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衣努

书写关于全球不确定性的民族志

项飚 (著、校)，王悦之(译)

本文作者的《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Global Body Shopping，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7）获由美国人类学会，城市、国家和跨国/全球人类学团体颁发的2008年度安冬尼?里兹奖(Anthony Leeds Prize)。本文原文是作者发表在《城市与社会》杂志上的答谢，题目为“Tackling Global Uncertainties” (City & Society. 2009. 21 (1)：22?27)。作者感谢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Calum Nicholson对文章初稿的建议。作者在本报发表的时候又作了补充。该书的中文版(王迪译)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美国人类学会城市、国家和跨国/全球人类学团体在授予该书2008年度安冬尼?里兹奖(Anthony Leeds Prize)时的宣言：

在这个具有创造性的民族志中，项飚对潜藏在灵活国际劳动力市场之下的一个现象作了非同寻常的描述。“猎身”??对科技工人的培训和流转??导致了无所依托、脆弱不安的劳动力大军，从而把印度的外包公司和大型跨国公司联系在一起。项飚跟随这些工人从他们的印度老家到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工作场所，将抽象的经济运作具体化，体现了乡村家庭、嫁妆制度、科技创业和不可预测的市场之间互相交叉。这是一个独特的范本，体现了多点民族志的潜力，从来不忘记那些处在全球流动资本的另一端的真实的行动者。同时，这是对经济系统究竟如何使劳动力和资本不断保持流动的一个细致丰富的分析。

    2007年底开始的这场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问题：全球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影响我们当今生活的一个主要力量，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种不确定性？人类学家应该对这个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这至少有两个理由。首先，这次危机如此之深，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管理失灵的问题；比如，究竟什么使得我们一直如此盲目乐观，以至于到事情已经显而易见，我们才如梦初醒？这是人类学的问题。第二，尽管人类学家擅长于描述个人经历层面上的不确定性，但往往不能有效解释不确定性的结构性起源、其内部运作机理、以及所产生的后果。这次危机在空间范围上波及全球，使得上述问题对我们更具有挑战性。

   《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一书正要在探索全球不确定性的问题上迈出一小步。这本书探讨了在全球规模上的经济灵活性和波动性如何成为社会事实。主流观点坚持认为经济的灵活性是自然的、必然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孜孜以求的。我的书却要证明，所谓的经济波动性并不自然，而是通过各种具体的体制安排和特定的人为活动而精心改造的。本书研究的案例是一个立足于印度、但全球运作的、号称“猎身”(body shopping)的信息产业(IT)劳动力管理体系。猎身的基本操作程序是：印度人在世界各地开办咨询公司（body shops，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劳力行”），从印度招收IT工人，然后根据客户企业的项目需要把这些劳动力提供给客户。不同于传统的中介招聘机构，劳力行不是简单地把雇员介绍给雇主就完了，而是，它们直接代表雇主管理工人，包括为工人提供担保、办理临时工作签证、支付工资、安排食宿等等。因此，在猎身中，工人们与他们的真正雇主不发生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从而雇主随时可以减裁他们；如果雇主不再需要这些工人，劳力行可以将他们派给另一个客户，或者让他们“坐板凳”(benching)??等待下一个职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劳力行之间会互通有无，如果你有工人而我有项目，他们就采取联合行动，随时将IT工人送往有需求的地方。如此一来，劳动力就在全球范围内被随时调配，服务于高速流动、极不稳定的资本。在这本书中，我特别关注了2000年初高科技企业股票市场崩盘所造成的后果，大量的IT工人失业，纷纷被“板凳”。这样，我不仅分析了在高科技产业中资本的“灵活性积累”如何在社会意义上成为可能，而且也分析了这一积累模式怎么有可能被打断。

