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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4 23:12
[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

论中国的有翼神兽

中国学术 2001年第1期


李零（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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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有翼神兽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是一种使用材料很广、流行时间很长的艺术主题。这一主题包括若干不同种类（如带翼的狮、虎、鹿、羊等），其中尤以天禄、辟邪最引人注目。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它主要流行于东汉以来，并以南朝陵墓的神道石刻最引人注目（形体巨大，雕刻精美）， 因此其讨论多围绕于南朝的神道石刻。如三十年代出版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央古物委员会，1935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部报告中，学者曾对天禄、辟邪做专门探讨，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关于天禄、辟邪的起源，他们有两种观点：一种比较大胆，见于滕固<六朝陵墓石迹述略>（第71-90页）；一种比较谨慎，见于朱希祖<天禄辟邪考>（第183-199页）。滕固的看法是，这类主题于六朝时期虽已“十足的中国化”，但出现当更早（不但可以追溯到汉代，而且可以提早到战国），渊源是古代亚述地区的艺术，类似主题也见于塞种和大夏，以及希腊和印度的艺术，西人或称winged chimera。这是受西方学者影响。而朱希祖的看法则颇有保留。他引中国古书中的“如虎添翼”说，引《山海经》中讲带翼神怪的话，以为这类形象在中国非常古老，它们究竟“是吾国固有之遗风，抑外国传来之新范”，很难肯定。尽管“外来说”在当时的学术界还是一种“海外奇谈”，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国人接受， 但笔者认为，这却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想法。特别是七十年代，在白狄国家中山王墓的出土物中，人们再次见到这种神兽，它们是与不少带草原风格的器物共出，这一想法被再度激活。有些学者认为，我们应放开眼界，对习惯的想法做重新思考。

　　现在因为整个讨论还不够深入和系统，国内学者对境外的材料很不熟悉，国外学者对境内的材料也了解不够，无论哪一种想法，片言孤证，都难以定论，故本文汇集有关材料，试就这一想法进行探讨，希望对问题的研究能有所推进。

　　　　　　　　　　　　　　　　二、出土发现的有翼神兽

　　有翼神兽在出土发现中材料很多，笔者眼界有限，难以搜罗齐全，下面仅就目前所知，以时（春秋到东汉）为经，以地（出土地和国别）为纬，把其中年代较早也比较典型的例子列举如下（汉以后的材料暂不讨论）：

　　（一）春秋时期。

　　主要有两个例子，都是属于青铜饰件：

　　1、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国大墓出土的立鹤方壶（图一）。原出为一对，一藏故宫博物院，一藏河南省博物馆。它们除有两兽耳，器腹四隅的下方还各饰爬兽。后者与一般方壶上的爬兽相似，但不同点是背树双翼，翼尖朝后。其造型比较简率，缺乏细部描写，它们究竟是偶然的艺术变形，还是外来的艺术主题，尚须进一步证明，但对问题的讨论还是不容忽视。从墓葬年代考虑，其制作时间约在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前后）。

　　2、日本泉屋博古馆藏青铜器饰（图二：1-3）。相传是1930年河南新乡附近的古墓出土，包括装配在一圈状物上的兽形饰四件，及散置的鸟形饰和兽形饰各两件。前者类似东周流行的兽纽器盖，后者类似东周流行的铺首衔环，因此梅原末治推测它们是一件硕大圆壶（从复原图推测，高度约70-80厘米）的器饰，并画了复原图（图三）。其所谓器盖上的兽形饰是作侧首蹲伏状。它们既有狮虎类的兽首，张口露齿，兽口两侧有翼，又在头上立一小鸟，口衔兽首的肉冠（瘤状突起），双翼平举；既有狮虎类的兽身，又背树双翼，略呈S形，翼尖朝后，作垂鳞状叠羽（两排）；四足也作鸟爪：前足是钩爪，后足是尖爪，腿后有距（类似鸟爪后面的突出物）。其纹饰，兽身为云纹，兽口为S纹，口侧的翼为简化羽纹（作篦齿状），铜圈为绳索纹。而所谓器腹上的神物，二兽有狮虎类的头和鸟类的双翼，二鸟（头上有隆起的肉冠）有相同的云纹在身，相同的羽纹（作篦齿状）在翼，衔环则饰重环纹，显然是前一种饰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同样是翼兽和神鸟的组合。其纹饰与侯马陶范中的纹饰相似。从纹饰判断，年代似可定为春秋晚期。战国时期的狮首翼兽或即由此发展而来，鸟首（由鹰首变形）翼兽也与此或有关联，因此它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件。

　　（二）战国时期。

　　（甲）铜器。

　　1、甘肃泾川出土的“翼兽形提梁盉”（图四：1）。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其特点是以兽首为器流，兽身为器身，兽足为器足，并饰双翼于器腹。兽首，从发表照片看，不太清楚（未见原物）。双翼，是以突起的阳线（上面的细纹是阴线）表现翅脊，细密的阴线表示羽毛（从下故宫藏器看，阳线的前端是一钩喙的鸟头），翼尖朝后，四足作鸟爪，腿后有距。此器年代，估计在战国早期；国别不详，但从下述器物看，应是三晋制造。

　　2、故宫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藏“翼兽形提梁盉”（图四：2）。它们和上器的不同点是器流作鸟首，盖纽和提梁也不太一样，但明显属于同一类造型。故宫所藏（见于陈列），是1946年入藏，出土不详，其头部与上博所藏不尽相同，鸟嘴较尖，双目填金（疑是后做）。广博所藏，出土亦不详。上博所藏，原在伦敦戴迪野行（Deydier），据云是从山西太原金盛村盗出。由这一线索判断，我们怀疑，上述各器都是三晋制造。

　　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鸟首兽尊”（图五）。这件器物与2相似，也是属于鸟首类。其双翼在身侧，用阴线表示，作平面装饰，翼尖朝后，呈S形；足作鸟爪，爪侧有距。年代，估计为战国早期；国别，应属三晋系统。其鸟首的装饰与浑源李峪村出土的铜器相近，身上的S形纹则见于下述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鸟形模”和“虎形模”（注意：此兽的双肩和双髋作涡纹装饰，与下文图四九巴泽雷克出土鞍鞯的图案有相似处，类似装饰也见于上2，下4等器，但多为浮雕）。

　　4、湖北随县（今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编磬承托磬簴的有翼神兽（图六：1）。两件，皆作兽首长颈（长颈是为了承托磬簴）。其身口各有双翼，可与泉屋博古馆所藏相比，是类似特点；四足作鸟爪，后足腿后有距。年代为战国早期。值得注意的是，河南淅川徐家岭楚墓出土过一件镶嵌绿松石的神兽器座（图七），该器没有明显的翼，但从造型看，与曾侯乙墓所出颇为相似（特别是头、耳、口、舌）。曾、楚二国，互为姻娅，器物、文字本来就相近，二者都是战国早期的器物，共同点多，自在情理之中。它使我们联想，从今山西到河南、湖北，可能存在一条南北的传播渠道。又，曾侯乙墓还出土过一件“鹿角立鹤”鼓座（图六：2），也是鸟兽复合的器物。

