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祜族的现实与未来：一个“直过民族”的启示
主持人语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民族学和民族理论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拉祜族等一些有特殊困难的民族的研究和关注不够。云南省的民族研究专家和民族工作者把拉祜族等其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末期和阶级社会初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称为“直过民族”，这些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而且有些问题相当严重。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主持人：
普永生 中国民族报社总编辑
嘉宾：
赵学义 中央统战部二局局长
禹宾熙 民族出版社社长
滕星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关凯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杨春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杨红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郑茜 《中国民族》杂志社社长助理
普永生：对一个民族发展问题的研究，要从多方面来考虑。滕星教授对拉祜族教育问题非常关注，近年来，他一直在做拉祜族女童教育项目。今天，他还带来了关于这个项目的纪录片《Children of Blessing》。在播放这部纪录片之前，我们先请滕老师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拉祜族女童班：要为当地培养有文化的母亲
滕星：拉祜族是我从2000年起开始关注的一个民族。为什么我会研究拉祜族?1996年，我作为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技术援助项目”专家组的成员，对中国西南4省区(云南、四川、广西、贵州)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地考察与研究工作。当时，我去了拉祜山区，看到拉祜山区的情况，感到非常震惊。新中国成立已经几十年了，为什么这里的社会面貌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中缅交界的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木嘎乡，那里的拉祜族群众几乎没有和汉族人接触过。从拉祜山区回来之后，我申请了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云南拉祜族女童失辍学与少数民族教师培训问题研究”项目。
我国拉祜族人口有46万，其中26万人居住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拉祜族历史上是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西方传教士进入拉祜山区传教时，发展出一套用拉丁文拼写的拉祜文字系统。这套文字一直在教会内部使用，并且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拉祜族创制了一套拼音文字，这套文字上世纪50年代在部分学校使用，80年代也使用过一段时间，90年代以后基本停止使用。现在，拉祜族儿童在学校使用的都是汉语文教材。我们通过调查发现，拉祜族儿童辍学率非常高，大约有40%到50%的孩子没有上学。由于地理条件限制，拉祜山区的交通、信息都很闭塞，木嘎乡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3年，劳动力基本上都属于文盲半文盲。新中国成立后，拉祜族社会从原始社会母系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母系社会制度依然残存，在木嘎乡就形成了两套体系并存的局面：政府权力机构是由男性主导的，社会权利、家庭权利是由女性主导的。新中国成立前，拉祜族是狩猎、采集民族。2000年我去拉祜山区的时候，拉祜族已经成为半采集半农耕的民族。当地的农耕水平是，一年生产的粮食够吃5到8个月，其余几个月所需的粮食由国家帮助解决，或者自己上山采集。
“中国云南拉祜族女童失辍学与少数民族教师培训问题研究”项目从2000年开始实施，项目一期用时5年。在这5年中，我们主要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调查拉祜族女童失学辍学情况;第二件事，是从项目资金中拿出一部分钱，在木嘎乡养老院里建立了一个寄宿制女童班，资助45位贫困的拉祜族女童上学。项目原先的设计是，这些女童初中毕业后回到家乡，能使当地增加45位有文化的母亲。
我们没有把这个女童班建在乡中心小学，而是建在了养老院，与女童班相对应的还有一个由当地18位汉族乡镇干部的子女组成的对照班。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一部分拉祜族由于近亲结婚等原因，身体瘦弱、矮小，先天体能等方面的素质不是很好。在美国，有一个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孩子在公立的白人学校中学习成绩差。这个理论就是遗传差异理论。该理论认为，即便是再怎么对黑人孩子进行补偿教育，黑人孩子的成绩也不会比白人孩子的好，因为黑人孩子的遗传基因不好，智力发育水平低，所以黑人孩子无法在公立的白人学校里很好地学习工业社会中抽象的知识。我想通过中国本土的实验，来挑战这一理论。
既然是实验，就需要有效控制各种变量，因此我们把学校设在了养老院。我为拉祜族女童班聘请了4位老师，其中有3位是拉祜族，一位是汉族。那位汉族老师姓彭，是个20多岁的女孩，毕业于澜沧师范学校。她担任拉祜族女童班的班主任，教授汉语。
项目一期实施的结果令人欣慰：二年级结束的时候，女童班孩子的成绩跟对照班接近，略微差一些;三年级的时候，女童班孩子的成绩，无论是语文还是数学，都已经超过了对照班。这说明，后天教育完全可以弥补先天遗传条件的不足。
