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味之一，是他们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实处。傅谨本来是美学家，他的哲学思辨、理论抽象功底很好，但这本书却放弃了美学思辨，一头扎进戏班子的活动细节，由人及事，详详细细地梳理了戏班子构成与运作的方方面面。张石山本来是小说家，虚构是他的长项，但这里他放弃了虚构，而是逐日记述他接触的人物，描画他们的音容笑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偏见，反正，在说理和叙事之间，我更喜欢叙事，在虚构和纪实之间，我更喜欢纪实。现在各种出版物很多，但面向草根，实实在在地描述他们的活动方式的著作，其实很少很少。前些时候有一本《黄河边的中国》，现在我又读到了傅先生和张先生的大作。如果中国知识界有更多的人不拘泥于书斋和书本，把双脚迈向田野，把目光投向草根，那就更好了。

　　意味之二，是他们都怀有一种尊重民间的精神。如果把民间社会比喻为土地，戏班子就是土地上自然生长的野花。硬要把野花栽到花盆里，让它变成盆景，野花的活力便荡然无存。中国上个世纪后半叶，形成过国家职能空前发达而社会职能空前萎缩的格局。连民间的戏班子，也被纳入国家控制的单位里，变成地方剧团或文工团、宣传队，剧目选择也完全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系统中。消耗了财政经费，剧团仍然半死不活，还不能让老百姓满意。这就好比把野花变成了盆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有所松动和复苏，戏班子也获得了某种自然生长的空间，重新在泥土中扎根生长。两位作者的考察对象一个在沿海，一个在内陆，互相不曾商量过，感觉却是相通的，他们都看到了民间文化那种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朱厚泽先生曾经提出一个观点，生态意识具有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他说，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是可以简单地按照人的图纸，冲压、锻压、引进、装配得到的。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培育、发育、萌发、成长出来。结构与功能是一对很重要的哲学范畴，过去限制在自然辩证法里，其实在社会领域、思维领域，也是很重要的范畴。现在人们喜欢说调整结构，但结构不完全是调整出来的。它是发育出来的。你真想得到它吗？那就着力营造它所赖以萌发生长的环境吧。自然生态如此，社会生态、学术生态、文化生态也如此。

　　戏班子的兴衰，在国计民生中占不到重要位置，但背后的道理，却给人以普遍的启示。(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