在他的《说民族学》一文中清楚地说明民族学主要关心的是文化。因此，它与主要关心种族分类的人种学是不同的，也与主要研究人类的生物性的人类学也不同(蔡1967：41-43 )。这篇文章发表后，他在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杜会科学研究所下面建立了民族学组(蔡1967：61)。由于蔡先生的声望与中央研究院的地位，民族学便从此成了官方的名称，一直到现在都要比与它相当的社会或文化人类学的名称要流行的多，在大陆与台湾都是如此。

　　民族学这一名称虽在中国奠定了官方的地位，但到了三十年代，以英美所倡导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为主的人类学或亲自由英美的大师们如Radcliffe-Brown，或由他们的学生们大量传入中国，全国百十所以上大学教授人类学，人类学这名称因而也逐渐流行起来。但这新传入的人类学大都附属于社会学，如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年，院系调整，取消了社会学，也取消了人类学。然而由于对少数民族工作的需要，“民族学”这名称却保留下来，而且逐渐成了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至于人类学的名称只有在古人类的研究中偶尔使用。直到70年代末期社会学学科恢复和重建后，个别的高等院校中才设立了民族学、人类学系或专业，如中央民族学院设立了民族学系，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系，设有考古学和民族学两个专业，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系，系内设人类学专业和考古学专业。”(费1993：1)。这种名称上的混乱反映出目前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人类学与民族学这两个名称的界定与涵盖范围并没有一个共识，对于个别学者这种混乱的现象也许不会造成任何影响，譬如费孝通先生便说过：

　　在我身上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一直分不清，而这种身份不明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这一点很重要，我并没有因为学科名称的改变，而改变我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理论。我的研究工作也明显地具有它的一贯性。也许这个具体例子可以说明学科名称是次要的，对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关键是在认清对象，改进方法，发展理论。别人称我作什么学家是并没有多大关系的。(费1993：4)。

　　然而对于一个新学科的发展却产生不少阻碍。譬如，1981年成立的中国人类学会便一直与更早成立的中国民族学会处于对峙的局面，究竟应该由谁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人类与民族科学联合会的大会一直争执不已;另一方面，不论人类学也好，民族学也好，都未能在国家教委核定的专业名单上获得明确的地位，没有明确的地位，毕业生分配工作便有问题，因此也很难把这个学科顺利发展成一个学系，而这种明确地位的建立，首先要学术界对学科的名称与内容达到共识。没有这种共识是发展中国人类学的第一种困境。

　　第二种困境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政府，但也有来自民间的。早在1962年Maurice Freedman便针对人类学在亚洲社会中的作用，说过这样的话：

　　新的文官官僚系统吸纳了大量人才;留给不切实际的学者们只有少量的荣耀，更不要说收入了。在要求政治与经济的发展的压力下，对于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问的容量便变得很微薄了。(Freedman 1979：392，笔者译)。

　　在发达中的国家里，政府都在迫切地寻找一些对其经济发展立即有用的知识。而人类学，正像自然科学中的数字一样，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学科，它对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的功用是根本的，广泛的，长期的，但却不是立竿见影的。这在急功好利的政客们看来，便不免是迂阔而不切实际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政体各不相同，领导人的背景与学养更大有差异，奇怪的是他们对于人类学的态度却是相当一致的。另一方面，这三个地方的教育当局、大学领导、家长、学生也都不约而同地会问：“一个大学生学了人类学出来能干什么?能找到什么样的职业?”在像欧美那样已发达的国家中，人们是不会问这样的问题的。因为在那里，大家都了解大学只是基础教育的一部份，专业必须等到研究所才培养。但在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大学仍然是他们教育的最高最后的阶段，问这样的问题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人类学是一门基础科学不是一种专业学科，对这样实际具体的问题，很难给一个满意的答复。我自己从事人类学教学与行政工作二十多年，回答过这样的问题无数次，我最常用的一个答案便是“人类学系的毕业生什么都能作。”但我深深了解这句话背后的含意却是：“什么都不能作。”

　　要了解人类学的功用，必须从解决人类文化与社会一些根本问题上来看。我们刚刚举办完的“第三届潘光旦纪念讲座”上，宋蜀华教授在他的讲辞中以潘光旦先生考证现代土家人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为例说明人类学的功用，他说：