女童班的孩子上到四年级的时候，我把她们从木嘎乡接到了位于澜沧县城的澜沧民族小学。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觉得，把这些孩子从大山里接到乡里，是孩子们接触外部世界的开始，她们可以学习汉语。在乡里学习三五年以后，乡对于她们来说已经太小了，因此我把她们带到了距离木嘎乡5个小时车程的县城。县城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是不同于乡村的另一个世界。
项目一期结束后，福特基金会觉得这个项目做得非常好，决定为项目二期提供资助，时间是从2005年到2010年。现在，女童班的孩子已经在澜沧民族中学上初二了。她们初中毕业后该怎么办?这是目前我们正在考虑解决的问题。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一位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加拿大籍华裔学生听说我在做这个项目，就自筹资金、自带设备和我一起去了拉祜山区，在那里待了一年多，拍摄了关于女童班的纪录片《Children of Blessing》。片子记录了女童班的孩子从三年级到四年级这一年的生活。它揭示了几个问题：一是什么叫做人的幸福生活?二是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育的本质和目的?三是在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这部片子在国际上播出后引起了轰动，也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片子的解说词是制片人撰写的。对于其中一些用西方人的视角看待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观点，我并不赞同，它体现了西方人的一些刻板印象。但这毕竟是一部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纪录片，片中谈到的一些问题比较尖锐，我们应带着批判和反思的眼光来看待它。
女童班的困境：教育的吸引力和文化选择权
马戎：看完《Children of Blessing》这部纪录片以后，我感觉无论是树立民族自信心，还是解决社会问题，都必须有社会保障。此外，还是要通过现代教育使拉祜族掌握现代的交流工具、生活技能。一代一代观念的改变，主要还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传统观念的改变，包括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对知识、技能的掌握，都离不开教育。要对拉祜族进行现代科学的教育、优生知识教育，使其观念发生转变。转变观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金要投入，方法要得当，项目不能半途而废，要见到实效。现在的问题是，滕教授能不能对这些参加实验的孩子负责到底，帮助她们实现就业?不能让这些孩子学习了汉语、学习了书本知识以后就被放任。
滕星：你说的问题也是我现在担心的问题。2010年，项目二期就结束了，这就意味着没有钱继续资助这些孩子念高中了。我认为，班里的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再回到家乡，但是她们在主流社会又找不到工作。一个初中毕业生能做什么呢?
马戎：她们已经回不去家乡了。这个实验不能做一半儿就撒手，如果中途撒手的话，可能会出现反自然的结果。这些孩子如果没有上女童班，而是生活在村子里，那么她们可能会结婚生子，活得好好的。可是如果实验做一半，就把她们撂在半空中，她们该怎么办?因此，实验的面应该再扩大一些。能不能实现学习、就业“一条龙”，帮助她们念完初中以后回到家乡就业?如果她们能在家乡稳妥地就业，那么她们的后代观念就会发生变化。
另外，那部纪录片的英文解说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片中将“汉族”表述成“chinese”，将“主流社会”译成“chinese society”，这样会给英语观众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这个项目是一个“汉化”项目，是一个民族同化项目。其实，在我国，许多现代的观念、制度、产品并不是汉族的东西，而是现代化的东西，是国际化的东西。
滕星：关于这个问题，我和片子制作人探讨过。我说，这里面有很多西方人刻板的认识，有一种不恰当的类比，就是把中国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比作美国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但是我认为，当一个小民族遇到一个大民族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种情况。
拉祜族女童班项目已经进行了9年了，这在国际上都算是一个长项目。我感觉有些精疲力尽了。
赵学义：项目做了这么多年了，应该好好总结。
杨红：我们现在总结的主要是项目对学生的吸引力问题。女童班的孩子小学毕业的时候，项目资金还没有完全到位，澜沧民族中学依据国家“两免一补”的政策，优先照顾女童班的学生入学，但是只有25个孩子留在了民族中学。其他的孩子中，有15个回到了乡里的中学，还有5个孩子进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职业中学学习。澜沧县的领导受女童班项目的影响，在县职业中学开办了一个女子班，班里的学生每个月可以享受180元的生活补贴。
在县职业中学学习的5个孩子开学不到1个月就集体逃学，回到了乡里。集体逃学是女童班长期存在的现象。这些拉祜族孩子有着很强的群体意识，只要有一个孩子逃学回家，就会有一群孩子跟着跑掉。我问那5个孩子为什么要逃学，她们说自己是被“不会说拉祜语的拉祜族”同学欺负才逃学的。后来我才知道，在拉祜族学生当中，她们自行区分为“会说拉祜语的拉祜族”和“不会说拉祜语的拉祜族”两个群体。
2009年11月，在县民族中学学习的一个孩子因为个人原因，坚决要回到乡里，结果有10个女孩跟着她回到了家乡。我们又一个一个地做工作，把她们接回民族中学。学校对学生没有吸引力这种现象不只在女童班存在，边远民族地区“普九”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按照“两免一补”政策，学校会给学生发钱，但是学生照样不来上课。
马戎：这些学生看不看电影?
