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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serpent

2011-12-17 13:17


（最后转载结论部分）

从五四到1949年之间，中国社会上的价值观念一直在自然的转化之中，没有再发生突破性的变动。但中国在二三十年代，先是因西方势力（主要是英国）的横行而激发了民族意识，稍后更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逼迫而亡国的危机一天比一天深化，群体的存在问题终于淹没了个体自主的问题。胡适在1933年曾将中国现代的思想发展划分成两个阶段：从梁启超到《新青年》，大致是侧重个人的解放；1923年以后，中国思想进入“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 “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 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72］。胡适以1923年为分水岭当然是因为第二年便是国民党改组，“一党专政”、统一思想的格局在中国成立了。一个以“革 命”为借口的新“名教”已大有继传统名教而起的趋势。［73］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以后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正开始向现代的公民社会转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也在随着这个转化而不断地调整。假以时日，社会结构和价值意识之间的互动也许能在中国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这一过程必然是缓慢的，因为价值意识一方面渊源于传统，一方面植根于生活的实践，不是少数人可以凭空创造而强加于整个社会的。只要社会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相对于国家（state）的权利而言，价值观念的变迁也自然会找到它自己的途辙。

　　如果中国的民间社会和价值观念没有经过近百年来的巨变，现在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问题在40年前是无法回答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看看台湾和香港这两个未经革 命暴力洗礼的地区。我并不是说，这两个地区已达到了理想的境地。相反，这两地都各有其问题，在价值观念的调整方面更是困难重重，而且新的困扰还在不断出现。不过无论如何，这两地价值观念的变迁告诉我们：传统和现代并不是在每一方面都必然是势不两立的。现代化有时反而需要借助于传统中的健康力量。在传统与现代长期的互相激荡之下，这两地的富有中国情味的价值系统都已具有多元和开放的性格。群体和个体之间的永恒紧张可以时时通过多元的、开放的价值观念而得到一种暂时的缓和。这种新价值系统不能保证社会不发生问题甚至危机，但它可以在发生问题或危机时提供比较合理的解决方式。

　　1992年7月1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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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葫芦 +25 恩施土家 2011-12-17 20:19 精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