　　潘光旦教授克服身体的缺陷，亲自到土家山区走访调查，……充分利用了实地调查和有关民族志资料，又在大量的历史文献中爬梳清理、上下求索。他先用翔实而充分的资料，证明“土家”不是该地区的苗、瑶，也不是古代的“蛮”、“僚”。再从土家的自称“比兹卡”(卡意为“人”，古代的巴人也自称“比兹”)以及语言、经济、社会、习俗、信仰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与古代的巴人进行比较，……他以动态的观点，上溯土家与古代巴人的族源关系，无不环环相扣，从而弄清了土家族的源流，得出极具说服力的结论：“土家是古代巴人的后裔。”(宋1994：6)

　　潘光旦先生关于《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的高度学术性的长篇论文(潘1984：116-297)确实是完全改变了五百多万土家人(据1990年普查为5,704,223人)的命运。中国国务院主要根据这篇论文把民族成份一直不明的土家人确定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一个。从此让他们清楚知道自己的族属与历史源流。

　　类似潘光旦先生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都可说明人类学的重要。但要中国人至少是决策者及精英分子充分了解它的重要性还需要一段长的时间。而在这时间到来之前，功利主义的压力会一直是发展中国人类学的一种困境。

　　第三种发展中国人类学的困境是现有人类学的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由于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研究小型的，简单的与较原始的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能否有效地运用这方法来研究中国这么博大悠久的复杂社会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方法论问题。英国功能学派大师A. R. Radcliffe-Brown认为他从研究原始社会所研究出来的一套概念与方法也可以用於研究复杂社会。在他於1936年来中国讲学之前，已经有他的学生用这套概念与方法去研究墨西哥、菲律宾及日本。他到中国后，在燕京大学发表题为“对放中国乡村社会社会学调查建议”的演讲，他认为中国农村是运用他研究出来的调查方法很理想的研究对象。在他的鼓励与启发下，不少中国学者用他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农村(Chiao 1987：6)。其中最著名最成功的自然是费孝通先生对江村的调查，但Maurice Freedman却认为他的成功，大半由於他对自己乡村与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而据Freedman的评断，费先生也犯了错误，那便是他对中国的历史的知识不够，对於大的制度架构也缺乏全面了解，不过这种错误实系人类学方法论本质中所具有缺点。(Freedman 1979：389-390)。中国人类学者在运用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的时候大都感到不够用。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研究之后的云南三村的研究中，便已经不再全搬功能学派的方法而有所创新了。等到他完成云南三村研究以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便像“一匹野马”，完全不受英国人类学方法的束缚而随心所欲了。(Chiao 1992： 27) 。

　　其实不单只是人类学，其他社会科学家在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时候，往往感到不能完全适用。然而一般中国社会科学家多把这困难归咎於中国文化社会的特殊性而在西方国家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的方法有不适用的地方。(李1993：12-13)。早在四十年代，吴文藻先生便提出了要使民族学与社会学“彻底中国化”，同时做到：“三项工作：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第三，培养出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林·陈·王1988：433)。到了八十年代，台湾、香港的一批社会学者、心理学者与人类学者又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问题。(杨·文1982)。

　　我自己认为当前人类学的方法不能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主要并不是由於前者是西方国家的产物及后者的特殊性。主要还是从研究简单的小型的社会发展出来的人类学方法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研究分析像中国这样内含广博、历史悠久、而地域差异极大的社会。如果有一天真能有效地做到了，那就是现代人类学方法全面的提升而不仅仅只是单向的中国化。所以目前人类学方法不足以研究中国社会对於中国人类学者来说一方面是发展中国人类学的一种困境，一方面却又是一种挑战。他们有责任，也有足够资源来接受这个挑战。他们可以从中国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有关研究文化与社会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的智慧宝藏中发掘相关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以补充现有人类学研究复杂社会方法论上的不足。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真有所突破，目前的困境得以解除，那么他们便对世界人类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不仅是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所有的人类学者都会感激他们的。

　　以上所述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三种困境都是我二十多年来从事人类学教学、研究与行政工作所亲身感受到的。困境的存在是真实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当严重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类学是没有前途的。相反的，我认为中国人类学的前途是远大的，前景是美好的，现在让我具体说明几点：

　　首先，中国一直是人类学者，事实上是所有与研讨人类文化历史有关的学者都渴望来到的地方。然而或由於战乱或由於封锁，在本世纪大部份的时间里，中国大陆都是不开放的。从1949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的时间，大部份对中国有兴趣的西方人类学者都只能从香港、台湾、海外华侨或文献上来研究中国。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取得可观的成绩，譬如Maurice Freedman对华南宗族系统的研究，G. William Skinner对中国集市的研究，Arthur P. Wolf对童养媳的研究，Myron P. Cohen对分家的研究，Emily Martin对祭祖的研究，James L. Watson对天后信仰的研究，这些研究不单对中国社会的本质，对整个人类社会制度的了解都有重大贡献。