杨红：看。
马戎：如果我们有拉祜语的电影，介绍外面的世界，也许可以引起孩子的兴趣，吸引他们用心读书。
杨红：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比较困难，对于这些孩子而言，他们找不到榜样。
马戎：不管是人口不算多的拉祜族，还是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实际上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很大。把少数民族毕业生完全放在市场中，让他们参与由主流文化主导的竞争，却不做一些特殊的政策安排，这样可能会产生问题。
滕星：我们做拉祜族女童教育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拉祜族的下一代，使拉祜族的传统观念发生改变，但实验的结果是，拉祜族女童发生了分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流行的是弗洛依德的性格决定命运理论，该理论认为，童年有什么样的性格，成年后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根据这一理论，有人进行了实验。项目组根据被测试儿童的性格预测，A将来会是银行家，B将来会是总理，C将来会成为作家，D将来则会沦为乞丐。此后，每隔10年，项目组就会对被测试儿童做一个回访。50年后，项目组发现，最终，D成为很富有的人，A则沦为乞丐。实验结果与当初的预测是截然相反的。
上述实验是迄今调查时间最长的研究项目，虽然实验结果与预测相反，但是并不能就此说这个实验是失败的。相反，它恰恰成功地证明，性格决定命运的理论是不可靠的。项目没有证实，但是证伪了。
我做拉祜族女童班项目的初衷，是希望为拉祜族培养45位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未来母亲，她们哺育、培养孩子的方式会与前辈有所不同，拉祜山乡的观念也会由此一代代有所改变。出乎我意料的是，有很多孩子不想回到家乡了。我不能强迫她们回去，因为她们也有文化选择权。分化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需要找出分化的原因，包括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文化原因等等。能把这些原因分析清楚，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二三十年以后，再去回访这些拉祜族女童班的孩子，我们就能从她们的口述中得知，这个项目对她们有什么意义，当初如果没有这个项目，她们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由此，我们也会更清楚地知道，这个项目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样的教育到底有什么功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少数民族教育究竟应该怎么办。这也是这个个案的价值所在。
马戎：10年之后再去回访这些女童，让她们谈谈进入女童班接受教育到底给她们带来了什么，让她们反思：我走出去了，我做了什么?我为什么这么做?我有哪些观念来自女童班这样一个环境和班里的课程?她们会给出一个非常好的解释，而这些是她们在女童班的时候所不知道的。
禹宾熙：分化就是进步。想实现民族自觉，首先就得分化。
马戎：必须先进入外面的社会，然后才会有变化，有些人的蜕变会很成功，有些人的蜕变或许会很失败。无论成败与否，这都是很自然的现象。对于那些成功的人，我们要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包括外因和内因，机会很重要。
滕星：分化是社会中很正常的现象。不怕被分化，而是要反思当初的教育给了我们什么。
关凯：选择有两种，一种是自身的选择，一种是社会的选择。有些人的成败，其实是社会选择的结果。
杨红：对于拉祜族女童班的孩子，我们不能以她们现在的状态来论成败，而要看她们10年以后的生活状态，并将这一状态与当年没有进入女童班的孩子的生活状态进行比较。其实，当地普通班的孩子和女童班的孩子一样，也存在着分化。