　　5、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有翼神兽。分三种：（1）错银双翼神兽（图八：1）。共四件，可能是镇物，其造型与泉屋博古馆的藏品相似，也有狮虎类张口露齿的兽首，背树双翼，翼尖朝后，羽毛作垂鳞状，足作鸟爪，前后足的掌外侧皆有距；（2）中山王方壶（图八：2）。其四隅爬兽背树双翼，与上立鹤方壶相似，但头向相反；（3）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图八：3）。所谓“四龙”也是背树双翼（头生双角，长颈有鳞，四足为鸟爪，腿后有踞）。中山是与三晋（特别是魏国和赵国）有关的白狄国家（类似十六国时期汉化的外族国家），出土物既有三晋特点，又有草原风格。如该墓出土的虎食鹿器座就有斯基泰风格，而该国遗址出土的虎形金饰也是草原地区所习见。

　　（乙）铜器陶范。

　　春秋战国时期，三晋境内多戎狄，北部（代地）并与草原地区邻近，所出器物或杂草原风格，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是其集中体现。如：

　　（Ⅰ）1959-1964年的发掘品。典型标本是：

　　Ⅱ号遗址出土的钟钮范（图九：1）。编号：ⅡT13⑤：6，钟钮是由一对龙首翼兽组成。翼的表现极富写实感，三晋花纹多有之。

　　（Ⅱ）1992年的发掘品。典型标本是：

　　1、“鸟形模”（图九：2）。编号：T9H79:17，头部残缺，报告称“鸟形模”，大概是从其足作鸟爪来判断，其颈部花纹同下“虎形模”，翼的装饰也与下“虎形模”有翼者相似。未必就是鸟形模。

　　2、“兽擒蛇模”（图九：3）。编号：T9H79:18，头部亦残缺，但有翼，从身上的花纹看，似是豹类。

　　3、“虎形模”（图九：4）。编号：T9H79:19，两件，皆为半模：一件有翼，作垂鳞状叠羽；一件无羽。足为鸟爪，腿后有距。其虎纹作阴线S纹，是三晋铜器的特点。

　　（丙）铜器纹饰。

　　1、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壶上的麒麟纹（图一○：1）。麒麟在汉代图像中极为常见（图一○：2），形象多作带翼鹿，头戴一角，角端有肉（前端起节，如肉瘤状）。孙机先生指出，李峪村出土铜壶上的花纹与之相似，应是较早的实例。此器也是出自三晋系统。

　　2、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范上的兽面纹（图一一：1）。是由变形的鸟首翼兽组成。这类花纹在三晋铜器中极为常见，往往正视可见其耳，侧视可见其冠，而且有如同鹰翼的鸟羽和类似泉屋博古馆藏器的简化羽纹。

　　3、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魏墓M57出土铜鉴上的动物纹（图一一：2）。分上下两层，上层是鸟首翼兽和蛇，下层是马、鹿。其鸟首翼兽，皆长颈带冠，翼或上举，或下垂。

　　4、巴蜀兵器上的纹饰（图一二：1）。巴蜀流行虎纹，虎纹多作带翼虎，用以装饰兵器。这种纹饰虽有当地特点，但与其南的滇文化和其北的草原地区可能有渊源关系。如：（1）四川广元市文物管理所藏铜戈（60年代在昭化宝轮院收集），器形属巴蜀式，但纹饰是鄂尔多斯式，上面不但有虎噬羊（或鹿）的场面，还有一兽很像是狮虎类的有翼神兽（图一二：2）；（2）四川南部的石棺墓和云南滇文化的墓葬经常出土所谓“三叉格式铜剑”，这种铜剑也流行于内蒙、宁夏一带；（3）翼虎也见于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的银带扣（详下）。这三点都暗示出，从内蒙西部到云贵高原一直有一条南北的传播渠道。

　　（三）秦代。

　　陕西西安北郊秦墓出土的翼兽器座（图一三）。现藏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其特点是，兽首与猫科不类，而更像是骆驼或马，有尖耳和长尾，背树双翼是分铸而配装。

　　（四）西汉。

　　（甲）铜器。

　　1、江苏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出土的“兽形饰”（图一四）。其造型与上述秦代的翼兽相似，也是作驼、马类形象，但头上有向后弯曲的双角（作羊角式），并且双翼朝后。同出有类似动物形象的金带扣一组。其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55年，属西汉早期。战国翼兽有不少是背树双翼，这种特点在汉器中比较少见。汉代翼兽的特点是，它们的翼多作长条形或叶片形，翼尖朝后，贴于身侧，羽毛则有两排和一排之分。

　　2、江苏苏州虎丘农机厂出土的“辟邪形铜座”。原物未见，器形不详，器底有铭文“尚方作河平元年五月甲子造”。此器是公元前28年的作品，属西汉晚期。翼兽形器座在两汉时期非常流行。

　　3、日本泉屋博古馆藏鎏金镶嵌翼兽镇。两件：（1）“蝦蟆式”翼兽（图一五：1）。狮首，独角，状如蝦蟆，器底有男根，浑身镶嵌红宝石、绿松石、青金石和水晶，即采用所谓“青碧玫瑰式”装饰。（2）雌雄双兽（图一五：2）。作上下二兽，上兽为独角，下兽无角，身上亦镶嵌绿松石。这两件器物，日本学者均断为西汉之物，但它们也有可能是东汉的器物。

　　（乙）陶器。

　　1、陕西西安龙首原西北医疗设备厂福利区92号西汉墓出土（图一六：1）和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博物馆收藏的翼兽器座（图一六：2）。两件基本相同，皆彩绘，大嘴尖耳，双翼朝后，足三分，颈后有方形插孔。其头部造型也与驼、马有类似之处，并且双翼在侧。此器是西汉早期的器物。

　　2、陕西西安十里铺西汉墓出土的翼兽器座（图一七）。亦彩绘，颈后也有方形插孔，但不同点是作昂首挺胸的带翼狮。昂首挺胸也是后来天禄、辟邪的特点。此器年代也在西汉早期。

　　（丙）玉器。

　　1、陕西咸阳汉渭陵（汉元帝陵）出土的带翼狮（图一八：1、2）。两件，现藏咸阳市博物馆，一件作昂首挺胸式，头上有双角，贴头顶向后弯；一件作低首匍匐状，头上也有双角，双角并合，角端向左右分开。其年代在西汉晚期（公元前33年之前）。前者与东汉神道石刻中的天禄、辟邪相似，已具备其特点；后者作“蝦蟆”式。同出有骑马羽人（注意：马是有翼的天马）、鹰、熊等玉器，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草原艺术的气息。

　　2、故宫博物院藏带翼狮（图一九）。清宫旧藏，与渭陵所出作“蝦蟆式”者大同小异，当是时间相近的作品。

　　3、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藏带翼狮（图二○）。狮首似龙，亦昂首挺胸，头上有双角，背上有羽人为御，与上骑马羽人意匠同，可能也是时间相近的作品。

　　4、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浮雕饰件上的带翼山羊（图二一：1）。作独角山羊。汉代艺术形象中的麒麟，多数是作带翼鹿，一角，角端有肉，这是中国风格的麒麟，但也有作这种形象，即与西亚风格更为接近。例如东汉以来的“五灵纹”，其中的“麒麟”，很多就是山羊式。 此器与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出土铜牌饰（图二一：2）上的动物酷为相似，不同点只是后者没有翼。前者是西汉遗址所出，后者是西汉墓葬所出，时代相近，但它们一出北方，一出南方，可以反映南北文化传播的广泛。