   人们普遍认为，2000年的经济低迷是由于对IT行业的过度投资（特别是通过股票投机和风险资本的手段）及随后IT业的过剩生产而造成的。至于为什么会有过度投资和生产过剩的原因很多，但是我要强调，全球性的流动劳工制度发挥了关键性作用。IT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没有象全球猎身这样的能够在全球范围提供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的作法，IT业的扩展和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而正式靠为向全球IT业生产、供应和管理劳动力，印度在所谓的全球“新经济”中脱颖而出。那么，为什么印度的IT业员工比北美劳动力更具灵活性且价格更低？答案在于生产劳动力的社会条件。培养一个合格的IT专业人士需要相当大的投入。由于印度欠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比于美国，印度可能需要更大量和复杂的投入。但是，在印度的这些投入的货币价值很低。这是因为那些参与生产IT专业人士的劳动者?--母亲、妻子、家庭佣人、和农业工人等等----他们的劳动被赋予很低的价值。他们的劳动被人为地贬值，是由于国际上根深蒂固的全球不平等造成的，也是他们在当地社会中的低下的社会和文化地位的结果。这样，由于这批人的隐形贡献，印度IT工人的劳动力价格远远低于他国的同行。除了工资较低之外，作为移民的IT工人在国外很少有机会获得社会福利。当美国市场疲软、公司需要解雇他们的时候，雇主就可以把他们送回印度。这使得印度IT工人对资本的灵活性积聚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这样，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和大量的低价劳工的存在，使得IT业迅速膨胀。当IT业界突然意识到它其实无法靠出售产品而获得回报时，这个游戏也就嘎然而止。原来身含超剩余价值(由于他人的低价劳动力的投入)的印度IT员工，也就一夜之间变成了剩余劳动力。

   如果用更具有理论色彩的语言讲，我的民族志展现出了一个特定的经济的社会组织模式(a particular mode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这种社会组织模式将剩余价值从世界的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从而促使在接收剩余价值的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并最终导致过度投机和过剩生产。在这个组织模式背后，是多层次的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关系，这包括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全球劳动力市场内部的种族关系、以及印度社会里根深蒂固的按照性别、种姓、阶层和城乡划分的社会区隔。这些不平等关系，相互交叉，构成了高科技产业领域的灵活性积累和不稳定性的全球社会基础，它们在市场低迷又吸纳了不稳定性造成的社会冲击。“猎身”是上述的社会组织模式的中心环节。因此，本书不仅要记录人们具体的跨国行动和联系，而且要揭示世界上远隔重洋的不同地区是怎样在制度和结构的意义上联成一体。从而，不管是在描述上和分析上，本书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民族志”。