关凯：你所说的分化，是广义的“分化”。就这个项目而言，它所说的“分化”应该是，项目预设的结果是A，为拉祜山乡培养出45位未来的母亲，结果却达到了B，可能为别的城市培养出了几位博士、几位服务员。这个项目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我国民族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善意的，是真心实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而不是搞什么民族同化。
拉祜族的发展：自信心的提升和整体的解决思路
普永生：拉祜族与其他民族有很多不同，滕老师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女童。女童是未来的母亲，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对女童的教育，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民族的生态。十几年前，我去过拉祜山区。2009年末，我再次去拉祜山区，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拉祜族的贫困问题是一个长期没能解决的问题。十几年前，拉祜山区就很贫困，现在的情况还和那时差不多。我这次去的那个村子离澜沧县城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一位村民家，我看到他家的全部家当加起来，恐怕连100块钱都没有。和我同去的一位拉祜族副县长告诉我，当地的百姓中，有1/3家庭的情况都是如此。人们的住房是用竹子搭成的，四面透风;床是用木头支起来的，床上连棉被都没有，大家盖的就是政府救济的毯子，这些毯子因为长期使用，都已经被蹬烂了。这空空如也的房子，让人看了以后心里很难受。
我还去了一户有3口人的拉祜族村民家里，他家有个上五年级的小女孩。我跟她讲了很多话，小女孩可能听懂了我的意思，却一句汉语也说不出来，无法用汉语与我交流。那位副县长告诉我，当地的拉祜族孩子要上到六年级以后，才能用汉语进行交流。据调查，我国大约有70%左右的拉祜族群众不懂汉语，他们日常就使用拉祜语进行交流。
新中国成立前，拉祜族的社会发育阶段非常低，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人们习惯于共同生产、消费。新中国成立以后，拉祜族群众在“人民公社”的模式下继续共同生产和生活，根据政府部门的安排劳作。但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这种没有领导、组织的分户经营模式使他们很不适应，对此，当地政府采取了许多办法，但是效果并不好。根据最新的贫困标准统计，有70%以上的拉祜族群众生活贫困，其中有50%属于绝对贫困。
我在这次去澜沧的路上，看到了一个由上百头牛组成的牛群。这个牛群不是一家的，而是几家人的牛组成的。这是农村合作经营的一种新形式。具体来说，就是几户养牛的村民把各自家庭的牛合起来放养，根据每家拥有的牛的数量来决定各户放养的时间。比如，有10头牛的人家放10天牛，有5头的放5天，有1头的放1天。事实证明，这种合作形式更适合拉祜族的生产实际。
拉祜族社会经济发展非常缓慢。“兴边富民”行动实施以来，拉祜山区的公路通了，电通了，自来水也接到了村民家里，在一些经济条件稍好的地方，政府还帮助村民盖起了竹楼。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有些新建的竹楼腐烂了、新装的水管破裂了，拉祜族村民就会找到政府工作人员说，你们的楼坏了，你们的水管坏了。可见，把路修好、把房子盖好的“交钥匙”工程，忽视了当地群众的参与性。
以前，看见有陌生人进村子，拉祜山乡的村民就纷纷躲起来。有人说这是因为拉祜族人胆子小，有人说是因为他们自尊心强。其实，拉祜族这种行为的产生一方面是地理环境隔绝使然，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与外界语言不通。我们走访了很多村子，那里不仅没有高中毕业生，甚至连初中毕业生都没有，村民的文化水平顶多就是小学毕业。当地人也没有参军的。隔绝造成自卑。拉祜族村民害怕与人交往，担心上当受骗，因此以各种理由拒绝与外界交往。
赵学义：对于拉祜族这样的民族，应该怎样帮助他们?
