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操作手册(3)

来源：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作者： 蒋立松

第三部分

附录

我们选取了部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田野调查提纲、调查报告，以及部分与田野调查有关的参考资料作为附件供参考之用。（编者）

附录1：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第一批田野考察工作站基本情况介绍

西南地区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的富集内在地规定了西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其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共生关系、不同文化之间和谐的共荣关系及其众多的组合特征，为探寻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样本。从教育与心理两个维度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认真厘清这些关系的特征及其内在的机制，是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这种研究必然建立在扎实的实地调查基础上。有鉴于此，西南民族教育与心里研究中心秉承了长期坚持实地调查的学术传统，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启动了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民族特色教育学科建设”。作为该项目主要建设任务的田野工作站建设，目前已经正式建立并启用的科研与教学田野考察工作站有6个（见下表），基本涵盖了西南地区不同的自然、人文特征，兼顾了不同的文化传承方式和教育类型。中心将通过对若干工作站的长期定点追踪调查，深度地发掘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资源，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并在此过程中大胆进行理论探索，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西南研究范式。

第一批田野考察工作站简表

附录2：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划分

了解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有助于在调查中帮助调查者进行目标社区的选择，有助于在调查中将各种文化现象置于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进行整体性的理解。我们选择了学术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关于经济文化类型划分，以供调查者参考。主要内容选自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编者）

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体系（简表）

该体系含三个类型组，每个类型组中有若干类型、亚型及地方变体。现简单介绍如下。

（一）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

分布在东北极边的大兴安岭北端、小兴安岭以及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主要居民是讲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赫哲、鄂伦春、部分鄂温克和少量达斡尔等民族。这一组内包含着以赫哲族为典型的采集鱼捞和以鄂伦春族为典型的采集狩猎两个类型。

（二）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

分布在东起大兴安岭，西经准噶尔盆地到帕米尔高原，南到青藏高原中南部的广大地区内。从事这一生计方式的民族众多，略分三个类型：一是大兴安岭北段西麓以鄂温克族为典型的山地畜牧型；二是以内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族、准噶尔盆地的哈萨克族、帕米尔高原的柯尔克孜和塔吉克族、青藏高原中、北部的藏族（部分）和裕固族（部分）为典型的高原游牧型；三是以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藏族为典型的高山畜牧型。

（三）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

其分布从帕米尔高原东坡到台湾，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主体部分处在大兴安岭－拉萨线以东的湿润地区。改组的分布地区广阔，各种生态环境犬牙交错，经济文化高度多态，人口占中国绝大部分，共分六种类型：

1．山林游耕（刀耕火种）型。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结合部的横断山系南端，多在滇西南，同时分散向东通过南岭山脉两侧的丘陵山地直到海南岛和台湾。属于这一型的有南亚语系的佤、德昂、布朗，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门巴、珞巴、独龙、景颇、怒、基诺，苗瑶语族中的部分苗、瑶和畲，壮侗语族黎语支中的部分黎族，南岛语系中的部分高山族等。

2．山地耕牧型。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东部和南部斜坡，雅鲁藏布江谷地和云贵高原2000～2400米的高寒山区，过渡性分布多在与畜牧、绿洲耕牧或与耕猎类型的接合部。属于这一类型的主要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羌、彝、白、普米、纳西、傈僳、拉祜和部分藏族。

3．山地耕猎型。分布在云贵高原中部以东和华南的丘陵山地。其西端通过语言谱系复杂的土家、仡佬两族与耕牧型毗连。向东则散布在长江、珠江之间的南岭及武夷山地区。从事这一生计的主要是讲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语言的苗、瑶、畲和语族归属有争议的土家和仡佬族。南岛语系的高山族中也有部分人从事此种生计。

4．丘陵河谷稻作型。分布地区从滇西南经黔、桂、琼、台、闽、浙、赣到东北东部，构成一个不连贯的弧形带，与分布在西部半月形干燥地带的畜牧生计遥遥相对。从事这一生计的居民如傣、壮、侗、水、仫佬、毛南和黎族等民族，多讲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语言。藏缅语族分布在山间河谷的人口，如一部分彝、白、阿昌等，现在多从事稻作生计。处在东北的朝鲜族不仅种植水稻，而且在文化特征上与壮侗语族和南岛语系的居民多有相似之处。

5．绿洲耕牧型。分布在塔里木、准噶尔两大盆地周边，向东经河西走廊到宁夏，包括青藏高原东北坡的河湟地区。从事这一类型生计的除回族、俄罗斯族河部分藏族外，多为讲阿尔泰语系突厥、蒙古河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各民族，包括维吾尔、乌兹别克、塔塔尔、东乡、保安、撒拉和部分达斡尔、锡伯等。

6．平原集约农耕型。分布在中国东部湿润地区各大平原和关中、四川两个盆地及附近地区。从事这个类型生计的，除了汉族的绝大部分外，还有散居在全国的满、回、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成员。