　　从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逐渐开放，到今天从海南岛到西藏，从云南到黑龙江，大部份地区人类学者都可以去调查研究了。展现在全世界人类学者面前的是一幅他们从未见过的也是世界文化中绝无仅有的无比的开阔壮丽的文化图像：在中华大传统文化的主题下是无数大大小小，五彩缤纷，各式各样的小图像呈现出各地各省市各县甚至各乡村的差异;一方面有显明的共性;一方面又有突出的个性。前面已经说过，1949年后三十年间，人类学者只在这大图像的边缘两个角落里，台湾与香港，调查研究，但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现在他们开始自由地进入这个大图像里来了，目前这个阶段主要在华南沿海地区，但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向内陆，向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发展过去。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便可以看到大量重大的研究成果出现。这些成果除了能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本质提供新的，实证的与客观的说明外，更能对人类学的许多基本论题用新的案例来确认与诊释。自然也可以质疑甚至否定某些论题，更可以发掘许多新的论题出来。现代人类学将在新的中国资料中受一次洗礼，洗礼之后，它会变得更有世界性，升到更高的理论水平。这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前景。

　　中国的文字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却是世界上最长久而连贯不断的，而相关的历史文献也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从这悠久丰富的历史文献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二个前景。

　　不少的人类学者，特别是深受外国功能学派影响的那一批，不大注重历史。对於这种作风，早在三十多年前，Freedman便提出了批评。但至少从八十年代起，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便开始注重历史的重要性，除田野调查访问外，他们也辛勤钻研历史文献，像Freedman所说的，“访问死人(interview the dead)”。 (1979：385)。在这种新的风气下，中国悠久丰富的历史文献便成了人类学的新的宝藏，人类学者从这里发掘出来的将大不同於历史学者;不只是朝代更替与历史事故的确定，而是文化变迁的具体与详细的过程，以及社会的制度与行为的兴起、发展、衰落与改变。这些发掘文献的成果不只会让我们对中国文化更对整个人类文化变迁的历程有一个更清楚更准确的认识。

　　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三个前景是建立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事实上。中国除了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以外，还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后者虽然总人数占不到中国总人口的一成，但聚居的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更重要是这些少数民族都仍能保存各自的传统文化，大部分仍能保存自己的语言。他们以汉族为中心形成另一幅多姿多彩的图像，但这里所展现的是民族的差异与前面所描绘的那一幅展现地域差异的图像不同。前者较后者更鲜明生动，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称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格局。(费1989：1-36)。在这种格局形成过程中有争斗，更有战争，汉族曾经镇压征服过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也曾征服过汉族，但最后却是一个共存共荣大团结的结局。世界上多民族的国家很多，但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民族聚在一起，共同经历了千年的岁月，最后终能共存共荣以大团结为结局的却绝无仅有。对於这个格局，只有人类学者可以提供全面的、客观的、系统的解释。这种解释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解释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其又有共性又有个性的特点;第二，解释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经贸、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第三，分析形成这种共存共荣大团结格局的基本原因，而且作出结论，向全世界提供中国的经验。这种解释与分析的工作既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又有高度的实用价值。我相信当中国教育发达之后，认识中华民族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必将是中学公民教育与大学通识教育中重要的一部份。

　　现代社会科学主要在西方社会中形成与发展不免过分偏重反映西方文化中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与价值。近年来，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社会科学家都意识到了这种偏差与缺陷，不少人在努力把非西方文化中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与价值整合入现代社会科学中，务使后者能真正具有全球性与多元性。中国文化是非西方文化中的主支，中国人类学者应该充分利用人类学特别擅长的比较方法与结构分析方法深入中国文化资源，把其中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与价值提炼出来以充实甚至更新现代人类学，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类发展的第四个前景。

　　现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正处在困境与际遇并存的关头;一面是困境重重，另一方面，美好的前景却已遥遥在望。我不知道有什么巧妙的办法能迅速解除困境，让美好前景早日实现。但我觉得最要紧的是诚实、团结与有信心。只要所有关心与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实事求是地认清当前的困境，团结起来，一起尽力去克服。困境终会逐步消除的。另一方面我们对前景要有信心，各人按自己的兴趣与能力，一点一滴地去争取，那么美好的前景，一定会早日实现的。

　　此文为乔健先生1994年10月28日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讲座教授就职演讲讲辞。《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1)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