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调查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社火仪式与民间水管理之间的关系。就以往一些民俗学者的认识看，华北正月社火中历来有祈雨活动，这是一个常见的民俗事象，其本身就与农耕用水有直接联系。但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问题，即社火中的祈雨习俗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禳灾仪式，它还无法证明老百姓实际上是如何解决水资源乏匮的心理焦虑的?也无法解释他们在度过缺水的危机时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和社会管理形式是什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一个水源不足的地方小社会中，农民只靠着表演和想象，就能喝水吃饭。联系表演和生活的中介究竟是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民俗学者还要从仪式、民间组织和水物质文化的整体上，对“社火”与“水”的话题做综合调查，然后提出更具体的解释。

　　调查的方法，是对社火队的表演做现场观察和连续回访，与社火队的组织者建立关系和做个人访谈，了解社火队的演出网络和归纳农民的兴奋点，然后找出社火活动的核心点，归纳出社火仪式表演的深层话语：包括相同话语、相似语话和对立话语等，最后提炼出概括社火含义的表述框架。

　　调查的对象，以男性社火队员为主，年长者有超过七八十岁的老把式，年少者有十一二岁的小马童。重点调查的社火队有南强村角门组社火队、建立村冉家组社火队、兴隆村八组社火队和三渠村朱家桥社火队。其他调查对象，还有在现场观看社火的本地和外乡的男女群众、本地老户、知情老人、寺庙神职人员、流动商贩和赞助杜火的私营企业家等，被访谈者逾50人。此外，也对近年组织社火的有关行政单位，如县镇机关部门、县文化局和村委会做了调查。调查中共搜集地方文献26种，制作录音带I 9盘(28.5小时)，拍摄录像带6盘(15小时)，拍摄照片200余张。

　　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在号称有2000年水利史的关中名地——泾阳县，存在着以社火办水事的风俗。当然，泾阳社火还有别的功能，而它的水管理功能主要是在正月春节期间体现的。当地社火表演的传统还在农民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中间形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管理结构，促使农民养成了用水的民俗习惯。它的象征性管理的外在形式是，能帮助农民在公众场合以戏剧化的盛装演出方式与上级对话；也能帮助农民在缺水危机来临之际以卖力表演的方式与神灵沟通，从而积极找水、战胜危机。从地方文献的记载看，泾阳社火与泾阳的水管理。还有一个上下认同的日常运行系统，不过以行政干预为主。农民要说话，往往要通过象征系统干扰行政系统，以求实现公平用水的集体运作原则。

　　以下重点以1999年泾阳县泾干镇社火调查为例，报告调查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的结果。

一、泾阳县的地理、历史、水利与民俗社会概况

　　泾阳县位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北部，距省会西安市70公里．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县和泾惠溪的受惠县。20世纪以来，由于旱灾频发等原因，它成了一个农耕用水匮乏的县份。据50年代初普查，全县共有耕地81万余亩，人口约16万，农业人口占92％以上，人均耕地4．78亩县内有水浇地29万亩，占可耕地面积1／3弱，主要集中在径干、三渠、云阳、雪河等中部平原区。此外，还有白王、兴隆、口镇、王桥等北部的台塬区、山区，与南部的台塬区，灌溉水量欠缺，要靠天吃饭。到了9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泾阳县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全县耕地面积减为78万亩，虽然水利灌溉的范围已经有所扩大．但由于人口已增至44万，接近1949年的3倍，加上县内土地和灌溉条件的不平衡，以及水费的提高，地下水位的下降，二民的生产生活用水仍处于短缺状态。

　　泾阳正月耍社火，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和华北其他农村一样，在泾阳的社火表演中，还穿插着求雨仪式。不同的是，因为靠近泾惠渠，泾阳人有了一条官渠当“保底”，民间权之为“官水”；与其相对的是“民水”。在民俗社会中，官水与民水的用法，被认为是可以商量的，可以互补的。如果没商量、乃至用量失调，就会出现官民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到了正月春节期间，双方便可以通过耍社火的形式，在泾阳县县城街区内的公共场合对话。这时，农民要么更起劲地耍社火，表示决不示弱，给政府的行政管理提意见；他们要么就拒绝耍社火不给干部面子，这也能引起有关行政领导的注意，事后会把戏剧化的冲突当真，去调整农业政策，一般都能落实到“水”。

