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友谊——忆我和张光直先生的交往
邹 衡
我比张光直先生大5岁，同攻商周考古学，可是从未同过学。他是李济先生的关门弟子，我是郭宝钧先生的门生。因为李、郭是安阳殷墟发掘时的老同事，所以我和张先生自然感情亲密。关于张先生的学术活动、学术地位及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就不用我来一一叙述了。这里我只想谈谈我和张先生交往20年中的一些琐事，以反映他为人的一个侧面。
1978年冬，中美正式建交，公报发表后还不到两个星期，我就接到张光直先生的邀请信，欢迎我去哈佛，这在他邀请的大陆华人中，我算是第一人。我非常惊异，因为我并不认识此人。信写的很恳切，望我早作准备。当时我正辅导的一个美国留学生李中清李政道的公子 ，再三向我道贺，并劝我同爱人一同前往，说他父亲不久来华，可以给我一些帮助。于是我便依了李中清，殊不知此情转到教委，不仅我爱人不能去，连我自己也没有批准。张先生得此信后非常着急，因为他飞机票都已替我买好。此后，北大校长周培源为团长访问哈佛，张先生直接问及此事，周的同行人员解释说：“邹衡一直病倒在床，如何能来?”张先生无可奈何了。
第二次是在夏威夷召开商文化讨论会。因为北大不愿出路费，我又失去了赴美的机会。张先生很失望。
1982年，张先生第三次邀请我访美。这时政策宽松了许多，张先生已首次访问过北大，知道我虽有冠心病，但并没有躺卧在床。教委批准我前往，只是北大将我的访问时间削减了半年。
这是我首次出国，外语又不是很好，张先生给了我特殊照顾。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张先生亲自飞到纽约机场接我。因为要转机飞波士顿，催我马上去办理转机事。我带的行李较多，想请个搬运行李的工人。张先生马上说：“不用，要节省点。”他立刻自己扛上我那笨重的箱子。大概他渴了，在半路扭开路旁的自来水管喝了几口凉水，接着又走。堂堂哈佛一位系主任，就这样成了我的一名搬运工人，简直不可思议。
到了哈佛，张先生一切都给我安排妥当，还派了一名研究生专门照顾我的生活，如买菜等。我在哈佛半年，生活是很优裕的。张先生和他的夫人李卉女士都非常关心我，几乎每隔两周都约我上一次餐馆。特别是中国的春节，他们夫妻二人约我到唐人街游玩，还有他的好友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共同观赏了耍狮子舞等，然后共进午餐方返校。
我每次离开波士顿去外地讲学，张先生总是自己开车送我至机场，并再三嘱咐机上服务员仔细照顾我，好像我是一个老人，其实我当时才50多岁。我将离开美国时，在洛杉矶的一个台湾朋友，建议我买韩国机票，说比其他公司的便宜得多。张先生得知后，很严厉地对我说：“你不是没有哈佛给你定购的机票，为什么要贪图这个便宜?不安全。赶快把票退了”后来，我到温哥华时，才知道苏联打下韩国的那架飞机，正是我买的那一次航班。我吓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张先生的极力劝阻，我早已葬身太平洋之中了。
为了消除我生活上的寂闷，张先生有时约我参加研究生举行的周末Party，或是参加他们的远游，每次都是尽欢而返。他还给我介绍过哈佛的一些名教授，如杨联、费正清等。以后我同杨教授每周相会一次，成了难舍的好友。费正清的夫人经常开车约我参观波士顿的名胜。她喜好艺术，同考古多少有点关系。
张先生的英语实在太棒了。我看到他翻译《左传》，一面看着原文，一面就用打字机直接打上，很少修改。不止一个美国人对我说，张先生的英语写作水平，超出一般的美国人。这大概同他的中文水平有关，他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有时他给我介绍他学习英语的经验，特别是口语。他告诉我：“胆子要大些，只管说，说错了，外国人是不会笑你的。”
张先生邀我去哈佛，本想同我合作编写《商周考古》的，可是我到达美国，比他预定的时期晚了3、4年，且当时我编写的《商周考古》一书已经出版，他只好单独撰写“商代文明”了。他看到我写的《商周考古》中，没有明确提出“夏文化”，乃同我商量，提议共同合写一部“夏代考古”，并很快拟出了提纲。他自己负责古文献方面，要我负责考古方面，两人并照了合影，准备刊登在书上。一直等待二里头报告的正式出版，因为材料不全，所以没有动笔，成为我终身的憾事，实在有负于张先生的厚望。
我回国之后，张先生曾多次来中国。有一次在我家逗留了一整天。我俩谈论了许多学术问题，其中也有观点相左之处。譬如，张先生很相信商汤的亳都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带，我则认为在今郑州市。两人甚至争执起来。他要同我打赌，我开玩笑地说：“我没有美元，如果我有，恐怕你有多少就输多少”为了证实他这一说法，他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商丘地区作了几年的发掘，找到了龙山文化遗址和东周遗址，他良好的愿望没有实现，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张先生是非常重友情的。他想在中共中央党校找到一位小时候的女同学;他们当年都曾是邓颖超同志的学生。我爱人终于给他找到了，他非常高兴。他们二人在我家谈论了1个来小时，谈的十分亲密。50多年前的往事，张先生居然记得那么清楚，我真是佩服。
我同张先生共同培养了一位博士研究生蒋祖棣。他的博士论文题虽是我拟就的，但他在哈佛学习了一年，得到张先生很多具体的帮助，使其论文成功地完成，并在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应该要特别感谢张先生的。
199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纪念李济先生百岁寿辰，当时张先生正任副院长。他邀请的大陆学者只有3名，除了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因运青铜器在台湾展览 恰在台湾，就是我和李济的公子李光谟。
1997年，张先生又来大陆，并访问了北大。我同他在赛克勒博物馆二楼相会，畅谈了1个多小时。
1999年，我第三次赴美开会，顺便应邀去了哈佛。张先生坐轮椅来我住所的门口。他一见到我，便挣扎着下车，把我紧紧地抱住，为时约1、2分钟之久。以往我们曾多次见面，从未如此拥抱过。虽然他说话已非常模糊，但他的真挚的感情已流露无余，我看到他的眼角上还挂着一丝泪花。除这次外，还见面两次：一次在他家，我整整待了一天。另一次是在我演讲后的座谈会上，张先生由李卉女士推着轮椅也来了。这三次见面后，我的心里非常难受，看到他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了，基本上已丧失说话的能力，只是还能吃饭而已。没想到走得如此之快，那次分手，竟成为永诀。
(邹衡先生此文选自张光直先生纪念文集《四海为家》一书，该书由三联书店出版)
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