普永生：一个民族要有自信心，要提升他们的自信心，这是关键。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派工作队进入拉祜山区的时候，不是在那里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是让工作人员教拉祜族群众怎样刷牙，怎样打扫卫生，怎样腌咸菜、做家务……帮助他们学习和掌握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技能。“文革”时期，这种最有效、最切合实际的工作方法被丢掉了。
拉祜山区为什么贫困?除了拉祜族社会自身的原因外，还因为拉祜山区地处边境。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不在边境地区搞建设，所以拉祜山区的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很多。改革开放以后，拉祜山区道路建设发展很快，300多个拉祜村寨仅有十几个没有通公路，但是修通的公路还存在“晴通雨不通”的问题。而且，“交钥匙”工程忽略了拉祜族群众参与的主体性。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有40多万人，其中30多万是贫困人口，县里的财政收入入不敷出，负担太重，没有办法开展建设。可以说，澜沧的问题解决了，拉祜族的问题就解决了。我这里有一份关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500户拉祜族家庭的调查报告。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家庭中，有3人有过外出打工的经历，有40多户人家可以经常出门，最远到过县城的只有60人;有110户家中长期有病人。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有很多个民族，比如佤族、拉祜族、哈尼族、傣族等，可以把这里作为一个试点，帮助各民族共同发展。
滕星：解决拉祜族的问题光靠发展经济、搞基础设施建设是不行的，还要办好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拉祜山区海拔在2000米左右，一年中有10个月是雨季，昼夜温差极大。拉祜族原本是一个狩猎民族，拉祜山区大片的原始森林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1958年“大跃进”以后，拉祜山区的原始森林遭到严重破坏，拉祜族取暖的木材也没有了，人们只有在尊贵的客人到来，或者是天气冷得无法忍受的时候，才会在火塘里生一点儿火取暖。居住在漏雨的茅草房里，人们身上的衣服长年都是湿的，因此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等疾病。我在当地做调查的时候发现，拉祜族群众几乎不进乡镇医院，因为大家没钱，没办法去医院治病。只有了解当地的环境状况，建设合格的住房，建设完善的医疗体系使大家看得起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拉祜族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拉祜山区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思路。比如，拉祜山区出产的粮食只够当地食用5到8个月，为了节省粮食，当地人只吃两顿饭。对此，政府能否为当地解决剩下的口粮来源问题?拉祜山区有丰富的森林旅游资源，应当怎样开发旅游资源使当地的百姓受益?在这种整体思路的框架下，我们首先还是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要使外部资金能够进来。当地一位林业局长曾跟我说：“滕教授，在这里你可以用5万块钱承包500亩山林，随便种点什么都行。”我想，在这里承包500亩山林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山里适合种板栗，可是拉祜族群众在原始社会公有制观念的影响下，不会认为那500亩板栗是我的。对他们而言，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在拉祜山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几位支教的老师在学校的空地上开出一块菜地种菜，可是蔬菜长出来后就被拉祜族老乡拔走了。老师说：“这些菜是我种的，你怎么能拔走呢?”那位老乡却很不理解：“菜是长在地里的，我为什么不可以拔呢?”在《Children of Blessing》这部纪录片里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一位拉祜族女童把同学的水杯拿走了，想给自己的妈妈用。在她的意识里，没有财产私有的观念，更没有现代社会所说的“偷”的概念。当学校老师把“偷”的概念灌输给拉祜族孩子的时候，他们会由于文化的差异而转不过弯来。
就我们国家的实力和能力而言，是能够解决拉祜族问题的，因为拉祜族只有几十万人口，而且多数聚居在澜沧。解决了澜沧的拉祜族问题，可以说，就解决了一个民族的问题。
杨红：澜沧的经济经历过一段蓬勃发展的时期，就是在普洱茶价格上扬的那段时间。其时，也正是减免农业税的时候。那时，拉祜族百姓手里攒了一些钱，但是他们不会理财。他们用手里的钱买了摩托车、电视等消费品，当普洱茶价格下降以后，大家既没有积蓄也没有其他就业渠道，就又返贫了。