二、泾阳社火的组织者、队伍构成与节目结构

　　泾阳县民间传统耍社火的正日子是正月十四。但现在耍社火是官办的。从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五，每天都有农民社火队代表乡镇政府进县城表演．叫做“给领导拜年”。表演的场所在县政府所在地泾干镇的街区。表演队伍的秩序以与县政府关系的远近排列，这已在社火表演开始之前，在农民和地方干部的心目中达成了高度默契。就我们所看到的．是泾干镇政府组织的队伍。在正月十四耍社火。其他各路社火，如崇文乡政府组织的社火，提前一天，正月十三表演；三渠镇三渠村和兴隆镇兴隆村等的社火，错后一天，正月十五表演。三天之内，共有4镇5乡30个村36个乡镇企业共66个单位的2万余农民参加了社火表演，观众达10万人以上，覆盖面达泾阳、三原、永乐、礼泉、咸阳等附近5县。据老百姓说，这是中等规模、“不算好，要是去年不闹灾；那更热闹”。

　　从泾干镇政府组织的社火看，可见社火有四个特点：

　　(一)组织者是县政府管辖的乡镇村组干部系统

　　春节前，由镇政府下红头文件，派镇机关17位干部下乡，包干到村，通过村委会，发动本村的农民社火队进城耍社火。正月十四正式游行那天，由镇长出面带队，坐着小轿车；走在社火仪式队伍的最前面，其余参加组织工作的机关干部，以村分段，按段站位，一律列头一名，负责照管本段的队伍。站在社火队伍最外围，是县公安局的警察，他们手里捏着对讲机，随时与镇长取得联系。据总指挥、县政法委干部说，这样做是“怕出事”。

　　按传统，社火表演的组织者是社首、鼓头或老把式，他们是民间社会里的精英人物，有威望、能种地，但不是村长。1999年以后，镇政府为把这个权力要过来，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联络感情，发给每村一条香烟、二斤白糖；二是附带举行发奖仪式，给配合政府行为的社头及其社火队，按照表现程度，分别评一、二、三等奖。政府评奖，意味着村落来年利益机会的多寡，暗示了政府对各村的政治评价、社会地位和经济投入的再调整，是一种行政性的公共资源再分配，农民不敢忽视。所以，以上两种动员方式，是一种官方与社首的利益交换，官方的筹码不轻，农民可以接受，让出耍社火的组织权。由此组成的新社火队叫“民乐园”。

　　(二)社火仪式队伍的构成

　　泾干镇政府组织农民社火游行的动机，是向上一级县政府展现管理地方小社会的政绩。他们认为，最明显的政绩，是应该用政府和民众两个声音来说话表达的，而不是用政府的一个声音说话。而能提供官民合唱的唯一公共舞台，就是每年一次的正月社火。为了实现这个好主意，从我们的观察看，当地人创造了一个戏剧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它表现在这次社火仪式队伍的构成上。

　　(2)两个声音的合唱

　　(三)游行的路线与时间

　　队伍的游行路线，是沿着县城主要街区绕行一圈，主要是到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和县政协四个单位表演。表演的时间为机关上班的白天时间，在经过这些单位的门口时，整个队伍停下来表演，这叫拜“四大院”。

　　(四)节目结构

　　观察各村社火队的节目结构，可发现能体现官民双方的经济实力。大多数村庄都有彩车开路，表示已进入小康水平。对个别经济条件差的村，镇政府允许他们以陕北秧歌队代替彩车打头阵。总指挥说：“不能装彩车的，决不强迫”；镇长说：“从效果看，(这样)组织社火，干群关系密切了”。

　　从以上情况看，泾干镇社火的特点有四个：

　　1．在组织上，由镇政府控制。

　　2．通过娱乐目标，表现出地方社会的多层级结构。(见上右图)

　　3．节目构成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行政与象征的结合方式。

　　4．从仪式全过程看，体现了官方指挥、官方时间、官方综合资源观和官民为了演出耍社火这出“戏”所做出的双向让步。

三、泾阳社火活动的核心点与民众的思想概念

　　社火队除了参加镇政府的社火游行，还有另外一条表演路线在民间悄悄地流动。从调查看，农民对耍两套社火的表演方式已经适应了。分析这两套社火活动的资料，可以对当地村落的民俗环境和民众的思想概念有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 表演节目分析