　　（丁）金银器。

　　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的银带扣（图二二：1）。主题是翼虎。其形式与朝鲜乐浪遗址出土的虎纹带扣相似（图二二：2），但后者没有明显的翼。我国早期带扣有些是草原地区的制品，也有些是模仿这类风格的汉地制品。二者的关系值得探讨。在出土发现中，类似出土物很多，主题往往是龙，但石寨山所出和平壤所出却是虎纹。这样的虎纹，按当时理解，似可归入四灵系统的中国纹饰，但加翼却是受外来影响。现已出土的金银带扣，此种类型多见于汉地和与汉地邻近的地区（东见于朝鲜、日本，西见于新疆，南见于云南和广东），当然不能认为都是外来物，但它们的审美趣味还是受到外来影响。

　　（五）东汉。

　　东汉时期，上述翼兽中的带翼狮开始定型，形成固定形象的天禄、辟邪（下文按惯例，称成对者为“天禄”、“辟邪”，单出者为“辟邪”）。因为发现太多，这里只能择要做简短介绍。

　　（甲）铜器。

　　1、美国赛克勒美术馆藏辟邪式器物。共三件：（1）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藏品（F1961.3），背部开口，长36.6、宽13.7、高19.3厘米，双角存；（2）赛克勒基金会借存（MLS1779，图二三），器形与上器相似，但尺寸略小：长24.2、宽11.6、高13.3厘米，双角失；（3）赛克勒基金会借存（MLS1778），器形与上面两器相似，但头部不同，背部有方、圆插孔（筒状）各一，尺寸界于上述二器：长25.6、宽15.3、高16.5厘米，双角存。此类辟邪的一个特点是往往足掌上翻。

　　2、江苏徐州汉彭城王刘恭墓出土鎏金镶嵌辟邪式砚盒（图二四）。这是典型的“蝦蟆式”翼兽，头上有双角。此器装饰豪华，器表鎏金，镶嵌红珊瑚、绿松石和青金石，亦属“青碧玫瑰式”装饰。其年代约在东汉明帝时（公元58-75年）。

　　3、日本泉屋博古馆藏鎏金辟邪镇（图二五）。造型与东汉常见的辟邪相似，身上有类似豹文的花纹。

　　4、铜镜（图二六）。孙机先生提到，浙江出土的一面汉镜上有独角翼龙式花纹，旁注铭文“辟邪”。

　　（乙）陶器。

　　1、陕西咸阳市出土的翼兽器座（图二七）。陕西省博物馆藏。兽首似驼、马类动物，与上西安北郊所出秦器座、龙首原所出西汉器座似为一系，而与东汉常见的辟邪器座不同。东汉的辟邪器座，多与下器相似。

　　2、美国洛杉矶艺术博物馆藏东汉彩绘辟邪（图二八）。头上有双角，前后足的上方皆有四条前端弯曲如钩状的羽翼。这件辟邪是东汉辟邪的典型式样，当时的陶器座很多都是采取这种形式。

　　（丙）玉器。

　　陕西宝鸡市北郊东汉墓出土的辟邪式器座（图二九）。头顶有一方形插孔，背部有一圆形插孔。

　　（丁）金银器。

　　河北定县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天禄、辟邪（图三○）。是用金丝掐制，一件作双角，一件作独角，皆有翼。同出还有掐丝金龙、掐丝金羊和各种金饰片多种。墓葬年代约在公元174年。

　　（戊）神道石刻。头上或无角，或一角，或两角。东汉时期的标本，现在有十几对（但有些只剩一件）除四川地区的发现，似以河南，特别是帝都洛阳和豪族云集的南阳最集中。本世纪以来流散于各国博物馆的藏品，很多也是出自河南。南阳所出，一角者铭刻“天禄”，两角者铭刻“辟邪”（皆刻于翼上）；四川所出，则没有铭文。以天禄、辟邪守护阙门和神道是东汉以来的风气，它们一般是以一角者居左，两角者居右（六朝则是以一角者者居右，两角者居左），形体不算太大（一般在1-1.6米左右）。它们是魏晋南北朝这类石刻的前身（形体不如后来巨大，但基本特征相同）。魏晋时期，这类石刻未见，南北朝时期才重新流行（但南北朝以后衰落）。北朝所刻不精，制作精美者多是南朝的作品（集中于南京、丹徒一带）。它们的共同源头还是河南，雕刻工艺也是沿袭汉代，彼此非常相似。其实物有：

　　（Ⅰ）河南的标本。

　　1、南阳宗资墓前的天禄、辟邪。据宋以来的金石著录，河南出土的天禄辟邪石刻是以南阳、宝丰二地最集中。南阳所出主要有汉宗资墓前的一对，汉宋均墓前的一对，以及麒麟岗汉墓前的一对。宝丰所出则有州辅墓前的一对。这些石刻，现在只有宗资墓前的一对（或说只有一件属宗资墓，另一件不是）还在，现藏南阳汉画馆（图三一）。

　　2、河南洛阳涧西孙旗屯出土的天禄、辟邪（图三二）。一藏洛阳关林石刻艺术馆，一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其造型与上相似，下有方座，颈部有铭，曰“缑氏蒿聚成奴作”。

　　（Ⅱ）四川的标本。

　　1、雅安高颐墓的天禄、辟邪（图三三）。一对，造型粗犷，不如河南所出者精细。

　　2、芦山樊敏墓的天禄、辟邪。一对。造型也比较粗犷。

　　（Ⅲ）散藏于西方博物馆中的藏品。

　　1、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博物馆的藏品。一对，传出河南内丘县。

　　2、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的藏品。一对，传出河南内丘县。

　　3、美国布法罗：阿尔布莱特—诺克斯美术馆的藏品。一件。

　　4、瑞士苏黎士：莱特堡博物馆的藏品。一件。

　　5、美国堪萨斯：奈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图三四）。一对。此器下有方座，与涧西所出同。

　　6、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一件。

　　7、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的藏品。一件。

　　此外，应当指出的是，东汉时期的天禄、辟邪，有些无翼，学者或称“狮子”，如：（1）四川芦山杨君墓前的一对，（2）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的一对，（3）1959年陕西咸阳西郊出土的一对（图三五），它们在墓地的位置和功能（看守阙门），它们的造型和姿态均与有翼者无别，其实仍应视为天禄、辟邪。

　　（己）画像石。

　　在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中，有翼神兽是常见主题。其中既有格里芬式的鸟首神兽和天禄、辟邪，也有翼狮、翼虎、翼豹、翼马、翼鹿和人首（九头、三头和两头）兽身的带翼神物，例子极多，不胜枚举。这里可举两个例子：

　　1、山东沂南画像石中的例子（图三六）。

　　2、山东嘉祥画像石中的例子（图三七）。

　　（庚）其他石刻。

　　1、四川雅安点将台汉墓出土的“辟邪插座”（图三八）。现藏四川省博物馆，颈后有圆形插孔。

　　2、河南淮阳县北关纱厂汉墓（M1）出土的“石天禄承盘”（图三九）。也是比较小的石刻（长22、高46厘米），同出有石俑、虎形座、狮形座、双兽座等其他石刻。

　　（辛）丝织品。

　　在新疆出土的汉地织锦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一种鸟兽纹夹汉字的图案。其中的兽类，除狮、虎外，辟邪也是常见之物。如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讨南羌”锦、“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宜子孙”锦、“文大”锦、“安乐绣”锦（图四○），上面就有这类图像。