赵学义：这是“直过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会普遍遇到的问题。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和国家为了帮助“直过民族”发展，想了很多办法，但是要想让一个民族用几十年的时间顺利走过其他民族几千年经过的历程，确实有困难。比如，公路修到了家门口，有商品经济意识的民族自然会顺着路走，去寻找赚钱的机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形态的民族，没有商品意识，让他们自觉地形成这种意识需要时间。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更多地让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参与。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政治上宣布各民族都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是政治制度的变革，但是在经济方面却不能“格式化”，社会方方面面都要有所配合、支持。从滕老师做的这个实验可以看出，如果教育的板伸长了，其他的板还是短板，那么这个教育也搞不好。现在应该好好反思怎样才叫“直过”?怎样实现“直过民族”的发展?解决好这个问题，对学术研究、教育、政府都有好处。
教育的出路：从实际出发和适应被教育者
赵学义：现在的教育改革，减免学杂费等不是根本，根本在于学校教授给学生的知识得有用。按照现在的教育制度，拉祜族女童班的孩子得考上高中、大学继续深造才行，如果只是初中毕业，那她们该做些什么呢?家乡，她们是回不去了，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使她们离开了自己的根;县城以上的社会，她们又进不去。这就造成了一种悬空状态。
马戎：教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通过逐级教育，人们才能感受到知识的好处。如果拉祜族女童班的孩子不落地，直接从空中掉下来，那会更麻烦。
杨红：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我们的力量真的很小。就算我们能帮助拉祜族女童班的孩子回乡就业，也不可能一定使她们留在那里。一位拉祜族女童班的孩子就给我写过字条，让我一定把她带出去。
赵学义：这个女孩子提出这样的要求，说明她不愿意再生活在传统的环境中了，她渴望外面的世界。
关凯：现在，应该把这几年做拉祜族女童班项目的过程作为一个案例公开。滕老师做的项目自始至终都是积极干预的，他的路径、方式与我国的民族政策都是契合的，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
滕星：在座的中央民族大学的杨春副教授是拉祜族。杨教授是澜沧哪里人?
杨春：木嘎乡人，但是我在1976年的时候就离开了澜沧。
普永生：他是在木嘎乡乡政府所在地长大的。乡里的条件要比村里好得多。
杨春：拉祜族社会现状与这个民族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拉祜族是我国上世纪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时认定的单一民族。从历史文献可知，拉祜族最早是一个游猎民族，后来其生产方式由游猎变成了山地耕作，拉祜族是从傣族那里学会了耕种水稻的技术，而其耕种水稻的历史不足百年。从一个游猎民族变成掌握先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民族，这一过程一定是艰辛的。
我很赞同马老师的观点。我认为，要想真正实现拉祜族的发展，首先应当改变拉祜族的观念，观念的改变要靠教育。但是，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存在很多问题。在这里，我想向滕老师的团队表示敬意，他们为拉祜族的教育、发展确实做了许多事情。做项目过程中的得失甘苦，滕老师体会最深。
我也一直在思考，拉祜族的教育究竟该怎么办?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和当代这3个发展阶段，拉祜族教育下一步该怎么走?拉祜族最早接受的现代教育是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来的。以今天的眼光看，那些早期接受西方教育的拉祜族群众，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生活状况也相对较好。将早期的西方教育与我国当代教育作个比较就可以发现，西方传教士把学校办在了村里，这样的教育不会导致学生离开本土后回不去的现象出现。学生平时在学校学习，放学就回家劳动，劳逸结合，学以致用。而现代教育有一个统一的框架，教育评价标准是一致的。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拉祜族学生与使用母语学习的汉族学生竞争时，就处于劣势。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人们只能用普遍的政策来处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实际情况表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需要特殊政策的，不能用一个标准。