　　从节目构成看，支持农民要社火的动力之一，是村落的经济生活，因此要进行经济民俗学的分析。

　　(1)出彩车。对农民来说，这是政治指标。也是经济指标。在正月十四日的节目单中，有4个村的社火队没出彩车。在这4个村中，团庄村、柴焦村和花池渡村是3个贫困村，出不起彩车，总指挥替他们说了一句话：出彩车“花钱多，不实在”。他们在经济生活还达不到富裕程度情况下，就没有与政府实行政治合作，连耍社火的民俗活动也在萎缩，“因为心情不好”。第4个村。南强村，是个富裕村，不愁吃、不愁喝。但由于被某水电部门征用了耕地．心里有气，也没出彩车。但他们一个村出了两支社火队，表演得特别卖力，在路过“四大院’’时，他们还耍着狮子进县政府告状，被武警门卫拦住了，他们不出彩车的原因很明显：是与某些水电部门有冲突。另外，还有建立村。他们原来报名出2辆，后来只出了1辆。这是一个缺水村。事后经调查知道，他们是因为镇政府答应给村里打机井，但没兑现，后来又把水利钱拨给别的村了，本村里的一些地浇不上水，农民不高兴，就少装了1辆彩车。其他出彩车的村，都由村委会从村提留中出钱，一表示本村富了，有这个经济实力；二表示在此基础上与政府合作。

　　(2)服装乐器。由农民自筹资金购买。从调查看，在农民的眼中，这个节目，是露脸的事；穿新衣，是富裕的符号，吹洋号，是改革开放的符号。

　　(3)陕北秧歌。前面记过，这个节目，不足泾阳的民俗。自从延安文艺《讲话》后，50年来，扭陕北秧歌已在当地成为一种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一些村子，花不起钱装彩车，但能花得起钱制秧歌服，就组织了新秧歌队。这既响应了政府允许以革命文艺代替彩车的号召，又能动员更多的妇女儿童加入表演队伍。花钱不多，一举两得，还有新意。

　　(4)传统社火。在泾阳，传统社火主要指狮子龙灯锣鼓。这个节目是农民自己说故事。最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农民的心态：害怕民间社火失传。他们大把地花钱，买旧行头，请老把式和模仿古代表演。好像在他们的心目中，越是古老越喜爱。耍起传统的社火，他们会高度忘情，能在表演的瞬间，达到超常的心理平衡，忽略与某些行政单位的冲突。如因政府没给打井憋气的建立村冉家组社火队，正月十四耍社火，鼓头冉某和贾某全家都来了，贾某60岁，负责敲鼓领头，老伴58岁扭秧歌，儿媳妇也扭秧歌，孙子10岁多，跟着爷爷敲鼓。南强村角门组社火队的老把式张茶和因茶，全家都参加了正月十四的社火，人称“四世同堂”。这能说明这个节目是真民俗，这正月十四的泾阳社火中，它的民间性是唯一的。

　　(二) 表演时间分析

　　官方社火的表演时间在白天。民间社火的表演时间有白天，也有晚上。在当地，晚上是神灵的“上班时间”，“办公地点”在太壶寺，这是一座明代寺庙建筑。正月十五晚上，我们看到对某些水电部门“一肚子气”的南强村角门组社火队来到这里。给观音菩萨做了更卖力的表演。当晚寺内还有另一台“民间佛法文艺汇演”，表演者是来自泾干镇、雪河乡、燕王乡、金柳村等农民香会的香会信徒，约50人，聚在一起唱戏敬神，会首还是南强村角门组的农民。表演开始时，他向菩萨致词说：“观音菩萨，我们给您上香来了，耍社火”。 泾阳正月十五的另一个重要民俗是天黑后到雪河乡庄头村祭祖，任何社火队员都不例外c地方干部也要来这里祭祖。茫茫夜色中，官员的小轿车、社火队的卡车、个体户的摩托车、仆仆奔走的老百姓，拥道塞途。头一天给领导耍社火的场面，现在搬到了这里，不过崇拜的对象是祖先。

　　能组织社火队白天加黑夜表演的，是乡镇私营企业家。代表者是泾干镇某经济开发区的董事长，他和兴隆社火队的班主老侯是老朋友。由他出资赞助，社火队的表演可以打破敬人与敬神的时间界限。由富商所掏的钱数控制耍社火的时间长度，这在当地也是一个传统。

