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喜德县城享用了县政府招待的丰盛的午餐后，我们来到距离县 城27公里远的调查地点米市。米市镇在家的党政领导们全体出动，为我们介绍情况，帮我们查找资料。很快我们就了解了米市镇的总体情况，第二天开始下村。第一站是离镇上两个小时左右的马多洛自然村。泥泞的山道一直伸入村子。这里的村于不象漫水湾有道路，有小溪，有水泥打成的场坝。房屋的排列也依地形没有什么规则。当迈进村长阿尔俄作家时，走在前面的我竖起耳朵，带着恶作剧的心态，暗自心想后面一定会传来“嘭”的撞门声。可转过头一看，郝瑞已经立在了我的后面。他一米八的个头，居然没有碰到门楣上。要知道，彝族的住房并不高，而门高大约只有1米65左右，大多数的彝族成年男子都要低头进屋。外面的人不习惯低头迈门坎，总会撞在门楣上。主人家把郝瑞、我、合机还有乡里的干部迎到火塘上方。村里的人们习惯席地而坐，但总会备两、三个木凳给外面来的客人尤其是下乡的干部们。主人家递过两个用木板随便钉在一起又矮又小的木凳给我和郝瑞。郝瑞个子大、腿长，坐在凳子上显得有些滑稽，我不无夸张地对他说，小心，别把凳子坐垮了。就在乡干部和合机与主人家寒喧介绍的时候，村里的人陆续涌进屋子。那时正是做调查的好季节，地里的活已不太多，彝族人又有好客凑热闹的习惯，一家的客人就是全村的。况且，今天的客人是一位长相特别的既不同于彝人也不同于汉人的“洋人”。后来我们登记到这个村里有一位村民就叫“洋人”，但我敢肯定绝大多数村民都没有见过洋人。因为喜德没有对外开放，鲜有洋人进来。人们手中传着我们带来的白酒、递着我们带来的香烟和糖果，眼里带着好奇的神色。郝瑞呢，大概很少见到一个不大的屋里密密麻麻装那么多人，地上、木床上、甚至连楼梯上都填满了男女老少。坐在火塘上方的郝瑞好奇地伸着脖子数着数，看究竟这间屋里有多少人，他告诉了我数的结果，我现已记不得，我想大概有近二十人。看来，调查会很容易，全村的家户调查在这间屋檐下就可以完成。这与我们在漫水湾必须挨户串门的冷清的调查形成鲜明对比。这大概是聚居地的彝人与杂居地彝人的一个区别吧。

　　调查开始了。没等我出口，郝瑞用彝语先问了起来，“你姓什么？”第一个接受访谈的是村长的父亲阿作木基，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兴奋地转过头去对火塘下方闹嚷嚷的人们宣布说：“喔，原来这个美国人懂诺苏话。”这以后屋里静了许多，大概人们想听听这位美国人说的彝话。对此，我已不觉奇怪，昨天在与乡干部们交谈时，美国木嘎已经初步显示出他的彝语能力。不过，调查继续下去时，我惊喜地发现，对于调查的主要项目，如姓名、年龄、属相、家庭情况、婚姻状况、亲属关系等等，郝瑞不仅能用彝语提问，并且能用彝文记录。当后来人们发现这位洋人还能写彝族文字时，小声地相互传递着信息：“这个美国人还会‘诺苏补麻’(诺苏文字)呢。”好奇的人还站立起来，探着身子往郝瑞的本上瞧。

　　调查正进行着，门外传来歇斯底里的猪叫声，坐在火塘下方的人们立起身腾出地，一头40多斤重的小猪拉了进来。郝瑞不安地看着我，我赶紧礼节性地劝说主人家别杀猪。但那是无用的。火塘中烧猪毛的味儿迷漫着屋子，对这种味道我已经很习惯了，而且还觉得好闻。但我想郝瑞一定闻不惯。伙机早就出去找亲找戚了没了人影。我们跟前，一家的代表登记完备答完问题又换上另一家的代表。不过，有一点我觉得难熬的是柴烟，我们坐在火塘上方，烟子老往上跑。我感觉眼睛涩涩的，直想流眼泪，郝瑞倒好象没有火烟的烦恼，仍然在仔细地问着问题，飞快地记着笔记。大约一个小时后，坨坨肉、米饭和肉汤盛了上来。我猜郝瑞饿了。因为他不仅没有对木盘中带着黑毛桩的坨坨肉皱眉头，而是兴致勃勃地吃了一坨又一坨。彝族杀猪杀羊，一般讲理的客人吃两、三坨或三、四坨就得扔下木勺“依尺”，把饭菜递给主人。做客经常是吃不饱的。除非杀牛，可以敞开肚子吃。杀牲的名声虽说是客人背的，但一般享用牲肉是在场所有的人人人有份。村子里还时兴客人先吃的习惯，做客人的，见着一屋于的人等着你，你也得草草吃些了事，好让别人尤其是馋得流口水、眼睛都快掉进肉盆里的孩子们吃。我记得后来我曾背着郝瑞对马尔子讲，“你的这个‘波则’(伙计)，太能吃坨坨肉了。跟他一起去做客，弄得我有时替他感到不好意思”。马尔子也有同感，他说“这个美国木嘎是不知道客气的”。后来，我到美国去才了解，这是美国人的性格，既然让吃就吃个饱。不过，马多洛的主人和村民们对郝瑞的“狼吞虎咽”露出的是一种喜悦与赞赏，他们似乎不用彝族的“披依”(懂礼)来衡量这位美国人，因为除了发现他能说诺苏话、写诺苏字，又有新发现：他还能使诺苏的“依尺”、吃诺苏的坨坨肉。过去，我下村调查，人们的注意力总是在我身上，巴莫尔哈家的女儿，北京来的城里人，懂得毕摩的知识。弄得自己也觉得自己很重要，同时也很累。到这里来，美国木嘎抢了“风头”，成了人们的聚焦点，我也乐得自在。