现在，有很多制度框架是我们不能突破的，滕老师的项目也只能在这些框架里面做，但是很多事情如果不能有所突破的话，就无法成功。西方传教士之所以能把基督教带进拉祜族地区，使其流传至今，就是因为他们结合了当地实际。
马戎：陶行知办学校的时候，是把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学校里就教学生怎样耕作。符合农村的生产生活习惯，这是陶行知推行的教育受到农村欢迎的原因。
杨春：对拉祜族的教育，不能一味遵循国家标准，而是应该从拉祜族实际出发，一步步来。具体来说，就是在村子里面办学校，教学目标不要设定成考学，而是“扫盲”，使大家成为有知识的人，有条件的再接受高等教育。在就业方面，不是要让所有人都成为公务员，而是使大家具备一定的劳动技能，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这样，大家才能体会到学习的好处，观念才会慢慢转变。
教育、政策要有梯级和层次，应该允许差异存在。比如，有些地方把百姓居住的房屋统一由茅草房换成了瓦房，我认为这样做大可不必，茅草房应该存在，应该使大家产生一种梯级发展意识，找到自己在梯级发展中的位置。“一刀切”不应该，也很难做到。小范围的跳跃式发展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涉及的范围大、人数多，操作起来就很困难。GDP可以很快提升，人的观念却不那么容易彻底改变。教育是很长久的，要通过对一代一代人的教育，使传统观念慢慢改变。
郑茜：教育应该取消自身的主体性，去适应被教育者。我觉得，滕老师现在做的另一个项目——多元化乡土教材，是对拉祜族女童班项目很好的补充。希望多元乡土教材能成为主流的东西。
滕星：我们已经编了两套教材了。
郑茜：还受教育者以主体性,应该是少数民族教育的真正方向，或者说是终极目的。为什么拉祜族女童班的孩子接受了9年教育还要逃学?是因为她们没有找到自己。在这种教育中，她们没有建立起一种真正的认同。
现在有一种农村扶贫方式叫做“吊庄”，就是把一个村子整体搬迁到另一个地方。教育扶贫当中也存在“吊庄”现象，就是把学生整体搬迁到另一个地方接受教育，这些孩子脱离了本土成为无“根”的人。为什么他们会逃学，会漂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自己的根。
滕星：你说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就是“无根的教育”和“有根的教育”。
郑茜：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程度已经可以解决类似拉祜族这样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人说，把60万人口较少民族“包”下来不成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包”下来是“包”什么?是在经济上“吊庄”，让他们离开本土，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吗?不能用经济手段解决少数民族的命运问题，这应该成为一种共识。教育的终极方向，就是要还受教育者以主体性。
民族发展：步入现代化的过程要有尊严
普永生：目前，在一些地方，民族干部的培养面临断档，因为公务员的录用都采用招考的方式。对拉祜族来说，很多人上了初中才会说汉语，他们大学毕业后参与社会竞争，看起来是平等的，实际上却是不公平的，拉祜族毕业生在公务员招考中的劣势地位，使得拉祜族干部出现了断档。
杨红：现在有很多内地毕业生流向民族地区，进一步挤压了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空间。
关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民族工作做得好，是因为政策正确，从中可以看到民族识别的正面意义——区分了不同民族，才能把这些问题反映出来。如果使不同民族混杂在一个大的群体里面，这些问题可能就不会那么显著。西方的承认政治认为，有些看上去公平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为这种公平背后的道德、规则、标准都是主流社会的，这对非主流社会的群体而言就是不公平的。
《Children of Blessing》中反复强调的是“纪律”、“服从”。拉祜族女童班的学生对学校教育是不适应的，但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拉祜族女童的天性、她们原有的民族文化传统都消失了。
马戎：这也是汉族在上个世纪经历过的，汉族现在形成的一些东西是在近代从西方引进的。少数民族如果想实现现代化，也必须遵守现代社会的要求，否则就很难融入现代社会。这个过程很痛苦，但是必须的。
关凯：这也是当前国际社会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少数民族必须进入现代社会，问题是步入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是有尊严?就拉祜族女童来说，怎样才能使她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更有尊严，而不是让她们通过在现代化的运动会上与汉族学生以同样的规则比拼获胜来赢得尊严?能不能有一套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制度?