   和2000年的市场波动比起来，目前的经济危机显然更加深刻。但是书中所探讨的关于经济的社会组织的思路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假设。如果我们现在要写一份关于全球经济的民族志报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价值转移可能要成为一个核心。基于历史原因，基于30年改革的积累，中国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经济的社会组织模式，它带来了高速的增长，也引发严重的弊端。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地方政府的ＧＤＰ崇拜、城乡二元化结构、强权政治体制、专制性的工厂体制、以及普遍社会保障的缺失等等，导致了对商品的生产过剩和非同寻常的高储蓄率。美国的景象却是截然相反：企业家们占据和巩固市场的渴望(即，“不管实际利润，先把市场占住再说”，这个策略鼓励消费者的提前消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以及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共同蔓延的“流行性富贵病”( affluenza，即房子一定要越来越大，汽车一辆不够要两辆，有了两辆要三辆)，导致了过度消费。来自中国的剩余价值----即积累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的被人为压低价格的人类劳动----更助长了过度消费。在全球经济中，区域性的过度消费和区域性的过度生产本身并不一定是问题；如果美国人消费了中国生产过剩的商品，那么彼此皆大欢喜。但是，当今中美之间的经济的社会组织形态有另一个不同寻常的特征，即中国人借钱给美国人、让他们来购买中国人的产品。通过有形贸易而实现的剩余价值转移和通过债务和金融而实现的额外资金注入，鼓励了资本的超流通，使美国愈加脱离实体经济，产生出十倍甚至百倍于实体经济的纸币财富。当美国突然意识到，他们实际拥有的财富实际没有他们一直以为的那么多，他们不能再用那些仅仅在电脑屏幕上闪烁的虚拟的财富数字来无限地购买消费品的时候，游戏不得不中止。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中国式生产加美国式消费和投机的国际经济的特殊社会构型？美国无可置疑的霸权??包括首屈一指的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和美元在事实上的国际货币的地位，使得它看起来“太大而倒不得” (too big to fail)，从而人们纷纷愿意向它借钱给它花，使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国际投资接收国。美国“太大而倒不得”的形象不是一种假象，我们只要看看这次危机的社会成本是如何转嫁、消化的，便可以看出其背后的结构性事实。危机最大的受害者当然不是危机的始作俑者----那些华尔街的银行家----而很可能是中国1.3亿的城乡流动人口。到这篇文章完成的时候，在中国丢失城市工作的2000万农民工已经不得不返回农村的老家。(就和印度的普通IT工人以及他们的家人一样，农民工缺乏基本社会保障，这使得他们具有更强的、以牺牲他们自己福利为代价而吸纳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因此，毫不奇怪，北京对美国经济的复苏的希望，并不一定比华盛顿弱。所以，全球巨大的不确定性很可能是根深蒂固的全球经济结构的产物。正因为如此，究竟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社会结构会有多大的改变，将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微妙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真正对全球的不确定性进行书写，我们需要直面全球的不确定性，不折不扣地对这一不确定性本身进行分析。在《全球“猎身”》一书中，我明确质疑目前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全球化分析的一个普遍策略，即强调全球化在地方上的所谓的“嵌入性”。这个策略反复提醒我们：那些日进斗金的对冲基金的经理们，虽然玩的是全球范围的财富，他们仍然需要有形的椅子坐下来，需要物理的床铺来睡觉----从而世界依然是具体的、行为是“嵌入”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者关注经济行为怎样“嵌入” 到各种社会关系中去??似乎经济行为是由外界强加的，这或许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一个更具启示性的问题或许恰恰相反：即我们要问，人们是怎样发展和运作社会关系而导致了经济的全球化？??经济行为本来就是社会关系的有机部分。我们要面对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真正挑战是：人类学者能否解释诸如股票市场这样的制度的兴起和发展，而不是仅仅强调股市在运行中有“嵌入” 的特征？

   但是，尽管我的书是要直面“大”故事，作为一个民族志，它不是一个泛泛而谈、以一盖全的叙述。我的论证的基础乃是对人们的所做所想的直接的、密切的和同情的观察。《全球“猎身”》讲的是有关我的受访者的生活故事：他们的成长经历、他们的少年梦想、他们的工作情况、以及他们如何谈论和应付不确定性。我通过探索不同的、各自具有自主性和特殊性的社会和文化领域之间----从印度的股票市场到婚姻谈判，从老乡网络到自我认知----如何交叉和互相作用，从而来寻找IT这个特殊国际经济领域的社会组织形式。举一个例子，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为男性IT专业人士获得前所未有的高收入，新娘的家人为了把女儿嫁给ＩＴ业的新郎不得不提供丰厚的嫁妆，从而导致在IT专业人士集中的印度南部地区的嫁妆的价格大幅度提高。嫁妆不仅仅是金钱，收到高嫁妆也意味着男方所受到的社会认可，所以人们通常要炫耀高嫁妆。IT专业人士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能力，天衣无缝地在地方婚姻市场上得以“兑现”，鼓励了当地居民投入更多的资金让子女(特别是儿子)接受IT培训。与此同时，本来是局限于一小部分人中间的陪嫁攀比，很快成为该地区的普遍现象(因为低种姓和贫困家庭想要和高种姓的看齐，认为这是有地位的象征)。这对穷人造成沉重的压力，对一些贫困妇女的负面影响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有谁能想象，纳斯达克的股价升降会直接影响到在遥远印度农村的少女的生活？只有通过民族志式的探究，我们才可以真正认识全球不确定性的根源和后果，这些根源和后果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同时往往散布在生活各个角落，难以预测，而且超越资本积累的本身的逻辑。