　　（六）其他。

　　1、汉墓出土的“系臂辟邪”。（图四一）。是一种用琥珀、炭精、黄金、琉璃、骨头制作的无翼小狮，一般大小只有1厘米多长，主要流行于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孙机先生推测，当是系臂用来辟邪的用品。

　　2、广西合浦西汉墓出土的“辟邪镇”（图四二）。辟邪镇。作三兽环立，也没有明显的翼。

　　　　　　　　　　　　　　　　三、传世文献中的有翼神兽

　　中国古代艺术中的动物形象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写实的动物，一类是用不同种类的动物（特别是飞禽和走兽）夸张变形、混合而成，即纯属想象的动物。后者又可分为随意想象不太著名的动物，和经过长期筛选被人视为“祥禽瑞兽”的动物。这里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对“有翼神兽”的讨论仅限于最后一种，而并不包括前两种。如朱希祖提到的“如虎添翼”说，或《山海经》中的毛神杂怪，这里都不再讨论。

　　从文献记载看，中国最重要的“有翼神兽”是：

　　（一）麒麟。是以鹿类动物为依托的有翼神兽。中国早期的祥禽瑞兽是以“龙”、“凤”或“麒麟”、“凤凰”最出名。但值得注意的是，“龙”、“凤”虽是商周铭刻中早就出现的名称，但“麒麟”和“凤凰”却并不见于早期铭刻。《春秋》经传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诗经•周南》有《麟之趾》，它们提到的都是“麟”而不是“麒麟”。“麒麟”作为瑞兽而与“凤凰”对举，似乎只是从战国文献才出现。“麒麟”称“麟”，一般认为是省称，就像“凤凰”称“凤”也被认为是省称。但我们从词汇发展的顺序看，情况却毋宁相反。它们也许反而是“麟”、“凤”二字的扩展。据《尔雅》、《说文》等书，“麒”、“麟”和“凤”、“凰”都是同一种动物的雌雄二体。但我们怀疑，“麟”（亦作“麐”）在未被神化之前大概只是一种鹿类的动物。这种动物被神化，是因为历史上的两个著名事件：（1）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获麟”（注意：其获是在西方），它的被擒曾引起孔子的哀悯，传说孔子竟因此而绝笔《春秋》；（2）汉武帝于公元前122年西祠五畤，据说也曾猎获“白麟”（注意：其获也是在西方，所获之兽色白，正是西方的象征），因之改元元狩，为作麒麟阁。孔子见到的“麟”是什么样？《春秋》、《左传》没有讲，《公羊传》说是“非中国之兽”或“仁兽”，“麕而有角”（麕即獐，Chinese water deer, Hydropotes inermis，只分布于中国和朝鲜）。孔子见了这样的动物为什么会大哭？原因是他自己就是一位仁者，在他看来，这种仁兽的被擒正是其道不行的象征。武帝所获“白麟”，据说是“一角而五蹄”，在当时是作为汉征四夷、武功全盛的象征，特别是与他对匈奴的征服有关（《汉书•终军传》）。汉以来，学者多谓麒麟是一种麕身、牛尾、狼额、马蹄的神物，雄曰麒而无角，雌曰麟而一角，并且角端有肉。但因为麒麟单称只叫“麟”，所以更多是以“一角”而为人所知。其出土形象，上文已说，是以一角而角端有肉者为多，但也有作山羊形象，头戴尖长角或两角并合者。西汉以后，“麟”还常常加入由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代表四方的“四灵纹”（图四三：1、2），进一步构成四方加中央的“五灵纹”（图四三：3）。可见“麟”是一种形象明确的主题。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麒麟”和下面要讲的“桃拔”、“符拔”、“扶拔”或“天禄”、“辟邪”有时会混淆。如朱希祖就曾指出，古人往往把汉魏六朝陵墓前的天禄、辟邪称为“麒麟”，并把此类陵墓呼为“麒麟冢”和以“麒麟”命名石刻所在的地点。可见它们是形象相似，性质接近的神兽。

　　“麒麟”的上古音，“麒”是群母之部字，“麟”是来母真部字。我们怀疑，它也许是一种借助中国概念和中国词汇（麟）的外来译词，引入中国的年代要相对早一点。

　　（二）桃拔、符拔、扶拔。一般认为是与“天禄”、“辟邪”有关的一种外来动物的名称。它的出名要比麒麟晚，主要是汉通西域以来，并且明显是与古称西域的今中亚和西亚各国有关。其有关记载是：

　　（1）《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在今阿富汗一带），王〔案：下脱表示其首都的“治某某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孟康注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师子似虎，正黄有※耏，尾端茸毛大如斗。”

　　（2）《后汉书•章帝纪》：“章和元年（公元87年），……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在今新疆和新疆以西）遣使献扶拔、狮子。”注：“扶拔，似麟无角。拔音步末反。”

　　（3）《后汉书•和帝纪》：“章和二年（公元88年），……安息国（在今伊朗和伊拉克一带）遣使献狮子、扶拔。”注：“解在《章纪》。”

　　（4）《后汉书•班超传》：“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符拔、狮子”。注：“《续汉书》曰：‘符拔，形似麟而无角。’”

　　在上述材料中，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桃拔”、“符拔”和“扶拔”应是同一外来词汇的不同写法。它们的第一字，似是表示该词的辅音部分或靠前的音节，略如中国的反切上字。在中国的上古音中，“桃”是定母宵部字，“符”是並母侯部字，“扶”是並母鱼部字，第一字与后两字声母不同，但“桃”虽为定母字，古代从兆得声的“佻”字和“頫”字却是帮母字，和並母非常接近，我们怀疑，它们都是以b或p为声母。而“拔”是並母月部字，则以at为韵尾。

　　对上述材料，过去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以“桃拔”（或“符拔”、“扶拔”，下不再注）和“狮子”为两种动物，比如认为它是麒麟的别名或无角的麒麟（即麒），或者猜测它是西亚或中亚的某种其他动物。因为孟康对“桃拔”和“狮子”的解释是分开的，李贤也是但释“符拔”。这种解释似乎比较合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各句中，“桃拔”类的词汇和“狮子”虽偶尔倒置，但所有句例都是连在一起，它们也有可能是连读。例如朱希祖就是采用连读。

　　这里我们希望指出的是，尽管古书记载比较模糊，学者理解颇多分歧，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桃拔”是与天禄、辟邪相同，或至少是有关（即天禄、辟邪的统称，或无角的天禄、辟邪）；第二，天禄、辟邪，见于出土发现，一律都是以成对的带翼狮或狮子的形象而出现，而与出土麒麟的形象有别。如果我们以“桃拔”指麒麟或其他动物，则与出土形象不合；如果我们以它们指狮子，又嫌语义重复。因此，上面的后一种读法也值得考虑。这里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桃拔狮子”是指具有某种神力的狮子或以狮子为化身的某种神物。也就是说，“桃拔狮子”或“狮子桃拔”都是狮子的神秘说法。孟康说“符拔”似鹿，一角者或称“天鹿”，与麒麟相似，则此物可能是依托“麒麟”的形象来理解。它是以比较熟悉的东西来解释不太熟悉的东西（就像古人以肿背马解释骆驼，以短毛虎解释狮子，都是属于语言学家称为“catachresis”的现象）。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解释朱希祖提出的问题，即古人为什么会用“麒麟”代指神道石刻的天禄、辟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桃拔狮子”或“狮子桃拔”也就是一种麒麟式的狮子或狮子式的麒麟。