马戎：拉祜族女童不可能以在山野中生活的方式走进现代化，她们的尊严可以通过另一种途径来获得。比如，拉祜族学生和汉族学生一起野营，在辨别野生植物是否能食用、野外生存技能方面，拉祜族学生可以表现出自己的优势。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反映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乡土知识的方式，可以使少数民族获得大家的尊重，达致心灵平衡。如果让少数民族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导致心灵失衡，那会非常糟糕，也不公平。
关凯：现在少数民族就业主要是进入了服务行业和表演行业。不是因为这两个行业门槛低，而是因为与汉族相比，他们有就业优势。
马戎：在很多国家都是如此，比如在美国夏威夷表演草裙舞的演员，几乎都是少数民族。他们的收入并不低。人们把他们的表演看做是一门艺术。一方面，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无论一个民族人口有多少，都要进入现代社会;另一方面，步入现代化的过程要有尊严，要保持他们原有的文化生活。建设一些文化研究所、博物馆，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是必要的。
滕星：工业化社会强调纪律，强调团队精神、标准化，学校是人们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路径依赖。问题是这个路径是否能有多样的选择，使少数民族在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保留自己的文化?政府提供的学校教育应该是一个“自助餐”，使每个人都有文化选择权。
很多人看了《Children of Blessing》以后问我，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公办的学校?我知道，学校除了有教育的功能，还兼具上层建筑的功能。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就是这样的，我能做的就是在学校的许可下，在拉祜族女童班多开设一门拉祜语课程。
马戎：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拉祜族中间，在我国单一的教育模式下，所有小学、中学、大学提供的教育都是一样的，没有多样的选择。教育改革不仅仅是为了少数民族，也是为了汉族。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就业难”?因为大家学的东西都一样，所以才会造成这种局面。如果大家学的东西都不相同，学有所长，那么大家就都能找到工作了。
关凯：2000年的时候，国家对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今天再看这一调查，可能“唯物”的东西多了一些。或者说，调查只做了一半，只调查了“唯物”的部分，而没调查“唯心”的部分，也就是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状况。解决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除了物质手段，还需要一些文化政策安排。
郑茜：《Children of Blessing》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一个绰号叫“小孤儿”的拉祜族女童生病以后，现代医疗手段治不好她的病，她的祖母却用拉祜族祖传的药方把她治好了。从文学的角度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隐喻。
这部片子有很多细节是意味深长的。比如，澜沧民族小学的校长一味地强调纪律，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美国影片《西点军校》。当你的脚没有与战友的脚迈在同一条直线上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把刀把你的脚砍掉。这是现代化的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让一个民族进入现代化，现代化是势不可挡的，不管现代化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一个民族应该怎样进入现代化?这是我们可以操作的。今天的座谈使我强化了一种观念：汉族是经过了鸦片战争以后100年的历程，被拖进现代化的。其间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屈辱和辛酸，那么多的文化自弃、自戕和自毁。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再来看我国的少数民族，在他们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应该形成一些制度性的东西，使他们更好地跨过这道门槛。这件事情说起来很复杂，但是一定有它的核心，这就是给当地人一种文化自觉。这种说法或许不是特别贴切，但表达了我关于文化自觉的观点。
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全面的进步，也看到了少数民族文化在慢慢找到自己的主体性。以前，我们都说，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2009年3月，冯骥才先生大声疾呼，不能再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了，意思就是要还文化以主体性。一个民族的文化找到了主体性，这个民族才能真正站起来。
在教育中，培养健全的人格才是最重要的。要让学生能够找到自己，有自主的文化选择。无论是步履蹒跚也好，健步如飞也好，应该为他们提供多样的路径进入现代化。我非常欣赏张海洋老师的一个观点。他说，我们一直迷信，发展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事实是，发展也带来许多问题。
普永生：发展的问题可能还是要在发展中解决。这次去拉祜山区，我看了当地一种新的发展形式，感觉让人眼前一亮。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酒井乡勐根村老达保寨是一个有400多人的村子，如今，这里村容整洁，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就是弹吉他改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近代西方传教士进入拉祜山区传教时，由于山路崎岖，唱诗班需要的钢琴运不进村子，人们就用吉他代替钢琴。现在，这个村子有100多把吉他，几乎人人会弹吉他，而且弹得非常好。拉祜族和声也非常优美。据当地人介绍，有一位沈阳音乐学院的老师听说这里的村民和声唱得非常好，就前来探个究竟。这位老师让村民们练习自己认为是最难的和声唱段，村民们仅用了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这位老师非常震惊，他说，自己的学生练习几个月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后来，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等栏目组邀请老达保寨的村民去演出，这使得拉祜族的自信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一旦民族自信心、民族自尊心提升起来，民族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能够针对像拉祜族这样的民族出台相应的政策，那么拉祜族一定能够走出困境，迎来美好的未来!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