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如何从接受援助到自我发展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第06版：理论周刊·学术研讨 2010 年 4 月 9 日
发言嘉宾：
靳薇 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 教授
岳颂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龚学增 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 教授
黎德勇 西藏自治区政协 副秘书长
许志涛 中央统战部七局 副局长
胡岩 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 教授
苏发祥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
扎洛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科研处 处长
张明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陈铮 独立学者
赵曙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 所长
李红杰 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中心 副主任
尼玛扎西 西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
徐平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 教授
王文长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经济学院 教授
王天津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经济学院 教授
沈林 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散居处 处长
[核心新闻]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政府对西藏开始实行全面的特殊优惠政策。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更是形成了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援助西藏的局面，中央先后召开了5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的各项事业从资金、人才和物资等方面给予了全面援助与支持。那么，中央政府为何要援助西藏?援藏的历史和现实是如何演进的?援助给西藏带来了哪些成果?目前西藏有没有依靠援助形成了自我发展的能力?新形势下应该如何改进援助机制，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可持续发展?4月3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举办的“西藏援助与发展研讨会”上，由中央党校教授靳薇新著的《西藏——援助与发展》一书，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了梳理、思考及回答。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大学、国家民委的专家学者及西藏自治区基层干部等2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并围绕着《西藏——援助与发展》一书提出的援助政策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西藏应选择什么样的特色发展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西藏——援助与发展》一书是作者在历经十几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完成的一部民族社会学专著，其创作缘于1996年作者申请到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援藏项目的社会效益评估。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作者在查阅了大量有关西藏经济发展问题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先后5次前往西藏，对28个援助建成的项目进行个案调查，走访了10余个村落，通过召开座谈会、个人访谈、入户访谈及发放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援助政策在西藏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书中除了涵括上述调查成果外，还贯穿着国内外社会学社会发展理论和相关研究状况的评述，并且抓住了财政援助、项目援助、人才援助这三大问题，以大量的事实材料、数据加以分析论证。这些分析论证表明，通过中央政府及各省市的援助，加之西藏干部群众的努力，西藏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增长，西藏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西藏人民对援助政策的社会效益也有很好的评价。然而，作者同样指出，传统援助方式的消极作用在西藏也有所体现，西藏经济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较弱，产生了对中央财政、项目投资、社会管理等多方面的制度性依赖。为解决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要创新援助制度，认为只有利用西藏已经出现的新的经济生长点，促使其自我发展能力生长，才能帮助西藏走出“援助依赖”。