　　第二种可能，“桃拔狮子”是说“桃拔”出产的“狮子”。也就是说，“桃拔”只是表示狮子的产地（但如果是这样，那么“狮子扶拔”就肯定是倒误）。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的是，它是不是与《汉书•西域传》所说出产狮子的乌弋山离国或邻近国家属于同一地区。据《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是汉通西域，在丝路南道的终点首先碰到的大国。《后汉书•西域传》说，东汉时乌弋山离改名叫“排特”。其领土，东面是罽宾（在今克什米尔地区），北面是扑挑（即巴克特利亚〈Bactria〉，在今兴都库什山和阿姆河上游之间），西通犁靬（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和条支（在今叙利亚），范围在今阿富汗境内。乌弋山离（古书多简称“乌弋”），古音与亚历山大（Alexandria）接近。其首都（《汉书•西域传》脱去其名）当是今阿富汗境内以亚历山大为名的很多城市中的一个。

　　当然，这两种考虑都仅仅是猜测。我们的用意只是在于说明，大家对文献的解释必须符合出土实物的形象。

　　（三）天禄、辟邪。什么是“天禄”？什么是“辟邪”？学者争论很大。但无论怎么看，有两点不能怀疑：（1）它们是从西域传入，是外来之物（从汉代文献看）；（2）它们应与“狮子”有关（从出土实物看）。从上述理解出发，我们的看法是，“桃拔狮子”乃“天禄”、“辟邪”的外来名称，“天禄”、“辟邪”乃“桃拔狮子”的中国名称，两者是一回事。“桃拔狮子”易名“天禄”、“辟邪”，其实是一种“中国化”的改造：一是形象的改造，二是词汇的改造。下面不妨做一点解释。

　　第一，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这类神物的引入是参照“麒麟”的概念，它被说成成对的神物，这是模仿麒麟。“麟”而分称“麒”、“麟”，据说是以有角无角而定：麒无角而麟一角。同样，“天禄”、“辟邪”也是按这样的方法来划分。它们的形象，验之出土发现，情况比较复杂：有时是单出，有时是双见；有时带角，有时不带角；有时一角，有时两角，最初并无严格区分。我们怀疑，“桃拔狮子”的一分为二和以“天禄”、“辟邪”成对出现，这很可能是后起的说法。孟康说“一角者或为天禄，两角者或为辟邪”，李贤说“扶拔，似麟无角”，都可说明这并不是截然的划分。截然划分只是在成对出现类似麒麟的情况下。如果单出，大家就很难叫，根本无法按一角两角而定，更何况它们还往往无角。学者把单出者叫“辟邪”（比如上节提到的很多“辟邪”），其实只是一种习惯，真实根据并没有，我们把它称为“天禄”也无妨（比如下面考证的“天禄蝦蟆”就是两角）。

　　第二，“天禄”、“辟邪”是中国词汇。它们是中国人为了表示祥瑞的套话。“天禄”，见《孟子•万章下》，本来是指上天所赐的福禄，但因为“麒麟”也叫“天鹿”，正好谐音“天禄”，所以也指类似麒麟的神兽，其实是一种吉语。同样，“辟邪”见《急就篇》卷三，是与“除群凶”连言，本来是祛除邪魅的意思，古人认为狮虎凶猛，可除凶祟（详第五节），所以用这种神兽来看守阙门和神道。在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我们曾见过一对老虎，作用类似天禄、辟邪（虎在当地很流行，上已提到），一件标“辟卯（邪）”（“卯”是笔误），一件标“除凶”（图四四） ，同样的词，既可用于成对的狮子，也可用于成对的老虎，可见是类似的吉语，使用并不严格。

　　与文献比较，我们认为，上述考古发现主要都是属于这一类。但种类却不限于此，除兽首类，还有鸟首类，兽首类中也有不同类别。特别是它们的年代，其中有不少是属于西汉以前，当时的狮子是叫狻猊。所以我们还不能以“桃拔狮子”或“天禄”、“辟邪”来为所有发现命名，东汉以前，还是称为“有翼神兽”或“翼兽”。

　　汉代以瑞兽名殿，有天禄阁和麒麟殿，据说乃萧何所建（见《三辅黄图•未央宫》引《汉宫殿疏》），其中或即陈有这类神物的铜像或石像，可惜它们都已湮没无闻。

　　（四）天禄蝦蟆。也是与天禄、辟邪有关的一种神物。关于这种神物，文献记载是：

　　（1）《后汉书•灵帝纪》：“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二月，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及天禄蝦蟆。”注：“天禄，兽也。时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列于仓龙玄武阙外，锺悬于玉堂及云臺殿前，天禄蝦蟆吐水于平门外，事具《宦者传》。”

　　（2）《后汉书•张让传》：“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臺殿前。又铸天禄蝦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费。……”

　　这两条文献是讲同一事情。其所谓“铜人”、“钟”、“天禄蝦蟆”、“翻车渴乌”都是殿宇陈设的豪华物品。类似之物也见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很多记载。如所谓“铜人”，实即翁仲，史凡六见，都是取自匈奴或仿自匈奴的殿宇装饰；“钟”往往就是以铜人承簴。“天禄”、“辟邪”、“麒麟”、“飞廉”之属也是这类东西。它们多是富有异国情调的作品。文中的“天禄蝦蟆”，过去一般都是分读。如果照此读法，则文中吐水者就不是同一物品，而是两种形象不同的东西。我们以为还是以连读为好。因为从考古发现看，上文所述两汉时期的翼兽，它们中的一种往往作青蛙匍匐状，或为镇物，或为砚盒，或为器座，我们怀疑就是“天禄蝦蟆”。如上节提到的汉彭城王刘恭墓所出就非常像是“蝦蟆”。

　　（五）飞廉。见《楚辞•离骚》、《淮南子•俶真》等书，是一种能致风气的神物。《三辅黄图•观》说：“飞廉观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铜铸观上，因以为名。”值得注意的是，古书说秦人的祖先有一位是叫“飞廉”，大约在商代，他曾住在今山西一带的北方，为商王养马。这似乎暗示，“飞廉”也可能是与北方民族有关的艺术主题。上文说曾侯乙墓曾出土一件“鹿角立鹤”，有学者认为就是古书中的飞廉。 情况是否如此，还要研究。

　　　　　　　　　　　　　四、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的有翼神兽

　　上文是讲中国的有翼神兽，这里要谈的是它是否与外来影响有关。这个问题牵涉广泛，要靠比较才能解决，但笔者所见不广，缺乏深入研究，这里只能讲点粗糙的想法，抛砖引玉，请大家来讨论。
首先，我们都知道，有翼神兽在欧亚各地的艺术中有许多种类， 其中与上述问题关系最大，恐怕要算格里芬（griffin）。这种艺术主题起源很早，几乎和地中海地区的司芬克斯一样古老。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它就已经出现于两河流域，并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这类主题在北非、南欧、南亚、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都有发现（前三个地区的格里芬，见图四五；后三个地区的格里芬，见图四六至五三），是古代世界最有国际性的艺术主题。但它们有很多变种，在早期宗教和神话中的含义并不是很清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有不同表现，彼此的文化关系非常复杂。

