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海
[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 发布日期：2011-09-17 |
在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活跃着这样一群“用脚做学问”的学者。他们立足西北，远走边疆，通过田野调查收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收获难忘的记忆，更是留下了一段佳话。
扎根田野
“田野调查对于民族学就像传教士的血对于教会一样重要”，这句英国学者比喻田野调查对民族学研究重要性的话语已经成为民族学研究方法的经典总结。田野调查是民族研究的灵魂，没有从田野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就不可能建构指导实践的当代民族理论。同时，田野中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也是学者增长知识的好机会。但是，对于不懂“门道”的初到者来说，即使一个个田野点是一座资料宝藏，也可能因方法不当无果而归。
为了能够使田野调查作为研究当代西北民族问题的主要研究方法，民族学研究院院长徐黎丽按照国内外日趋成熟的“行规”给自己的学生定下了要求：硕士生在调查点蹲够半年，博士生则是一年。做田野调查工作，最重要的是前3个月，因为前3个月是通过 “学语言”、“交朋友”达到熟悉当地语言、与当地人建立朋友关系的时期。当地语言学得好不好、与当地人能否成为朋友，关系到日后田野调查的成败。调查者初次到田野之后，一般都会经历特别痛苦的前3个月，有些人呆不住要求回来换时间再去。但这种请求很少获得批准，因为“初学游泳的人，不喝两口水绝对学不会游泳”。研究院目前有17位专职研究员，130多名硕博士研究生。老一辈的民族学家杨建新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在东乡族中作社会调查。著名藏族学者洲塔跑遍了除新疆南疆以外的所有藏族人居住区；回族学者杨文炯走过全国绝大多数回族地区；被称为是“人类学的种子”的藏族学者宗喀·漾正冈布，拿着摄像机，全世界只要有藏族的地方都去拍摄。甚至从事民族史研究的武沐教授、王力副教授也走向田野，用民间资料与历史资料进行对比研究。对他们来说，走遍自己研究对象所在的区域，已经不是多么稀奇的事情。
就任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院长以来，徐黎丽着力推动建立固定的调查站。这也是民族学研究院团队的项目，研究院准备在西北的四个省区已有的分散的田野点的基础上，择优建立支持本科—硕士—博士及博士后流动站教学和科研的固定田野调查站。2010年，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的田野调查站已经在新疆南部阿克苏地区阿拉尔市的塔里木大学挂牌成立。2011年，他们将筛选北疆、青海、甘肃、宁夏等调查点并固定下来，为后继的研究者提供实习及研究基地。在田野点的选择上，针对科研项目和研究院未来发展理念，做到点面结合、城乡结合、阶层与界别结合、族群结合。村、乡、县及市四级田野调查点是未来田野点的发展方向。
教授开店
为了能够被田野点的各族老百姓所接受，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的学者和学生都有不平凡的事迹。徐黎丽开过小店，学生也去饭店端过盘子。
第一次下田野时，徐黎丽的女儿才1岁零4个月，回来后她从孩子的哭声中感到无限的内疚。如今12年过去了，田野调查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为了做好田野调查，她用节余的工资买了一辆越野车。又为了巩固田野点，几年前徐黎丽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韩集镇开了一个名为“好日子”的小店，出售炕单、炕布、网套、手套及妇女儿童用品等。刚开始的时候，很少有人进来，但是当他们逐渐与当地人成为朋友的时候，回、汉、东乡、撒拉等不同民族的人都慢慢地成为这个店的常客。他们非常重视这个调查点，因为它有多重优点：小店的背后就是他们常去的村子，小店所在的乡镇东与临夏回族自治州州府临夏市接壤，西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毗邻，南与甘南藏族自治州相接，因此可以以此为基地，进行多种民族问题的研究，如妇女问题、基层社区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在两年时间中，她和学生在这个小店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力。进货、卖货等都是他们亲手从省城兰州操办，又要和不同民族的老百姓处好关系。
也是为了研究，一位硕士生到甘南的朗木寺作调查。因为所在车马店没有足够的人手，他就成为学历最高的服务生，端盘子、上菜、洗碗，“累得晚上躺在床上骨头就要散架了”。但正因为这位同学是“文化人”，慢慢地，采购、算账等事务逐渐成为他的长项，于是走出去与市场上的回族、藏族顾客接触，走进来又与不同民族顾客打交道，最终写成了民族关系中经济交往的田野日志。后来，他又与在拉萨的田野调查进行比较研究，阐述两处经济关系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其他的研究者也都有他们自己的田野故事。“下去了”、“蹲点”、“泥腿子”、“上来了”等是他们心照不宣的行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夏秋两季气候条件比较好。这6个月是走进田野的黄金时间，因此他们的暑假一般都是在田野点上度过。有时连续一周吃没有一点菜的面片。回到学校后，一些熟人会说，“兰大的教授像农民。”他们会心一笑：“我们祖上不都是农民吗？”
深厚情谊
研究者与被调查者结下的友情则使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生活联结在一起。在下阴洼村，徐黎丽和村子里一位大姐结成了朋友。这位大姐连子女的婚事都和她商量。她的学生小孟所在田野点的一位藏族阿加因病去世，小孟赶紧买上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东西去看望。这家的阿玛感动地对他说：“你以后就是我的儿子，随时都可以来。”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一个村庄，为了调查这里的基层社区社会关系如何运行，来自贵州的独生女小侯第一次下去就蹲点3个月，不仅观察出这个村庄按照血缘、地缘、性别等结成的各种互动组织是村庄内部和谐的原因，更与村庄中的年轻妇女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某乡，汉族博士生小李第一次跑田野，又不懂蒙语，为了过前3个月的“面熟”关，过年都住在这个乡的蒙古族人家里，与这家上大学的儿子西克格图成为最好的朋友。
通过长期的接触，各族民众的质朴与热情使研究者们感到轻松、愉快，这种深厚的情谊对搜集资料、调查研究大有帮助。等到一年过后，他们甚至可以请当地人为他们做田野日志。当然，如果时间允许，他们还是会亲自看一看田野点的变化。
由于研究者们的辛勤劳动，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为有关部门采用。该院杨建新教授的研究成果被教育部采用，徐黎丽等人的研究也为新华社等部门采用，并将在建构西北和谐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文化事业中发挥功能。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的学者来说，“读书”和“行路”相伴，理论与实践同行，在辽阔而苍茫的西北田野上居住的各族儿女是他们永远的朋友。
记者手记〉〉
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的走廊，可以看做是一个小型的“民族走廊”：通道两侧摆放着各少数民族人物的白色雕像。院长徐黎丽的办公室中，书架和墙壁都被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琳琅满目的物品装点着。在采访中，这些学者们谈到一个个记者听来有些陌生的西部边疆地名，令人感到他们足迹之广，也会随之想象他们不平凡的田野经历。写稿时，记者不得不借助小比例尺的谷歌地图，才一一找出了它们的所在。说起田野调查中的艰苦，研究者们无论长幼都表现得平淡。显然，对他们来说这些已是见惯不惊。学问，来源于丰富而广大的生活世界，更来源于研究者的辛苦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