[发言摘要]
援助——为西藏的发展注入生机
靳薇：国家对西藏的援助可以说是一种全方位的援助，我将其分成3个部分：财政援助、项目援助、人才援助。
从财政援助来看，2001年到2009年，国家对西藏的财政援助包括项目支持是3000多亿人民币，财政援助是2000多亿人民币，年均增长20%。我作了一个回顾分析，从1952年到2005年，中央财政补贴的增长速度高于西藏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15个百分点，中央的财政援助始终高于西藏财政总收入。另外一个表现是，西藏财政的自给率始终比较低，在西部各省区当中也是最低的，只有6.45%，这意味着西藏自我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原始积累实际上远远没有完成。西藏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是比较低的，到2005年仅为5.7%，而全国的平均水平是10%到17%之间。
从项目援助来看，项目援助在西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从我作过的4000多人份问卷调查来看，西藏民众对项目援助的感受也是非常积极和正面的。我通过对20多个援助项目进行追踪调查，来了解项目援助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运行状况。总体来看，农林牧等综合项目比较好，其他如交通、通讯、卫生、市政建设等社会效益非常好，但是经济运转比较困难，还有部分产业类的项目如兴建的工厂矿山等，有些已经倒闭。从西藏每年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项目援助对社会生产总值等指数有非常明显的投资拉动和项目拉动，每一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随着大批量的资金和项目投入，社会生产总值的指数有非常大的上扬，出现明显的投资依赖。
第三是人才援助。截止到2009年，一共有近4000名干部在西藏工作，目前整个西藏自治区包括县一级，全部都有援藏干部。干部援藏有一些非常显著的成就，他们为党政干部队伍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带动了思想观念的更新。由于这些干部都是有级别的，可以广泛地调动社会资源，对培养西藏干部的各种能力有非常好的作用。同时，也加强了内地和西藏人员的来往。
总体来看，西藏目前随着财政援助和项目援助力度的加大，人才匮乏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尖锐和突出，因此，从援藏这一方面来看，将来应更多地倾斜于投资西藏当地的人力资本。
岳颂东：深刻地认识西藏是做好援助工作一个坚实的基础。西藏这个地方确实有很多与我们内地很不相同的特点，归纳起来有5个，即独特的地理环境、由封建农奴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单一民族聚集、全民信仰藏传佛教以及达赖集团一直试图把西藏问题国际化。
这5个特征对西藏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影响都很大，我主要对经济再点一笔。独特的地理环境即关山阻隔、高原缺氧对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市场经济是流通经济，如果商品不能大进大出，商品的运价成本就非常高，就很难和其他地方竞争，因此这种空间特征给西藏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利。
封建农奴制社会主要是自然经济，由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跨越是非常大的，所以西藏缺乏搞市场经济的传统、基因，因此发展起来比较困难。
单一民族聚集就缺少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往。虽然也不能说没有，但是相对内地来讲，和各民族杂居地区相比是有距离的。民族之间的杂居、融合与往来，对发展市场经济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单一民族的聚居和其他区域相比，这个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说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但是，宗教对市场经济也有不利的影响。达赖集团从事的藏独活动，使得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在援藏方面要算政治账，有的时候要大于算经济账。如果说西藏经济搞不上去，不仅对经济有重大影响，对政治上都有重大影响，因此一定要搞上去，一定要到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识西藏援藏工作就首先要把这5个特征牢牢把握住，这样我觉得既不会犯“左”的错误，也不会犯“右”的错误;既不会急躁冒进，当然也不会不进取。
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在全国的支援下，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令藏族同胞们所津津乐道、为全世界有识之士所公认的巨大发展，已经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国民经济体系。农牧业的生产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产业结构现在也是开始趋于合理，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了300亿大关，这在其他地区很容易做到，在西藏却很不容易做到。青藏铁路的建成使得西藏开始融入全国的大市场，地方区域的市场已经开始形成。因此，成就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西藏，如何从接受援助到自我发展
