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其人
萨满其人
郭淑云
在萨满教研究史上，有关“萨满其人”的话题历久弥新，几乎与萨满教研究的历史相始终。与“何为萨满教”一样，这是每一位萨满教研究者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因而成为萨满教研究中超越民族、地域、语言和学派畛域的经常而固定的主题。在20世纪的萨满教文献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恰是有关萨满的生理、心理特点问题。当然，并非总是老生常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派以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探讨这一古老的问题，常常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
从世界范围看，西伯利亚萨满教是最早被外界发现和记录的。因而，西伯利亚萨满教不仅是俄国和苏联民族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吸引着众多的欧美学者终生致力于此项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既探讨了西伯利亚诸民族萨满教的发生、发展、表现形式和地域特征等区域萨满教形态，也据此提出和部分地解决了萨满教研究中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萨满其人”问题最初即是针对西伯利亚诸民族的萨满形态而提出和展开讨论的，讨论的焦点主要围绕萨满的生理、心理特点问题进行的。以苏联早期萨满教研究学者博格拉兹、雷奇科夫、泽列宁等人为代表的、在萨满教研究史上颇有影响的生物学派，基于对西伯利亚诸民族萨满教所做的实地考察和经验观察法，主要从生理学、神经病理学的角度认识萨满，认为萨满是生理和心理上有病的人，或患有歇斯底里症，或是精神病患者，或有癫痫病症，并据此评判萨满现象，认为神经病症是萨满现象的生理基础，萨满的行为表现了“神经病患者”甚至“精神病患者”的症状。这种唯生物学论在早期西伯利亚萨满教研究者中几乎众口一词，在苏联民族学界尤获得广泛的共识，甚至成为“任何东北亚和西伯利亚萨满教著作的卷首语。”继西伯利亚萨满教被发现后，20世纪期间，在南北美、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等地先后发现了萨满教以及在类型和功能上与之相近的现象。与此同时，关于萨满心理不平衡的学说也因此获得了普遍性。在描述其他地域的萨满教时，学者们便机械地把西伯利亚地区研究者提出的萨满身心疾病学说运用于各自的研究中，这一学说业已成为固定的公式为学者们所接受。
俄国著名民族学家史禄国（1889~1939）是一位在萨满教研究史上卓有建树的学者。尽管对通古斯萨满教的研究仅是他的通古斯学的组成部分，他却因此触及了许多萨满教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其深邃的见解、卓异的创造性思维、敢于质疑学术定论的学术勇气以及由此对萨满教理论的建树，远胜于众多的萨满教专家。这既得益于他在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精深学识，又得益于他在满—通古斯民族中所做的深入细致的民族志调查。他非常重视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并身体力行。同时，他又特别强调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指出：“没有理论基础，现代物理学就一天也不能存在。这一点对民族志学来说同样是正确的。”[1]他还具体地指出了理论训练、理论准备和现代方法对收集民族志新证据和确定调查方向的作用。可以说，史氏是将人类学理论方法和民族志调查有机结合地从事萨满教研究的先驱者。尽管由于特殊的人生际遇，他当时的影响在人类学领域远不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在萨满教领域也不如晚于他的埃利亚德，然而随着学术的发展，研究的深入，其理论的广博、宏阔、深邃，其学说的创新性、开拓性、超前性渐为学术界所认识,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在总体思路和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探索上高于马林诺夫斯基和埃利亚德一筹，[2]相信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史氏的理论将会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史氏对萨满及萨满现象的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说继承了俄国的生物学传统，将人的生理、心理现象与文化现象相联系。但他不是孤立地考察萨满的生理、心理特征，而是将其置于通古斯人精神心理这一大背景下加以研究，在对通古斯人病态性心理进行详细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后，反观萨满的生理、心理特征，指出通古斯萨满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是健康的，从而最先对几成定论的萨满身心疾病说提出异议，明确提出萨满是生理、心理健康的人,一反在当时以俄国为首的国外民族学界普遍视萨满为身心疾病患者的学术公论,可谓独树一帜。他指出：“与他人相比，萨满具有极强的神经反应和肉体自控能力。所以，他必须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神经机能和正常的心理机能，因为生理疾病会妨碍他自如地控制自我，而神经病患则会使他在关键时刻中断昏迷状态。”[3]他认为，萨满必须善于控制自己的思想，使自己进入出神状态，并能在行巫术时保持和调整这种状态。他首次将萨满术与氏族的生理卫生和自我保护相关连，提出萨满是氏族的“安全阀”（safety valves）,萨满教的起源是部落不自觉地防止神经和精神病患的蔓延。[4]