　　(三) 表演传统分析

　　据当地老户和知情老人回忆，在1949年以前，现在的黑天隐蔽表演是在白天和黑天一起公开进行的。从正月十三到十五，整整三天四夜，人们要过火神庙会。正月十四耍社火，白天有亭子、高跷、夜间僧众及信徒抬火神楼绕街游行，狮子、龙灯、旱船、走马子、八仙细乐跟随，路线与现在拜“四大院”完全一致。现在的县人大所在地就是当年龙王庙的旧址。 清末民初至20世纪40年代，。龙灯以金柳村和粮集村为最有名。曾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名满渭北。但在1999年的社火表演中，这两个村都没有出彩车，不是因为没有经济实力，而是颇有点呈民俗“老大”的味道。金柳村还打出了龙旗，以显示余威；在正月十五太壶寺的敬神唱戏信众中，也有从金柳村赶来的村民，表示古风犹存。

　　老人们说，现在耍社火，把过去的庙会与社火节目搞混了，把白天的迎神活动都挪到了晚上。从对县文化局三套集成办公室专业人员的访谈情况看，在当地，50年代后至文革前，经历了这场变动的过渡期。当时还在正月里的白天晚上耍社火游行，活动都是由群众文化馆组织的，那些狮子大、锣鼓多的村，被排在前面，不像现在按政治表现排队。当时的金柳村仍然底气十足，·难怪到今天还挺“牛”。至于按行政领导上班的白天时间耍社火，是90年代牛期以后的事。

　　(四) 表演冲突分析

　　在1999年正月十四耍社火时，在跟某些水电行政部门“斗气”表演的两个村中，南强多出了一支社火队，在民俗方阵上加强了实力，却故意留出了彩车的空间，这一空间，是一个暗喻，暗指被水电部门占用的土地。这个社火队压后阵的民俗群体人多势众，表示要跟水电局“斗”。建立村原指望政府扶贫，打两口井，结果少打了一口，他们就少出了一辆彩车。也故意空出一块地盘，暗指一口井，表示让行政领导明白，这对他们不公平。当然，在整个汉行长队中，他们的这种“抗争”，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表演；但其深层思想，都与水有关。而正是这种思想观念，造成了他们的仪式表演活动“与众不同”。有一个例子能从反面证明我们的分析是对的：。正月十六泾干镇政府机关一上班，就派干部下乡到建立村解决水问题去了，这表明行政部门在观看民间社火的象征性表演时，看便了。

　　四、泾阳民间水管理传统中的权力象征与现代变迁

　　泾阳老人说：“天下县，泾三原”，意思是说，泾阳县和相邻的三原县得天独厚地共享泾惠渠，吃水有老本，成了关中八百里秦川的白菜心。但古渠水量不足，需要民间另外找水，多习染成俗，这在当地也成为历史。民间找到的水是“民水”，为泾阳县的不同村落所享用。据对泾惠渠管理局和民间水利会的老人的调查，径阳的“民水”与泾惠渠的“官水”是两个管理系统。继续分析泾阳县的耍社火，可以进一步发现在当地水管理系统中，民间的象征性管理与行政化的日常管理的区别、互动与时代变化。

　　(一) 官水是权力的标志，是官方控制的水资源

　　以泾惠渠为例，从地方志看，民初以来，当地官方的水管理职权范围为：划分水浇地的等级，控制放水秩序、时间、流量、水费、兴修配套水利设施：坝、井、抽水站、水库等。当年善理渠事的水利专家李仪扯的事迹，至今受到传扬。50年代后，实行社会主义大锅饭，按村落地亩收水费，帐目清楚。80年代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田到户，月为按户收水费，许多社火队通过耍社火，建立家户与水管站的联系。但也有一些渠段援借收水费搞权钱交易，被农民斥为腐败。

　　(二) 民水是神赐与人力的结合物，是民间社火控制的水资源

　　民水的类型四种：

　　(1)河水，如径河水，冶峪河水。从前按民间契约使用，违反者往往挑起械斗，好勇斗狠者胜。

　　(2)雨水。在我们调查的泾干镇12个村中，大多数五六十岁的村民都能谈出祈雨找水的详细经过。从访谈看，当地的男性农民每逢旱灾之年，都要在阴历五月在马脚的带领下祈雨，1949年以前，当地有过两个出名的马脚，一个叫保柱，一个叫张麻子。祈雨时，他们身穿蓝衣，头扎白布包巾，上顶黄表棱角，脚踩麻鞋，口含1．5米长的钢锥，手持七尺麻鞭，率队前行。据老人回忆，这条祈雨路线为：