理解——援助是对共同未来、共享繁荣和安全的投资
靳薇：援助是什么，不是施舍，也不是一种慷慨的赠予。援助是一种投资，不是金钱的投资和金钱的回报，而是一种社会投资，是对共同未来、共享繁荣和安全的投资。中央一直在讲，支持西藏当地的援助目的是要启动西藏自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从我目前分析的数据来看，可以说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不论是财政援助、项目援助还是人才援助，西藏直到目前还要依赖内地和中央的支持。我们援助的目的，是要帮助他们有一天走出援助，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援助的目的。
龚学增：如何把中央政府、各地区、各部门对西藏的投入用到刀刃上，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它应有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这是我们总结西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围绕援助总结经验和不足时应该继续研究的问题，也是我们下一步对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推手，是一个更应该深入挖掘的切入点。
其次，中央和地方的援助如果能够逐渐激活西藏自身的发展能力，那么无论从理论研究到政府工作实践，都会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当然，西藏的特殊性决定了短期之内实现自主推进式的发展不太现实，但是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黎德勇:首先，我认为援藏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这是由西藏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所决定的。再具体地说，这是形势的需要、是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这几个方面决定了我们援藏工作的必然性和长期性。
其次，对西藏的援助以及它的投入产出，不能用简单的几个数据或某一个项目的比较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我们应该注意算大账，算长远账。岳颂东研究员说了要算政治账，我比较赞成。比如历史上左宗棠出兵新疆，如果他那个时候不坚持，也许我们现在就没有这块土地了，也就没有现在的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等工程了。
最后，要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和流向问题。我们不能把现在的援助理解为一种分配关系，好像你给了我几百个亿的资金，我把它和西藏的200多万人口相除，结果是每人平均几万。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不是这种关系，而是取决于每个人在市场上的占有度和参与度。我们现在有大量的投入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用到的建材是内地企业生产的，人力资本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内地的高级管理人才，利润的大部分也是被他们获得。当地获益的只有一部分包工头和一部分小工，大多数西藏群众都不能参与市场竞争和分配，不能参与市场就不能获取利润，道理很简单。这种转移的结果导致表面上是西藏得到了利益，其结果是拉动了内地企业的利润增长。因此，应该考虑如何能够让西藏更大限度地参与市场，将其作为一个战略重点来指导以后的工作，否则我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许志涛：首先，援藏是随着对援藏重要性的认识和国力的增长而不断强化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开始把西藏放在国家层面进行考虑。1994年中央给西藏的财政扶持只有100亿，以后每个5年规划都要翻一番，翻到现在有1000亿了。
其次，援藏工作是随着国家对西藏和西藏工作的特点、规律的认识深化而不断发展的。包括提出要把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作为援藏工作的重点，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等。
胡岩：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说过一句话，不仅汉族援助了藏族，藏族也极大地帮助了汉族。前不久，我和徐平教授去了一趟西藏，深感民族地区工作的复杂性和艰苦。在那里工作的汉族同志，首先应该有一份对于这个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同胞的真诚感情。