　　研究格里芬的传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它是以西亚为中心向四面传播：地中海和近东是南系，中亚和欧亚草原是北系，印度是介于两者之间，前者有狮无虎，后者有虎无狮，印度则两者都有，它们代表了动物生态分布的两个区域；第二，西亚艺术向北和向东传播，它的进入黑海北岸、进入南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地区是以中亚为枢纽，进入新疆、蒙古草原和中国腹地也是以中亚为枢纽；第三，中国对格里芬的接受可能有不同渠道，既可能从新疆方向接受中亚和西亚的影响（大致沿所谓“丝路”的走向），也可能从内蒙和东北接受来自欧亚草原的影响。

　　我们先谈亚述、波斯和中亚地区的格里芬，即公元前9-4世纪当地流行的这类主题。它们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一）鹰首格里芬或鸟首格里芬（eagle griffin或bird griffin，见图四七最上一排的左起第一种）。如图所示，它是以鹰首加狮身混合而成。这是本来意义上的格里芬或狭义的格里芬（世界各地的格里芬都是以这一种为主）。它对广义格里芬贡献最大是它的翼（后两种的翼都是借自这一种），但它的身体却是借自下一种。这种格里芬一般都无角，但阿姆河宝藏（Oxus Treasure）的一件金手镯，它上面的格里芬却有双角，而且角端有结，作圆饼状（图四八），显然是与下述第三类的混合。

　　（二）狮首格里芬或带翼狮（lion griffin或winged lion，见图四六：1、2和图四七每排中间的一种）。是前一种格里芬的变种。它与前者的区别是以狮首代替鹰首或鸟首。此类最初无角，加角是波斯、中亚、南西伯利亚和阿尔泰艺术的特点，亚述艺术未见，黑海地区的艺术也少见。它们主要是仿野山羊角，即借自下一种。野山羊的角有两种，一种是尖角，一种是末端上卷。

　　（三）羊首格里芬或带翼羊（ibex griffin或winged ibex，见图四七中间一排的左起第一种）。其形象是以西亚和中亚地区的亚洲野山羊（Asiatic ibex, Capra sibirica）为原型而添加翅膀。这种格里芬是偶蹄有角的格里芬：偶蹄可与狮身别，有角是自身特点。它的角，既有按真实形象作两角者，也有作两角并合或一角者，形状一般是向后弯曲，但也有作其他形状者。上面两种格里芬本以无角为常，但与此种混合，也有加角的形象。

　　此外，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亚述、波斯系统和中亚系统的格里芬是以青铜装饰、石刻雕像、瓷砖壁画、金银首饰和滚筒印为主，在复杂的表现场面里，它们往往会与其他带翼神物（如司芬克斯、拉马苏，以及鸟人、羽人）一起出现（如图四七）。上述格里芬，因为往往是施于金石雕刻，所以对鹰首和鹰翼，狮首和狮身，羊首和羊角，特别是它们的肌肉，刻画很细致，有强烈的写实感。特别是它们还有三个装饰特点：（1）双翼多上举，略呈S形，翼尖朝前（头的方向）；（2）兽足（鹰首格里芬和狮首格里芬的足）或作鸟爪，特别是后足，更往往是如此；（3）其臀部或有形状作“（”或“•”的装饰（所谓“apple and pear”或“bow and dot”），翼下的腹部有时还伸出一块条形标记。这三个特点，也见于欧亚草原的出土物。

　　下面，我们再简单说说欧亚草原的格里芬。

　　通常所说的欧亚草原，是指（1）黑海北岸高加索以北的南俄草原（所谓“塞种”和“斯基泰艺术”，主要就是指这一地区的居民和他们的艺术）；（2）南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地区；（3）我国的新疆和蒙古草原。在这一范围内的古代部族十分复杂，既有希腊人叫Scythian或波斯人叫Saka的部族（即中国史籍所说的“塞种”），也有中国文献称为“月氏”、“匈奴”和“鲜卑”、“东胡”的部族。这些地区不但流行格里芬，而且有趣的是，照希腊古典时代的传说，在Scythian人的东面（似指阿尔泰地区）住着Arimaspi人，他们杀死了“看守黄金的格里芬”，而夺走了黄金（阿尔泰山正是欧亚草原最著名的黄金产地，其名称本身就是“金山”的意思）。

　　从考古材料看，公元前7-4世纪，南俄草原、南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地区曾流行所谓斯基泰艺术，即一种与波斯系统的艺术、中亚系统的艺术，以及希腊殖民地系统的艺术都有关系，也反过来影响它们的艺术。其出土物多为小件饰品，装饰于马具、毡毯、金银带扣和牌饰，以及用来文身。这种艺术是以丰富的动物纹饰和表现其搏斗场面为特点。在这些场面中，充当杀手的是鹰、虎、狼、熊，皆属食肉动物；而被杀者则是驼、马、羊、鹿，皆属食草动物。它们虽兼有上述三种格里芬，但以角色互换的规律看，鹰首格里芬是代替鹰，狮首格里芬是代替虎（以及豹、熊和狼）。它们的鹰、虎写实性较强，但鹰首格里芬和带翼狮则完全是想象，即使在当地的艺术中也是一种“异国情调”。

　　在这类艺术中，与我们的讨论有关，主要有下面几种主题：

　　（一）神鹰（mythological eagle，图四九）。特点是大耳，短额，钩喙，头戴肉冠，颈项和胸脯饰垂鳞纹。

　　（二）格里芬。又可分为：

　　1、鹰首格里芬（图五○）。它的特点是，其鹰首往往都是采用上述“神鹰”的形式，并且有S形的双翼，翼尖朝前（朝向头部）。这种翼形和中亚及波斯的格里芬是一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带有希腊艺术的特点。如它们的鹰首往往都是背上有鬣（mane），早期作锯齿状，晚期作鱼鳍状，这种特点就是受公元五世纪希腊艺术的影响（亚述和希腊有这种特点，波斯没有）。

　　2、狮首格里芬或带翼狮（图五一）。它和波斯和中亚的带翼狮在总体特点上是一样的，但也有一些不同，一是因为所用材料不同（如刻画于木材、皮革或毡毯），有些只是表现其轮廓，缺乏立体感和细部描写，写实性不如前者；二是有“虎化”的趋势，很多“带翼狮”被改造，去其雄狮之鬣，如同母狮，或者干脆和老虎一样，学者常以表示猫科动物的feline一词称之，并把此类和下一类混称为feline griffin；三是多半有角（或一角，或两角），角端有结，或作圆纽状，或作圆饼状，同于中国文献描写麒麟所说的“角端有肉”。前者是从上面提到的卷角发展而来，后者则与上述阿姆河宝藏金手镯上格里芬的角是一样的。

　　3、带翼虎（winged tiger，图五二）。是带翼狮的一种变形。欧亚草原是老虎活动的舞台，虎在当地艺术中占有中心地位，往往是搏斗场面的“第一杀手”。它与前者有相似角色，往往互相代替，但带翼虎的特点是有条形虎纹，并且没角。这是我们可以把它们勉强分开的标志。