　　城隆庙(或太壶寺)一花池渡柳家泉庙(柳毅庙)一翠花山娘娘庙一大曲村水落房，窝水七天一县城西关(翠花娘娘的出生地，马脚保柱带数村男性村民在此迎候)一县城东门(与柴焦村来的另一个马脚张麻子带领的祈雨队伍相撞，在十字路口处，争送湫水瓶权，举行神判仪式，赌胜)一两队中胜者一方进城“夸水”(即安放湫瓶)一入太壶寺。

　　在这条路线上，花池渡、大曲村和柴焦村，是早年祈雨的必经之地，那里现在还是贫困村，这次都没有出彩车。大曲村还是老年人记忆中的民俗圣地——析雨窝水的地方，这次甚至没参加官方的社火。据当地传说，翠花娘娘是泾阳县西关村人，娘家在大曲村。年轻时出嫁到缺水的塬区云阳，后因生活不幸福，逃回娘家，在半路上坐化。以后又被道士收度到秦岭山脉中的翠花山上成仙。传说讲，因为是翠花娘娘的母亲和姥姥都住在大曲村，所以大曲村的人祈雨特别灵，而社火队中的锣鼓家伙是祈雨中必须使用的仪式工具。

　　另外，当地女性也祈雨，方法是用水洗狮子。狮子是社火中的圣物，与龙相对，从当地老百姓的观念看，龙狮相对、水火相克。

　　(3)泉水。山区农民的饮用水。

　　(4)窖水。塬上地带的家庭用水。

　　(5)以古水利建筑为引水的灵物。当地农民还传说供给泾惠渠水的泾河是一条龙变的，民间有二月二耍社火、绕渠道、拜泾河岸上的龙王庙的习俗。现在演变为正月初一统渠首和拜水电站、抽水站等水利建筑物。

　　从调查看，“民水”管理是以象征性管理为主的，具体特点有：

　　1．相信另一个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水资源的控制，掌握水权的圣灵有龙、狮子和翠花女神。

　　2．制订水规水册，按民间习惯法用水。

　　3．在求取水量上，按照神判决策，与自然环境相协调。

　　4．在经费上，按神费摊派，收支公开。

　　不管是对“官水”的管理，还是对“民水”的管理，社火都参与其中，成为一种特殊的象征化管理。不过在不同的上下文中，社火活动的象征内容有所不同。例如：作为仪式，它能通过马脚、狮子和龙灯的配合，把民权转化为神权，以在找水的成功或失败之时，避免大喜大悲，巩固民间管理的地位。据王兴林老人回忆说，在这种社火仪式中，有一个隐秘的动作是拔龙牙(拔掉龙头里的一根红蜡)，龙牙象征出了，丁多才能水旺。而对社火中某些行头器物的使用，如只敲锣鼓或洗狮子，这时它们就成了巫术的工具。那些社火的传说。是农民自己创造的文化，为他们的精神需求所用，别人信不信是小事，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相信，并为之喜怒哀乐。此外，社火活动中的踏土绕行，更是不可小视的细节．它能表达民众对‘土”的观念，还能通过社火队员的脚步行动。把“土”与“水”相连。在泾阳的折酉路绞中，有一段必由之路，即进大曲、经西关；绕东关，再进县城，民间解释是迎候翠花娘娘的大驾，其实是踩着泾阳县的土地绕坡一周，然后再把神圣的“水”种送进城内。这样就把两个世界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象征着水土两旺，农业丰收。当地春季的社火绕渠习俗也是一种与水有关的踏土行为。社火队在踏行的圈子内表明自己的用水权范围。

五、结论

　　泾阳县正月耍社火，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水。民众要实现社火的这一文化功能，就要启动民间社火组织的活动。在社火期间，民众会巧妙地利用社火表演，组织公共空间的对话，提醒行政领导部门改善政策，合理分配水资源。由于社火表演的象征性、娱乐性、戏剧性特点和它深厚的民俗文化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有关水资源的官民冲突，不但不会得罪官方，有时还多少能解决一点实际问题。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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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三次调查的时间为：1999年2月25日至3月6口．2000年9月30日至10月3日，2001年1月31日至2月14日。调查组成员分别为民俗学者、人类学者、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