黎德勇有一份我们内地很多人没有的感受，很多援藏干部确实很辛苦，但问题不单单是要给地方拉来投资，搞到钱，更重要的是考虑生态安全屏障问题。建设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屏障不仅有利于我们国家，甚至对整个人类都有很大的贡献。如果投资拉到这里，当然对西藏的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内地援藏干部来说，也要有一种对建设生态安全屏障的责任感，不能简单地考虑经济问题。靳薇在书中想到了这一点，不能简单地看到GDP的增长，还要用科学技术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这也是我们今后在宣传上要注意的问题。
苏发祥：我认为，中央的援藏政策使西藏得到很快速的发展，但是反过来说，援藏也拉动了内地的建材市场，为内地的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同时也激活了内地的很多企业，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只说我们对西藏提供了多少资金，这是不公平的。
西藏的生态保护、西藏的发展模式也是这样，如果选择得不好，会影响很多方面。目前来看，援藏还是长期的工作，但是援藏仅仅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像靳薇教授说的，要“走出援助”，但是怎么样走出援助，不仅是专家学者，也是我们各个阶层群策群力，需要共同考虑的问题。
扎洛：我们应该正确认识援藏问题。首先，我们不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吗?民族国家不是有所谓的功能区划分吗?西藏不是我们的资源储备区、生态安全屏障吗?实际上，这种援助不仅在我们国家存在，其他发达国家也都是这样。一个国家，只要有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就要有这种援助和倾斜。西藏是我们的资源储备区，国家要建设生态安全屏障，我们要为后代生存环境负责，从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中央给予西藏援助是应该的。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来说，可持续地援助西藏是没有问题的。真正存在的问题是项目的质量问题，援助项目到底针对什么，到底要做什么项目，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张明：如果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做一些研究，用交易成本来算援助这笔账，可以把中央政府也当做交易主体，西藏也是交易主体，双方要在交易中得到什么?很明显的，第一要有生态安全屏障，第二要有社会保障，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就是人心，人心是最重要的。
现在我举两个例子，西藏有两大工程，一个是援藏，第二是西藏自己的安居工程。参与安居工程的90%以上都是当地的农牧民，老百姓不仅通过安居工程挣到钱，而且由安居工程也培养出来很多石匠、泥匠等技术人才。
西藏是不是需要援助，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是长期需要。西藏人力资本的存量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西藏公共服务水平达到内地平均水平，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两个目标实现之前，内地应该全力援助西藏。
陈铮：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投入、支持，是一个政治行为，不仅仅是经济行为。通过经济行为反映出来的问题，可以通过数据、效果评估来做研究和分析，有些可能确实更多是决策点和政策执行者深层的意愿，或者深层的考虑，在这里我们尽量阐述问题、探讨方式。
我长期在海外生活，了解到国外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也是一个立体的。国内在过去几年里做了很多工作，使国外对西藏渐渐有了一个比较具体和细致的了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我希望靳薇教授的著作能够尽早被介绍到国外去，这对关注西藏地区发展的学者和相关机构有一个实质性的帮助，这可能是战略性意义的发展。
创新——加大支援力度、完善援助机制
岳颂东：对于未来的援藏工作怎么做，我有几点思考。第一，要继续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为什么?原因就是西藏由封建农奴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跨越了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提出马上走出援助，我看也不现实。在走出援助前，我们还是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进行援助，以此来缩短社会发展过程，因为没有经历过自然过程，就必须要用外力进行弥补。民主改革之前，全西藏连一个电影院也没有，怎么办?就要通过援助来建电影院，所以继续加大对口支援力度还是要肯定的。
但是在这里还要讲一条，就是如何建立一种比较完善的、能够达到最优化效果的机制，让西藏最终“走出援助”?一般的外援都要通过内在动力挖掘出来、培养出来。如果把西藏比喻成老式卡车的话，摇把是外在的，要让内部的发动机发动起来，自己走才行。所以，就要在西藏的内在机制上多下工夫。
