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提出，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出现过以刘半农、周作人、胡适等为代表的“北大歌谣研究会”，以顾颉刚、杨宽、童书业等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神话学”，以茅盾、鲁迅等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派”，以郑振铎、赵景深、阿英等为代表的“俗文学派”，以凌纯声、楚图南、吴泽霖、闻一多等为代表的“社会一民族学派”，以钟敬文、江绍原等为代表的“民俗学派”，以何其芳、吕骥、周文、柯仲平等为代表的“延安学派”等七个流派。这些流派是历史性产物，多发育不成熟，也不完善，但它们确实存在过，并且形成了民间文学学术发展的多元格局，这种多元格局意味着研究方法上的多元性，反映了民间文学的多元价值。对流派的起伏消长等进行梳理，对它们的理论与方法、观念等进行回顾与研究，对于民间文学今后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陈建宪就民间文艺学史上是否存在过流派的问题提出了疑问。刘守华认为，流派问题对于民间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必须首先弄清楚流派建立的背景应该是在一种“泛民间文学”的基础上，不能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研究民间文学，从而削弱其社会影响；与民间文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大家研究，流派问题便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当前研究的学术基础。其次要弄清楚的是流派划分的依据：是根据研究对象还是根据其研究理论与方法来划分？钟敬文先生曾提出“民俗学流派”这一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泛学派，是一种学科分类，而非一种理论方法的分类。那么我们今天对流派的划分主要依据的又是什么？

　　刘魁立指出，是否以“流派”来命名刘锡诚先生正在着手的工作还在其次，关键在于要清理出历史上的成果，让现在的人知道前代学者们各自的道路与贡献，知道他们用的研究方法，而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考据工作还没有像刘锡诚先生这样的学者下这样大的功夫来做，因些，刘先生的工作就显得尤其重要。他认为，如果就以流派命名，那么按研究对象来分流派可能会出现一些模糊地带，而按研究方法来分，则其区别十分明显，如顾颉刚有独立的、明确的学术追求，独特方法，其“古史辨派”可以成立。施爱东、田茂军等也认为民间文学的流派研究可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