　　4、鹰首鹿（winged stag，图五三）。鹿嘴作钩喙，如同鹰首格里芬，但蹄是偶蹄。这是格里芬的又一变种。鹿在草原艺术中也是流行主题。特别是有些鹿（stag, Cervus yarkandensis），它们的角很大，分叉也很多，常常被夸张表现。它和西亚艺术流行的带翼羊（winged ibex）大体对应，但不同点是变羊为鹿，与鹰首格里芬混合，而且无翼。

　　最后，我们还应提到的是，公元前4-2世纪，与斯基泰艺术有关，在我国的新疆、宁夏和甘肃地区，蒙古草原和与蒙古草原邻近的我国东北地区，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很多北方民族的出土物，其中也有类似的艺术表现，可作研究上述主题如何传入中国的背景参考。如：

　　（一）新疆地区。

　　1、新疆新源县出土的翼兽铜圈（图五四）。是以一对带翼狮为装饰，年代相当中原地区的战国时期。此器是西亚作风的器物。

　　2、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1号台地1号墓出土的“鹰嘴怪兽搏虎金牌饰”（图五五：1）。墓地是车师墓地，年代相当中原地区的西汉早期。此器是表现“神鹰”（即上所说斯基泰式的“神鹰”）与老虎搏斗的场面。这类主题在草原地区极为常见，如俄国爱尔米塔什美术馆的彼得大帝藏品中有一件金带扣，上面有完全相似的场面（图五五：3）。

　　（二）匈奴系统。

　　1、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墓出土的“怪兽纹”金饰片。其所谓“怪兽”分两类，一类是钩喙大角鹿（图五六：1），一类是草原艺术流行的狼（图五七：1、2）。前者是以神鹰式的头部和鹿的身体混合而成，头上的角纠结缭绕，有如树冠（注意：其中作卧姿者，背上还有一神鹰式小头）。对比斯基泰艺术中的同类作品：如伊赛克（Issyk）王墓出土金带扣上的钩喙大角鹿（图五六：3），我们不难看出，此类应属斯基泰艺术流行的鹰首鹿式的格里芬。后者则见于狼、虎搏斗的场面（注意：其中第一件有鹰首鹿见于画面上方）。俄国爱尔米塔什美术馆的彼得大帝藏品中有一件金带扣，上面也有同样的主题（图五七：3）。这些饰片的年代可能相当中原地区的战国晚期。

　　2、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匈奴墓出土的“鹿形怪兽”（图五六：2）。与西沟畔所出的钩喙大角鹿相似，也是属于鹰首鹿式的格里芬。其鹿角和尾部都是由神鹰式的鸟首而变形。其年代可能相当中原地区的战国晚期。

　　3、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牧民捐献的“虎鹰夺羊”铜牌饰（图五五：2）。它与交河故城出土的金牌饰为同类主题。其所谓“鹰”者也是上面所说的“神鹰”。其年代可能相当中原地区的两汉时期。

　　（三）鲜卑系统。

　　内蒙古扎赉诺尔和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出土的飞马纹铜牌饰（图五八：1、2）。其形象是头戴尖角，背树双翼，这是鲜卑民族的典型牌饰，类似形象在中原地区还没有发现。

　　同上述材料比较，我们的印象是，中国的有翼神兽，其主题类型和装饰风格与西亚和欧亚草原流行的格里芬在各方面都很相似。如：（1）他们有鹰首、狮首、虎首、羊首、鹿首等各式格里芬，我们也有类似的各类翼兽；（2）他们的鹰首格里芬或狮首格里芬，西亚早期风格，羽毛比较写实，侯马铸铜遗址陶范上的鸟首翼兽，其羽毛也是如此；（3）他们的狮首格里芬，足爪或作鸟爪，头上或有角，或无角，或一角，或两角，角端有结，我们的狮首翼兽也是如此（并且为了表示是鸟爪，我们还在腿上或掌侧加距）；（4）他们的羊首格里芬或鹿首格里芬，头上有时作一角，有时作两角，我们的麒麟也是如此。此外，除了这些细节，它们在姿态和神态上也颇多相似。比如我们不妨拿泉屋博古馆所藏的青铜卧兽和巴泽雷克（Pazyryk）出土的项圈（图五九）做一对比，就不难发现二者的相似。这是它们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有翼神兽对外来影响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既有吸收，也有改造，甚至还有输出（如三晋铜器向代地的输出，以及汉代牌饰和带扣在周边的流传）。此外，在艺术手法上，它也有自身的特点。如：（1）它的翼形，往往都是翼尖朝后，而不是朝前；（2）它的狮首，往往与龙、虎和麒麟有同化的趋势。

　　　　　　　　　　　　　　　　　　五、有关的动物主题

　　（一）鹰。是草原地区流行的艺术主题。它在中国艺术和与中国邻近的地区虽时有发现，如兴隆洼陶器纹饰上的鹰首，红山玉器中的玉鹰，楚幽王墓出土的铜鹰，汉渭陵出土的玉鹰，都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品，但真正与上述“神鹰”类似的形象还比较少见， 除泉屋博古馆所藏可能是这类主题，其他发现主要是鹰首翼兽或鸟首翼兽。如上述“异兽形提梁盉”和三晋铜器纹饰即属这一类。它们在战国时期曾一度流行，但战国以后逐渐衰微。

　　（二）狮。狮子本来是西亚地区的重要动物，因此在它们的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草原地区没有狮子，中国也没有狮子，它们的进入，从一开始就带有神秘色彩和异国情调。狮子在中国艺术上的表现似乎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战国时期的狮子。

　　当时，中国人对狮子有两种叫法，一种是“狻猊”，见《穆天子传》卷一和《尔雅•释兽》；一种是“※※”，则是从新出楚简获得的知识。前者可能是西域方言的一种叫法， 后者则与希腊、罗马对狮子的叫法有关。 从材料对比，我们得到的印象是：（1）“狻猊”或“※※”就是汉代的狮子；（2）古人把狻猊的发现归之穆天子西游，这在汉通西域以前是重要记录（其所游所历不必实有其事，但所记所述必资辗转传说）；（3）当时人对狮子的理解是借助老虎，他们把狮子说成是短毛虎（见《尔雅•释兽》），认为它比老虎还厉害，不但可以吃老虎，而且还以“狻猊食虎”为祥瑞。狮子在艺术上的表现是狮首翼兽，写实的狮子还未发现。这样的狮子都是“神化”的狮子或“虎化”的狮子。

　　2、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狮子。

　　狮子的传入和被称为“狮子”是在汉代。它的传入地点很明确，全部都是在西亚或邻近的中亚地区。当时的狮子也是被视为神秘的瑞兽，而不是一般的动物。它的传入，最初是依托麒麟，取其有翼和有角，当作狮首格里芬的化身。两汉的狮子仍然是以神化的狮子即天禄、辟邪为主。东汉以来有写实性的狮子，但数量有限，而且无论天禄、辟邪，还是写实性的狮子，其形象都被“虎化”。

　　3、隋唐以来的狮子。

　　趋势是上述两种狮子分化：天禄、辟邪式的狮子，其形象被固定，逐渐排除于狮子之外，不再作为狮子；而写实性的狮子则因佛教艺术的影响而获得普及，成为新的造型。这类狮子的特点是：（1）受印度和吐蕃影响，往往作卷发；（2）形象较为可爱，有“狗化”的趋势。后世所见狮子，无论是看门的狮子（从汉代守阙的狮子发展而来），还是由狮子舞表现的狮子，基本都是采用这类形象，由此才确立所谓“中国式的狮子”。