项目援助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援助项目应该由中央投资，公共财政应该继续投向建设人民群众需要的学校、博物馆、图书馆、防疫站等。对于企业项目的投入要慎重，因为企业项目还是关系到市场的投入产出。由中央财政盖好厂房交给一个企业负责运营，靳薇教授也提到，大部分亏损的项目是这部分企业，所以这部分恐怕今后要有选择的援助。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搞对口支援，西藏与对口支援地方搞一个相互参股的模式，由西藏出地、劳动力、劳动成本，外地出钱、出技术，这样嫁接组合在一起，利用内地的技术力量和管理力量，而不要单一的由西藏自我发展。我觉得这样就能够把市场经济和西藏的自然经济融入在一起，可以少亏损或者不亏损。
我刚才讲西藏的五大特点以及和内地的很多差别，所以应该在政策方面坚持给予西藏优惠。西藏如果和内地进行平等竞争，它肯定竞争不过，所以必须要采取措施，它个子矮点，垫几块砖，然后逐渐搞起来。这方面，特别是开头三五年恐怕就要这样，在政策方面还是应该优惠的。
第二，要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广大居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大批西藏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因为西藏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和发达的封建社会过程，所以在广大的藏族同胞中，有市场经济意识的人很少，甚至没有，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搞市场经济。我们要大量培养藏族企业家，这都是内生性的，让他们多到内地交流，锻炼自己的本领，一回生二回熟，他自己不明白，但他儿子可能就明白了，一代一代传下去。
第三，在发展第三产业方面，我觉得应该大力发展旅游业，这是西藏独具特色的产业，应该大力发展。在产业发展援助方面，中央都应该援助什么?中央财政不但要给西藏资金，还要帮助西藏打开市场。比如对口支援的地区，要在内地给西藏找好市场。西藏负责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要靠援助省份帮着卖。还可以大力发展出口产业，打开市场门路，我觉得西藏在经过这种援助之后，它的自我发展能力会逐渐建立起来。
赵曙青：有西藏特色的发展道路怎么走?当我们讨论发展的问题时，如同无法回避资源的有限性和发展的无限性这对矛盾一样，我们在援助西藏的时候是不是有个极限，是不是有个底线，而西藏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极限和底线。资源的有效性和资源的绝对稀缺，援助的极限性和底线以及发展的极限和底线究竟在什么地方，都是我们今后需要很好地研究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援助什么、发展什么，援助到什么时候，极限在哪儿、底线在什么地方，这都需要很好的研究。另外，我觉得在制定援助、发展政策时，要顾及当地老百姓是怎么想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两千多年的跨越式发展会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要充分考虑到西藏的环境承受能力、人文承受能力、文化承受能力、资源承受能力。
李红杰：从发展的理念来说，我们应该从社会公平公正这个角度来看待发展。结合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我们应该认识到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仅是投入的跨越，更应该是我们理念的跨越、认识的跨越。
从发展的主体来讲，藏族人民是西藏发展的主力军、主人，我们曾经说西藏是单一民族，这个话不是绝对的，但却是毫无疑问的。西藏发展的主人是藏族人民，外在的投入必须通过这个主体发挥作用，离开西藏这个主体再谈发展，任何发展都不能产生。我觉得发展的根本是藏族的参与权和他们在决策中的发言权，要解决谁是主人、谁是客人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再大的投入也产生不了预想的结果。
另外，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感觉，似乎是越发展问题越多。其实这不是发展本身的问题，而是发展过程中间的问题，包括参与发展的主体和分享发展成果等方面产生偏差而导致的问题。我们的发展在很多时候没有做好发展成果的分享，当地的藏族同胞尤其是老百姓，究竟分享了多少成果?这也是很突出的问题。如何让老百姓，尤其是农牧民能够享受到发展成果，我们还似乎缺乏有效的办法。如果做不到共享，发展越快可能差异越大，麻烦事更多，所以我觉得不是发展本身会导致麻烦，而是发展过程中的理念，主人作用的发挥和发展成果的分享方面我们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黎德勇：探讨西藏的发展，不仅要对它内部进行考察，更应该以西藏与内地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考察它怎么来发展，怎么去援助的问题。刚才岳颂东研究员已经分析了几个特点、优势、问题，这个已经决定了我们在某些方面的考虑暂时是优先的，但如果老是在那个地方做文章，我们投入产出可能会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差，现在应该跳出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目前我们这种援助基本上是有来无回，或者说是单向的流向，从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我主张应该把它放在逐步转为双向流动。可以充分开发利用西藏的水、矿产等资源，形成双向流动。
尼玛扎西：我感觉援藏的核心问题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尊重西藏的发展规律和与西藏当地实际结合的问题。我们在援藏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读懂西藏，有针对性地进行发展和援藏。