   我的工作的目的不在于建构一个精致的形式化模型。比如我就忽略了诸如人力资本、生产率这些概念，而把印度镇上一个8岁茶童和美国硅谷的工程师完全一视同仁。这当然不能完全反映现实。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要对“现实”作机械的记录，而是提供以人为本的视角，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学。如果我的工作能够促使成功的印度IT企业家重新思考他们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或使一个贫穷女子拥有足够的自信而要求他人充分尊重她的价值，那么，我就非常心满意足了。

   我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写意”的(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甚至是有扭曲的建构。所谓“写意”，我追求的是一定的概括性，运用资料来阐明我对结构性的不确定性的分析和诠释，而没有对受访者的理解与思考中的含混性和不确定性做出充足的说明。说它可能是“扭曲”的，因为我强调我自己的叙述和分析的逻辑的清晰性，而把混乱无序的真实生活的逻辑排在了第二位。在书里，故事的主人公可能看起来都是实用主义者，而他们的生活看起来简单透明。实际情况当然比这个复杂，有很多的例外。我并不试图辩护这些问题，但是可能有必要反思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如此没有忌惮的“单根经”？我来自中国。我是西方经典人类学著作所要处理的“他者”的一分子。作为“他者”，我完全不明白人类学家为什么会对如何理解、表述和转译他者的文化有如此巨大的焦虑。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一定要拼死拼活将他者的生活无所不包地呈现出来？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谈“问题”？有人告诉我，民族志一定要往复杂里写，是因为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复杂的，是充满能动性的。好，假设我是一名“土著”的被调查者。我花了我的时间向你解释种种问题，我想的是知道你怎么想。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你的观察是片面的、不确定的，我知道。我也不觉得你们费尽心思让我的文化“站起来说话”有特别的价值。对我来说，我的能动性就在于：我要反思你所作的观察，我要超越日常话语而形成自己的理论，然后要和你对话！当我注意到你其实在为自己写作，而不是在邀请我的评论，我感到我的主体性被否定了。拜托，请不要担心过于清晰、连贯、甚至民族中心主义。请直截了当告诉我你怎么想，我将告诉你我怎么想。

   伟大的中国作家鲁迅（1881-1936）说他更愿意写杂文而不是真正能够进入世界文艺之宫的小说，因为前者正像“投枪匕首”。任何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应该有投枪匕首的精神??锐利、穿透力强，能穿过复杂的现象直逼心脏，却又足够轻巧便于群众使用。无穷无尽的自我反思，不胜其烦的注解与说明使得他们失去了锋刃。全球化这个不稳定、波动性的过程，把我们??人类学家，读者，受访人??带入共同的空间，从而意味着每个公民都比以往任何时候能更加直接地进行交流和辩论，而且越来越有可能一起行动来改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新型的民族志，一种不仅可以更精确地表述客观世界的民族志，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更有效地参与到改变世界的活动中的民族志。

   《全球“猎身”》这本书是我长期的、冒险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探索的结果。除了在国外长期实地考察的艰辛和用外语写作的困难，我也不时怀疑、焦虑、沮丧。在这样的漫长的隧道的尽头，我看到了鼓励的微笑，并且被授予安东尼利兹奖，这对我的意义恐怕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我感谢安东尼利兹奖评审委员会，你们给了我更大的勇气，让我用自己的方式看待人类学和世界，同时让我更仔细地思考知识生产的真正目的何在。

项飚：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王悦之：清华大学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

[ 本帖最后由 马衣努 于 2010-3-22 15:3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