　　（三）虎。上面说过，狮子是从西亚地区引入的艺术主题，但引入后被“虎化”。“狮子”被“虎化”，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狮子本来是西亚、北非的动物，欧亚草原和中国没有狮子，只有老虎。老虎在欧亚草原和中国都有广泛分布，在艺术上是流行主题。草原地区有翼虎，中国也有翼虎。它们对狮子艺术形象的改变无疑有重大影响，但写实的翼虎无论在草原艺术还是中国艺术中都不是主流。

　　（四）鹿。也是草原地区的流行主题。它是麒麟、飞廉类的有翼神兽所依托，在中国艺术中也有一定重要性。但中国的鹿多半是小型的鹿，麒麟所依托，主要是梅花鹿（Cervus nippon）一类小型鹿，而不是草原地区流行的大角鹿（stag），鹰首鹿式的格里芬在中原地区的艺术品中还从未发现。

　　（五）羊。我们在上面说过，中国的麒麟有两种，一种是鹿首式，一种是羊首式。后者是以野山羊为原型。这两种风格，前者与草原艺术接近，后者与西亚艺术接近。但应当补充的是，中国艺术中的鹿不是草原流行的大角鹿，而是本地常见的鹿，真正有外来风格的反而是羊。

　　（六）龙。本来是中国艺术的典型主题，但汉代以来，却与狮首翼兽相互影响，同时改变着它们各自的形象：一方面是天禄、辟邪的“龙化”，一方面是“龙”的添加羽翼。这种相互影响的结果是，在东汉魏晋时期的艺术表现中，我们很容易把两者看混。如果要仔细分辨，往往要看它们的整体组合。比如在“四灵纹”和“五灵纹”中，我们就比较容易认出，但单独出现，就有点困难。

　　此外，应当指出的是，狼、熊在草原地区的艺术中虽很重要，但它们脱离西亚艺术的主流比较远，对草原地区的有翼神兽没有太大影响，中国的情况也一样。

　　　　　　　　　　　　　　　　　　　　六、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中国的有翼神兽”有下述印象：

　　（一）中国的有翼神兽，无论就文献记载看（如《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还是从文物形象看（如依托狮子的形象），都与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的艺术有不解之缘。它在中国艺术中的出现似可上溯到春秋中期或至少是晚期，是从那时突然出现，逐渐发展为中国艺术的重要主题。其流行时期主要是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6世纪这一段。春秋中期到战国时期（公元前6-3世纪），即与格里芬在波斯、中亚和欧亚草原的流行期大致同步而略晚，中国也有很多类似发现，他们是以铜器和铜器纹饰为主，即主要是小件青铜器或青铜器的装饰物。主题，最初是以典型的格里芬即鹰首类最突出（战国以后逐渐衰亡），但带翼鹿、带翼狮和带翼虎也已出现，主要类型都已齐全。它们的风格与西亚等地流行的格里芬在主体特征上是一致的，比后来更有外来特点。秦代和西汉前期（公元前221-前87年），这类主题曾被用于某些宫观的装饰手段（注意：不仅在古代，而且在今天，外来艺术常常都是身份高贵的象征），以及某些小型器物，在形式特点上已经具备后来的许多要素。西汉晚期到东汉（公元前86年-公元220年），随着汉平匈奴和开通西域，这类主题十分活跃，它们被广泛用于各种材质，除铜器、陶器和石器，还包括贵重材料（金银和玉器），既用于精巧的装饰品（器座、砚盒和镇），也用于大型雕刻（神道石刻和画像石）。这一时期，鹰首类只是偶尔还见于画像石，已不再流行；鹿首类形成固定风格的麒麟；狮首类形成固定风格的天禄、辟邪。后者自东汉以来地位十分突出，不仅流行程度高，还被用于陵寝装饰，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纪念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的有翼神兽，出土地点很多，但时代较早似乎是集中于黄河流域，即与西域相通也与草原相邻的今甘、陕、晋、冀四省，特别是它们的北部，三晋地区的铜器是其代表。它的产品不仅与周、郑等地的铜器型式有关，也与陕北、晋北、冀北和内蒙草原的南部，以及白狄中山国的铜器型式有关，既受草原地区影响，又向草原地区输出，是文化融合的典型。当时的有翼神兽主要是三晋系统的有翼神兽，楚、曾和中山的有翼神兽或即从其派生（春秋时代的晋楚交争可能是有翼神兽南传的背景）。此外，中国的有翼神兽不仅在北方流行，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也有不少发现，东可及于江苏、浙江，南可及于两广、云南，西可至于四川。它们当中，有些年代还很早，可以早到战国早期，说明古代的传播与交流远比想象要发达。其传播路线，除与古代丝路有关的东西通道值得重视，还有很多南北通道也值得考虑。如：（1）从内蒙东部、辽宁西部到河北北部，经山东，进入江、浙的路线；（2）从内蒙草原中部，经山西到河南，走洛阳、南阳、淅川、襄樊到江汉平原的路线；（3）从内蒙草原中西部，经宁夏、甘肃和陕西，入四川、云南的路线。汉代文化，是南北文化、中西文化大交流的结果。秦汉以来，有翼神兽逐渐成为普遍的主题。

　　（三）中国的有翼神兽是受外来影响，但它们与中国的艺术主题长期共存，又受后者影响，二者是互动关系。中国古代艺术，自商周以降，是以龙、凤为主。战国以来，并形成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构成的“四灵”，后来麒麟加入其中，也叫“五灵”，但天禄、辟邪不在其中。天禄、辟邪在中国艺术中的地位很微妙，它不仅是以外来的狮子作为依托，从一开始就与外来艺术有不解之缘，而且还经常与其他表现异国情调的动物一起构成中国古代的“纪念艺术”。中国古代的“纪念艺术”是以秦汉特别是汉代最辉煌（以疆域广大的统一帝国为背景），其典型表现有三，一是汉代的宫观，二是汉代的祠畤，三是汉代的陵墓。这些建筑往往都有大型的铜器和石刻作装饰。它们包括：翁仲、麒麟、天禄、辟邪，以及各种表示域外珍奇和大漠风情的动物（大象、鸵鸟、骆驼，等等）。天禄、辟邪主要就是属于这类主题。它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不仅是各种动物的“翼化”，而且对本土艺术中的龙和外来艺术中的狮子也有很大影响，使它们彼此的形象都得到很大改观。但最终，它并没有取代龙的地位，而是以一种虽经改造而仍留神秘的色彩，长期地保留在我们的艺术之中。

　　　　　　　　　　　　　　　　　　　　　　2000年4月4日-5月18日写于奥斯陆挪威
　　　　　　　　　　　　　　　　　　　　　　科学院，6月6日-7月16日改定于北京。

　　后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挪威奥斯陆大学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的指点与帮助，并参考过Michelle Chiu Wang女士的新作（见上注100引，内容是讨论格里芬从西亚向欧亚草原和中国传播的途径与方式）。此外，日本泉屋博古馆、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博物馆、奈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华盛顿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和洛杉矶艺术博物馆也为本文提供了珍贵图片，均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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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葫芦 +8 木兰山人 2010-3-8 22:14 原创内容
+8 木兰山人 2010-3-8 22:14 原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