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亚男

   18世纪以来，土家族地区通过改土归流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在苗族农村社区里，财富积累依然十分缓慢。在当时来说，财富主要包括田土、房产及牲畜。没有自身财富的积累，实现社会向更高一级变革的力量就只能来自外界。而是18世纪，外界力量在苗族村社区只关注三件事：一是任命毫无权威可言的土百户进行管理。二是象征性的收取田赋。三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与使用国家法律的调解。也就是说，在改土归流后的近一个世纪中，外界力量在苗族村社区中的介入程度微乎其微。外界力量不足以导致苗族村社区的更新。苗族村社区实现变革的力量只能依赖自身的财富积累。但是苗族村社区中有两个传统，导致财富积累出现障碍。一是来自原始宗教信仰：椎牛与祭鬼;一是来自社会传统：分家制。
   椎牛与祭鬼，是一而二的两件事。从表现形式来说，它是椎牛，从表达的内容来说，它是祭鬼。祭鬼有多种形式，但最高级的形式即椎牛顾名思义，椎牛就是用刀、枪刺杀牛的意思，苗族人叫“吃牛”，即每次举行椎牛活动，先把牛杀死，分给亲朋好友吃。苗疆椎牛活动频繁，每年因椎牛活动要杀死数千头上等耕牛。这等于每年都有许多家庭为了椎牛而不得不消耗掉多年辛苦积累的财富。对于正向地主经济过渡的苗族社区来说，社区财富周期性地消耗在椎牛活动中，以至财富积累是一件很难持续下去的事。
    对此，当时的主政者深有体会。1801年总理苗疆事务的傅鼎对此有一个专门的分析：“且于每岁秋成，必将所畜牛只，态行宰杀，次年东作无以翻犁，则又称贷买牛，遂致穷困，流而为匪，是椎牛祭鬼，实为苗害。”为了椎牛，苗族人不得不周期性地将财富消耗在购牛上。当土地的产量相当有限时，类似的消耗可能会将整个社区一年甚至数年的财富积累一次性消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