看到西藏援藏与发展的这个话题后，我联想到工作中接触到许多方面都与此有关。其中一个关系，就是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大家都说稳定与发展相互促进的，但是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要何种稳定才有利于发展，这方面需要深刻的思想。懂西藏者得天下，怎么样懂老百姓的心，他们向往什么，需要什么，弄明白他们的需求才是真正懂老百姓的心。我们如何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读懂老百姓的心、援藏之前想点什么、援藏时做点什么，援藏后留点什么给老百姓，这需要我们学者深入思考和调研。在援藏整个过程当中，也许可能有策略，先基础设施后民生发展，再自我发展等等。但是从西藏自身的发展角度讲，怎么读懂老百姓的心、向往需求和七情六欲，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们还要深入进去问当地人，这样才能使援藏政策、发展政策顺应当地的需求，这个我觉得需要深刻的反思。
徐平：我认为在西藏的援助和发展过程中，要实现4个转变。首先是要从现代化的设施建设转向与之相匹配的软件建设。其次是要关注农牧区的发展，要从重视城镇建设转向重视农牧区建设。现在，无论是援藏干部还是当地老百姓，都认为援藏受惠的首先应是农牧民，但实际上农牧民受惠的比较少。第三是从重视项目建设转向重视人才建设。人才建设搞好了，才能更好地发挥项目建设应有的效益。我在江孜待了十几年，别的项目都非常好，就是工业开发区，几代的援藏干部前仆后继地建，但效益很差，重要的原因就是离市场太远，合格的劳动者太少。最后一个转变是从对口互惠的方式转变为一个对口互惠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以东支西，是支持的支，以西支东，则是支援的支，如果不建立互惠关系是不对路的，到头来事倍功半。
王文长：对西藏援助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援助方式，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新反思援助方式的问题。究竟如何援助?刚才发言者好几次提到，要倾听西藏老百姓的声音，他们有什么样的愿望提出?我们帮助他们，解决了民生问题，我们也应该倾听他们的需要，钱应该用在哪些方面，要尊重他们的权利。我们在考虑援助方式的时候，应该更重视来自底层老百姓的声音。
王天津：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分配。牧民除了牛羊，还有什么产品可以用来交换?现在国际上碳交易的讨论正热，中国的碳排放量要减少到40%到45%，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怎么减?那就从有草有树的地方减，哪个地方最多?西藏最多，树多草多。假如在观念转变的过程中，意识到农牧民交换的产品不光是牛羊了，草也是一种交换的产品，那么农牧民可能会自觉、自愿地减少牛羊放牧的头数，因为他们放牧了100头牛、100只羊，目的就是换钱。现在不要放这么多的牛羊，怎么给钱呢?草长起来了就给你钱。如果把产品转移一下，同样，农牧民能够参与到交换，他拿的也是产品，国际上现在讨论碳汇交易，这就是产品。如果这个产品能够通过大规模的交换，当然比较复杂，通过一定的办法把它列为产品交换，我看农牧民从内心里恐怕就有一种动力，减少放牧，让草自然生长。关键就是产品怎么界定，界定好了，这个产品交换就能成功。
西藏怎么参与低碳经济?原来的那一套援建计划都没有涉及到低碳经济，全是建这个项目建那个项目。如果在将来的发展中把碳交易这个部分设计到里面，等于又打开了一个市场。
发展——尊重藏族人民的主体地位
靳薇：西藏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在西藏现代化的道路当中，究竟能不能变成推动力和助力?还是仅仅像过去一样，我们还要继续发展工业，并将西藏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作为在西藏发展工业的一种障碍和不利的因素来考虑?
2002年我到山南地区的一个苗圃去考察一个被承包的果园，有意思的是，桃树上结满了桃子，桃子很红但是非常小。当时我跟承包果园的主人讲，你可以请技术员教你嫁接，这样能让桃子更大一些，卖更多的钱，小桃子尽管多，但是卖不上好价钱。果园的主人笑了笑，没有做任何回答。出来之后司机跟说：“靳老师，西藏现在只需要小桃子，不需要大桃子。”我说为什么?大桃子不好吃吗?他说农牧民到城里来赶集，小桃子一元钱能买5个，大桃子只能买1个，他有好几个孩子，给谁吃好呢?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经常想，我们在援藏当中是不是拿了大桃子，拿了非常好的水蜜桃送给当地的人，或者在当地只种大桃子树。我在调查当中也发现，不管项目援助也好，还是在当地建工厂、企业，包括小的农林牧水项目也好，只有当地群众参与的程度越高时，这个项目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景才越好。
温家宝总理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当中也提到，要让西藏当地的老百姓共享繁荣和发展的成果。共享，怎么样才能共享?让西藏民众一方面高度地参与，一方面保证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共享。
尼玛扎西：首先，西藏不能在脆弱的生态环境下长期保持低层次的发展，万里江山如果保护不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经常在讨论西藏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和西藏发展空间的需求，那么怎么样才算真正建设一个生态安全屏障?
