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谨不是，至少在《草根的力量》他是低调进入。

　　虽然他认为自己所以如是为了从整体上对对象有所把握，找出能够使一些碎片事件获得意义的所谓构型，但我并没在书里读到什么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答案。当然，我并不失望。事实上吸引我读下去的并不是台州戏班的生存状况，而是傅谨面对研究对象所选取的低调进入的姿态和心态。因着这种姿态和心态，在书中我看到文化符码与人心、与生活需要之间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连接被重置，看到文化作为一种产品被生产进入市场并被人们消费的真实流程。我认为，对任何一种文化的理解和评价首先都应该以其与特定情境中特定群体的生活需要的相互关系为参照系展开。有一种对文化的发生发展的解释叫地理环境决定论。当然，它是有片面性的，但它至少告诉我们，文化不是从什么抽象的逻辑平台中演绎出来的。环境既是创造的条件也是创造的制约,人的努力只能在给定的参数系统中展开，对于他无从选择也无法改变的许多东西，是不能也不应苛求的。比如建筑，有的用石材有的用木材，由此形成的审美差异，首先并不是什么文化观念决定的。我的意思是说后人对起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在给出否定的评价之前，先对其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的历史条件加以了解。对此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强调再三，只是希望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对他人的文化成果有更多同情的理解，同时以接力棒交在自己手里的责任感，跑出此时此刻的最好成绩，以更好的替代方案代替居高临下指手划脚的批评。傅谨对此显然有着清醒的自觉。他说：“在这项研究中，我试图超越以往戏剧研究比较关注的艺术层面，更逼近人性的基本面，通过对民间戏班自然形成的经济运作规范的描述让戏班回归它的逐利本性。并且拂去过于文人化和理想化的知识分子话语的迷思。”

　　主体的意志和历史的条件被凸显之后，文化就变得真实可感。而真实不仅是理解的起点，也是去进行创造更新的前提。胡塞尔说，文化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看，而不是想”。为什么？看，生成的是存在者的感受；想，产生的是知识分子的解释。前者是诉诸经验，后者诉诸知性，它很可能是概念对事实的肢解、霸权。——我觉得用“看，而不是想”来对我所理解的傅谨的低调进入，不仅准确而且传神。傅谨说本书在他的“学术生涯里占据特殊的位置”，我认为其在学术上的意义可以也应该放在近代尤其是这二十年文化热的脉络里面来论评。

　　我感觉，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所谓的文化研究基本上是以中外比较视域、政治批判诉求、形而上学思辩、西方话语参照为整体特征。工业革命的成功使得世界史的一体化成为必然，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融合亦当随之展开多姿多彩的图画。非常不幸，在由此而来的民族国家的博弈互动中我们处于弱势位置并因此遭受重创。个中缘由自是十分复杂，但在知识分子观念中相因成习的解释则是文化不如人。大概也就是由此开始，中西文化比较便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无法遏止的冲动和无法解开的心结。且不说以文化说事是否周全成立，这一解释至少在两个层面存在问题或负面影响：一是将利益的争夺转换成为了文明间的较量乃至递嬗，二是扭曲了文化理解和评估的参照系。遗憾的是，这种理论上的先天缺失在近二十年的文化热中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纠正，反而因特定情境里的现实需要而被恶性发展。文革积聚起来的忿懑与睁眼看世界后的焦虑，使人们急欲展开一场大炼钢铁般的政治跃进。于是，或者出于指桑骂槐的策略考虑，或者出于“思想深刻”的理论追求，文化二字成为绝大多数文稿的的关键词，获得了许多原本不属于它的荣光与羞辱。因为在形而上学的思辩中，在西方话语系统的参照下，文化成为了干瘪的没有个性的离体游魂或七巧图块，任人拼接赋值。可以说二十年的文化热更像一种情绪的发泄或表达，不仅离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距离颇远，甚至可说与因焦虑而至进退失据的知识分子内心的真正目标，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亦是背道而驰。

　　其实傅谨自己的心路历程就是这这二十年的真实写照。傅谨是我的老同学，至今我还清晰记得他峥嵘岁月里挥斥方酋的那份书生意气。他给《原道》第一期写的稿子即烙有时代打下的清晰印记，认为鸦片战争之起，在于尚处农业文明的满清王朝不能理解大英帝国所代表的工商文明的游戏规则。但在他分配到基层工作，做过一些田野调查后，我感觉到某种变化在他身上悄然发生。到《草根的力量》，愤怒的青年已是一位成熟的学者。最近，他又跟我说，也许我们需要通过无数个类似的个案研究，见证我们与自己身处的文化之间的血肉联系，走出近二十年来不无虚妄的“文化热”。

　　由文化与人的连接悟出自己与社会与传统的连接，是低调进入的境界的提升。认知人类学所谓emic的方法可为之诠解：明确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在给定的情境中厘清自己的可欲与可求，坚定意志，去努力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