史氏的萨满身心健康论是对传统的萨满身心疾病论的质疑，由此引发了两种不同萨满观的学术争议，促进了对“萨满其人”问题的探讨。20世纪后期，萨满身心健康论渐被研究者们所接受，并从不同的视角丰富和发展了这种主张，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观点。研究印第安人萨满教的法国学者M.布戴耶明确指出，萨满“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按其状态，还是按其行为，都没有因为不可逾越的障碍而脱离其他人群”。[5]俄罗斯学者E.B.列武年科娃在其萨满教理论著作《马来西亚和西印度尼西亚民族（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她的萨满教理论，她认为，萨满教仪式无论在外观上还是在心理学上，都和戏剧表演相似，萨满之类的“演员是这样的人，他善于控制自己的心理，通过训练能改变自己的个性”。[6]史氏的学术贡献还在于他独辟蹊径，开拓了新的研究思路，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半个世纪前完成的著作被当代欧洲研究者视为产生新思想和新观念的重要开拓之作。
萨满生理、心理问题研究的深入开展，还得益于生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等相关学科学者的参与，他们将实验的方法带入萨满教研究领域，以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萨满其人这一古老的话题，从而给这项研究注入了活力，带来了生机。20世纪后期，实验法在北美颇为流行。实验的种类有多种，如理查德•阿•施威德所(part I)做的墨西哥西纳坎特科印第安萨满与非萨满认识类型的实验、精神病学家J. 西尔弗曼所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萨满的行为模式比较实验，和在美国麦吉尔大学心理实验室所进行的阿帕切印第安人萨满大脑功能与常人大脑功能的异同和萨满与假萨满失魂时的个人“结构”等一系列实验。尽管由于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实验种类的选择，并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但凭借实验方法的确能够提出并回答一些观察法和思辨法难以解决的问题。
关于萨满失魂时的个人“结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萨满与假萨满不同，他们具有特殊的“回应”能力，即能够延伸保存在记忆中的形象和表象，能够引起自己对它们的反应；同时他们总是在旁观自己、检查自己。研究者据此认为，按现代心理学观点，需要把萨满看作“具有高超本领，同自己的丰富感受交往到难以置信水平，以及在这个水平上构造出不可捉摸的和不可察觉的巧计的人。”[7]
关于萨满的认识方式问题，实验结果表明，萨满具有与众不同的认识能力。他们的特殊品质包括回避困惑、想象丰富、回答问题具有创造性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分类方式等特征。[8] 同时，实验法也可验证通过观察法和分析法得出的结论。萨满大脑功能方面的实验证明，萨满的直觉认识方法占主导地位，具有较强的艺术思维。这一点早已为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谈及，苏联民族学者Ν.Α.洛帕廷曾指出：“萨满不仅是神的祭司、医生和占卜者，而且是民间口头诗歌艺术的发明者，是民族希望和幻想的讴歌者。” [9]史禄国在论述萨满的思维特征时也说过：当时，他的思维摆脱了习惯了的逻辑思维，依附于一种特殊的次序，这种次序为他开辟了认识该民族环境之外的世界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还获得意识和无意识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系列新的可能性，这些影响的途径尚未被研究，然而很多现象不可能超出一般催眠术的范围。[10]
20世纪60年代，从事田野调查研究的人类学者通过观察麻醉药在萨满传统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南美等土著民族，发现致幻剂能使意识突然启动，可亲身体验萨满降神的幻觉和感受。[11]于是，对麻醉药品的相关实验广泛流行。当然，研究者的目的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试图以此证明在一般人的能力之内，凭借致幻剂也能达到萨满的意识状态。[12]也有的学者旨在探讨宗教经验的起源与致幻剂的关系，将宗教经验的起源归因于古代致幻植物的摄取。[13]美国新萨满学说的创始人迈克尔·哈纳1961年在秘鲁东部科尼堡印第安部落进行民族志调查时，当地印第安人以向他描述他们的信仰的精神体验为条件，提出要他服用致幻剂死藤水的要求。迈克尔·哈纳尽管有种种顾虑，还是同意予以合作，并获得了终身难忘的体验。[14]这种体验对迈克尔·哈纳来说，具有决定命运的意义，他从此走上了实践性萨满教研究的道路，为其倡导并倾注毕生心血的将萨满经验运用于现代心理医疗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初，安德鲁·内赫开始从事击鼓对脑电图作用的实验，成为这项科学研究的先驱者。作为实验研究的结果，内赫得出击鼓能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发生异常变化的结论。其中两种因素基于其重要性而受到特别关注：（1）击鼓包含许多频率，从而像电流一样同时刺激大脑的感觉区域和动力区域。（2）击鼓主要包含低频律，这样可以重锤响鼓，从而在不引起疼痛和伤害的情况下提供大量的能量输入，如果是相同振幅的高频音响，就会引起疼痛和伤害。[15]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发现。尽管关于鼓在改变人的意识状态方面的效用问题至今仍是欧美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题目，却引起了多学科学者的兴趣和关注。美国精神病学家沃尔夫•冈•吉莱克在从事萨利士印第安人萨满精灵舞疗效研究时发现，在萨满成巫仪式程序中，萨利士人的鹿皮鼓每秒钟被有力地敲击４～７次。他注意到这属于脑电波频率范围，是导致出神状态最有效的范围。[16]20世纪60年代后期，迈克尔•哈纳由原来进行的萨满致幻药实验转向击鼓实验，并惊奇地发现，只要掌握适当的技巧和训练，就能够达到萨满使用致幻药所能达到的境地。而一种平稳的、单调的打击声音，大约每秒钟3～6次的频率对于赴他界旅行是最有效的。