附录3：戈登等人关于衡量族际关系的指标体系

说明：附录3中关于戈登、英格尔、马戎等人衡量族际关系的变量均节选自马戎主编：《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这三个变量体系中前两个主要是研究美国这样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很高的移民国家内部的族际关系的分析工具，在调查中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能够反映当地族群关系的具体指标。（编者）

（一）戈登1964年提出的变量体系（略）

（二）英格尔1986年提出的变量

影响种族或族群成员特征变化的变量

（三）马戎2004年提出的变量指标

如果我们在一个地区开展对当地族群关系现状的调查，就需要设计一组可供操作的变量来进行定量分析，以理解当地族群关系的整体融合程度、族群之间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多族群社区中不同族群之间在相互融合程度上的差异等。

1．语言使用

通过各地统计部门和教育部门对各少数族群地区学校系统所统计上报的有关数据来了解在校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1）在“民族学校”就学的主体族群学生占主体族群在校生总数的比例；（2）在“民族学校”就学的汉族和其他“非主体”少数族群学生人数及占其各自在校生总数中的比例；（3）“民族学校”中各类课程设置中所使用的教学语言和教材文字；（4）“民族学校”历届毕业生数量及其在相关年龄组中的比例。

通过当地广播电视部门了解当地公共广播与电视节目中语言使用的情况：（1）当地使用各种语言广播的电台频道与每日播送时间所占的比例；（2）当地使用各种族群语言播放的电视频道与每日播放时间所占的比例；（3）当地发行的报刊中，各种文字所占的比例。

在实地调查中通过入户访谈问卷或者在公共场所的观察记录，进一步深入地调查分析人们在私人生活、公共生活中语言的使用情况：（1）在各族群人口中，有多大的比例学习并熟练掌握了其他族群的语言；（2）对于掌握了另一族语言或文字的人们，他们学习其他族群语言文字的主要学习途径是什么；（3）人们掌握他族语言的熟练程度和掌握他族文字的熟练程度；（4）本族语言和他族语言的使用场合；（5）对待自己子女学习他族语言文字的态度；（6）各代人之间在其他族语言的学习和掌握能力方面有什么差别变化。特别是对移民的研究中，分析移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在掌握本地族群语言方面的差别，是衡量他们是否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特别有效的指标；（7）询问居民如何看待政府的语言政策和当地学校的具体设置对于当地居民相互学习语言的影响与限制。

2．宗教与生活习俗的差异

通过政府部门的资料了解：（1）当地宗教场所的数量与规模；（2）当地宗教组织下属信徒的大致规模；（3）与宗教信仰相关的生活习俗相联系的社会服务业的数量

3．人口迁移

通过户籍资料了解：（1）常住居民中各族群人口的相对规模与比例；（2）暂住人口、流动人口中各族群的相对规模与比例；（3）一定统计时期内迁移人口中的各族群人数与比例。

在户访问卷调查中，如果被访者中包括了移民和本地户两类，我们可以进一步调查：（1）被访者的迁移历史；（2）迁移前后收入的比较；（3）迁移的形式；（4）迁移前对于本地信息的来源；（5）迁来时谁提供的最初住所；（6）迁移过程中得到什么人的哪些具体帮助。

在得到移民群体和本地居民整体性的数据资料后，我们可以分析迁移对本地族群关系的影响：（1）人口迁移对当地各族群人口相对规模的影响；（2）人口迁移对当地各族群职业结构、收入结构的影响；（3）人口迁移对当地文化生活、语言使用的影响；（4）人口迁移对当地各族群之间权力分配的影响；（5）移民与本地居民相比，族际通婚的比例是否相同；（6）在同一个族群内，移民与本地户的社会分层结构是否存在差异。

4．居住格局

在实地调查时，我们可以按照不同层次的居住单元了解政府户籍统计中的族群聚居状况。在户访调查中，我们可以询问并核实被访户住房四周（农村一般为4户、城市则需根据平房院落的大小和楼房层数的多少而定）居民户中的族群比例。

5．交友情况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试图了解各族被访者的社会交往情况：（1）自己“亲密朋友”的族群结构；（2）遇到“重大事件”时是否有可能向其他族群成员寻求咨询或帮助；（3）是否经常参加其他族群成员组织的私人聚会；（4）当地的非官方社团组织是否存在基本以族群划界、彼此分隔的现象。

6．族群分层

通过人口普查资料考察如下的指标：（1）人口的教育水平；（2）劳动力的行业分布；（3）劳动力的职业结构；（4）人口的城市化水平。

7．族际通婚

8．族群意识

在调查中我们可以尝试向被访者了解：（1）被访者个人的“族群意识”是在何时并在怎样一个场景下萌生的；（2）使个人“族群意识”得到明显强化或弱化的重要事件；（3）被访者认为“族群”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4）把本族与其他各类群体之间的“认同层次”进行排序；（5）被访者认为政府政策对于本地民众“族群意识”演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