其次，在对现代化的追求中如何利用和保护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人文?虔诚的佛教徒在大昭寺里进行祈祷的场面，这是一种旅游景观还是一种落后的形态，他对旅游者吸引的价值有多大?膜拜千里到拉萨的情景发生的时候，它的这种行为对西藏又有什么价值?可能作为旅游者而言，就是一个生态景观，一种看点，回来以后津津乐道的东西，这种情况下，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援藏发展过程当中应该做什么，思路应该调整。
第三，如何处理好开放搞活和维护稳定的关系。在西藏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的过程中，如何以开放的心态、自信的姿态去迎接国内外的旅游者。
第四，如何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生产农牧产品，使西藏的农牧民真正成为市场的参与者。我们在援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需要考虑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像青稞罐装化，很多老百姓都尝到这一点甜头。城镇化过程当中，如何让分散在广大农牧区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更好地发挥技能，实现发家致富。
第五，如何处理人才培养与就业之间的矛盾。是否可以考虑增加干部队伍编制，缓解就业压力，这也有利于稳定。
王文长：我们要明确在西藏的快速发展中，西藏人民才是发展的主体，发展是要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前几年我去西藏，拉萨变得越来越漂亮，但是农村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也就是说，城乡差距确实比较大。现在有很多钱投在可见的工程上，特别是城镇建设上，而乡村就像一个大容器一样，投进去听不见声响。包括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我们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农村”?这是一个建设式样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更好地思考这个问题，会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断裂。我觉得我们还要从乡村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做起，哪怕我们在形式上看不见什么，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增加投入，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共公服务体系等。
这里面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这些年我们在追求技术进步，但是在文化价值方面，是不是藏族和你的看法也是一致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式应该在认同方面追求一种结合，使文化进程和理性达到很好的结合。
扎洛：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已经把民生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所以我认为援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区分援藏和援助西藏贫困人口，这是两个根本问题。西藏的城镇职工生活非常安逸，他们的收入确实不低，但是西藏整体的经济水平是非常低的，如果不区分援助西藏和援助西藏贫困人口，我们下一步在西藏的问题还是会照样存在。
第二，我们援助西藏应该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主，基他的还是交给市场比较合算。
沈林：这本书虽然谈的是西藏援助政策，但是里面很多观点给我们带来思考。确实，有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走向反面。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在民主改革之前，西藏是经济社会发展很慢，是一瘸一拐地走，民主改革以后是扶着走，架着走，当然现在扶了50年、架了50年，什么时候能自己走?时间长了不会自己走路了，怎么办，当然要思考，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理论和现实问题。
还有第二个思考，是民族发展和民族地区发展。四川的凉山州在30个自治州里的GDP可能排在前3位左右，但是彝族的发展还差得很多，我们很多民族地区都是这样的，这将是我们今后工作当中不断探索的新东西。
许志涛：靳薇教授的新著实际上是在探索一个很大的题目，西藏到底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最深体会，就是在科学发展轨道上实现西藏的跨越式发展，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这是这次会议的问题，也是大家总结的问题。对西藏跨越式发展要算大账、总账，包括方方面面，也包括人心问题，这都是大大促进了西藏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从跨越式发展提出以后，方方面面也提出一些反思和质疑。首先，在西藏这样一个地方能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前面大家也讲了，西藏是一个社会发展程度比较低的社会，同时又是长期封闭的宗教社会。拉萨 “3·14”打砸抢烧严重犯罪暴力事件以后，质疑的声音更加突出。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因果关系，但是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西藏加快发展了，带来的社会问题必然也非常多。中国人民大学的杨世民老师提出，发展是要有成本的。第一个成本是生态成本，一定要保护生态环境，第二是社会成本，原有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并且发展速度很快的话，造成的发展差距拉大。差距拉大导致失业、对社会不满，实际上就为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和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提供了一种社会铺垫。
对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和质疑，我觉得中央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对这些问题都是有思考和回答的。就是要在科学轨道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和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我在这儿特别重点讲几个方面：
第一，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生态保护的关系，西藏的发展不是单向的。第二，更加注重改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第三，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四，更加注重与内地的交融。
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入的思考，感觉就是在发展目标上，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体系，包括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也包括生态良好，并不是说经济发展越快越好。具体指标规定里面没有关于GDP的具体指标，只有两条：第一是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第二是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水平。这两个指标是一个指标，在5年之内要显著提高，在10年之内到2020年要达到全国综合水平，就是这两项，没有关于其他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生态作为西藏工作指导思想的很重要方面，把确保生态环境良好作为发展的重要意向。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保护生态与发展的关系，因为西藏的生态安全问题不只是西藏本身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的问题。
(文字统筹整理/本报记者赵志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