关于萨满生理、心理特征的学术争论历经一个世纪之久，吸引着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和精神病学等多学科学者经久不衰的兴趣，他们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和讨论。近年来，萨满身心健康论和萨满艺术思维特征论渐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但这场讨论并未结束，各种实验性研究亦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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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M.Shirokogoroff, 1935, 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 London: Kegan Paul,Trengh,Trubner,,pp6.
[2] 参见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读后忆师》，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高丙中译，商务印书馆1997版，第213—229页；C.Humphrey, 1980, Theories of North Asian Shamsnism,in Soviet and Western Anthropology, ed.E.Gellner, New York:Columbia Univ.Press, pp243-244i.
[3] S.M.Shirokogoroff，1923，General Theory of Shamanism among the Tungus, Journal N.C.B.R.A.S.Vol.XLIV, Shanghai.
[4] S.M.Shirokogoroff, 1935, 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 London: Kegan Paul,Trengh,Trubner,pp.v267.
[5] M.Bouteiller, Chamanisme et guerison magique ,转引自[苏] E.B.列武年科娃：《论萨满其人》，郑天星译，《北方民族》1989年第1期。
[6] 郑天星：《国外萨满教研究概况》，《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7] 奥德•诺尔兰德：《萨满教是一种“虚幻的”体验》，转引自[苏]E. B. 列武年科娃：《论萨满其人》，郑天星译，《北方民族》1989年第1期。
[8] 理查德•阿•施威德：《西纳坎特科萨满的认识特征：实验结果》，于锦绣译，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06-715页。
[9] [苏 ]Ν.Α.洛帕廷：《果尔特人的萨满教》，孙运来译，《北方民族》1989年第1期。
[10] S.M.Shirokogoroff, 1935, 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 London: Kegan Paul,Trengh,Trubner,,pp60.
[11] Jane Monning Atkinson, Shamanisms Today, Annu.rev.Anthropol.1992.21,pp310.
[12] Jane Monning Atkinson, Shamanisms Today, Annu.rev.Anthropol.1992.21,pp310.
[13] Wasson, R. Gordon,1961,The Hallucinogenic Fungi of Mexico: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Religious Ideas mong Primitive Peoples., Botanical Museum Leaflets, Harvard University, XIX, 7, 137‑16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4] Michael Harner, 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and Shamanism: A Personal Memoir, Foundation for Shamanic StudieAndrew·Neher, 1961, Auditory Driving Observed with Scalp Electrodes in Normal Subjects, Electroencephalography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3 （3）: 449‑451.
[15]Andrew·Neher, 1961, Auditory Driving Observed with Scalp Electrodes in Normal Subjects, Electroencephalography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3 （3）: 449‑451.
[16] Wolfgang·G.Jilek, 1974, Salish Indian Mental Health and Culture Change: Psychohygienic and Therapeutic Aspects of the Guardian Spirit Ceremonial, Toronto and Montreal: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of Canada,pp74-75.
节选自《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民族出版社，2006年)
[ 本帖最后由 郭淑云 于 2010-2-26 22:22 编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