　　我们这回的调查跟漫水湾一样，主要是在村里挨户登记家庭成员的年龄、亲属关系、文化水平、汉语程度、迁徒历史、等级关系等等。由于对每户的调查都问几乎同样的问题，都画同样的树状图，调查似乎显得有些枯燥呆板。调查虽说必须使用彝语，但郝瑞基本上能够自己对付，只是，如果他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想做进一步地了解，而他的彝语不够用时，才需要特别的帮助。因此，除了跟村里的领导和村民沟通感情，讨论调查的安排，真正做翻译的任务倒并不艰巨。在头两次下村以后，伙机就对我说，这个美国木嘎问的问题翻来覆去就这些，没什么意思。或许合机也发现下到村后真正的访谈并不十分需要他，自己并不那么有用，如果有什么问题时，我总在场，与村里联系主要是镇里派的干部负责，因此，对后来的调查他也就不很积极了。加之，合机是棋迷，米市镇机关有下棋的能手，他索性呆在镇上下棋，不再每次都跟我们下村。乡村的彝人虽然没有电话、电报，但传播信息的速度并不慢。走亲戚、赶场购物、放牧打柴都是人们通报新情况的场合。我们先后到了6个自然村。每当来到新的村子，村民们对美国木嘎、对巴莫尔哈的女儿来“人口普查”(人们对几年以前的人口调查还记忆犹新)、美国木嘎还会说诺苏话写诺苏字已有耳闻。记得后来到且莫村调查时，我们刚进村子，就有人吼叫“美国木嘎来啦”。每于出发前，我都准备好一大塑料桶白酒和几盒香烟。每次在村里的调查都同样热闹，人们聚在一起，饮酒吸烟，等待着依次接受我们的“盘问”。每到一个新的调查地点，村民都要为我们宰杀一只羊或一头猪。通过几个村子的调查后，就能够发现村落中和村落与村落之间的亲属网络关系，家支之间的联姻关系，发现村民的来源、迁徒及其原因，找出不同的等级。仔细地打听甚至可以发现哪些是“汉根”，哪些是真正的彝族。有两件事情给我影响很深，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去且莫村调查，休息时，郝瑞悄悄地告诉我说，这个村的村民肯定是汉根。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这个村虽然比其他村的村民富有，但他能从这里人们的气质和眼神中看出来他们因自己的汉族来源而具有的恭逊，不象真正的马多洛村民那样具有一种彝人特有的骨气。这里的人同样说彝话、同样穿彝衣、同样住彝房，我压根就没有想到从这些彝人里面还会分离出汉根彝人来。后来，回到镇上经镇书记杨子哈证实，的确这个村子里大多数村民过去是几代的汉根奴隶，民改时属

　　解放娃子，这个村过去曾叫解放村。因为谁都不愿意让人们想起自己的汉族来源，后来改了村名。这下让我对这位美国木嘎有了新的认识，他的确对彝族人已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对民族关系的细微之处有了相当的敏感。第二件事情是对村民文盲率的认识。在下村前，无论是镇领导的介绍或是我们翻看镇里的人口统计资料，反应出这里文盲的比例相当高。可据逐户登记了解，村民学习彝文的积极性高，多数村都自发开办过彝文班，相当数量的彝族男子和一部分彝族妇女都能用彝文读写。可官方的统计依据是懂不懂汉文。郝瑞指出，用识与不识汉文来定文盲率显然不对。是啊，汉族文字就是文字，彝族文字就不是文字吗。郝瑞的发现或许触动的是我彝人的神经。但是，这以前为什么大家都认为以汉文来定文盲非文盲是天经地义的，而且多少年来，彝族人也一直是这样去统计的呢?是不是郝瑞才真正地尊重彝族的语言与文字，懂得平等地对待不同的文化。

　　米市漆器是出了名的，郝瑞和我都对米市的漆器感兴趣。26日，我们越过当地的一条河流，爬了大约两个小时的山路访问挂在半山腰的漆器村阿普。在阿普村，我们不仅观看和拍照了传统土法制作和漆画漆器的整个生产过程，而且购买了不少各式各样的漆器餐具。郝瑞还为他看，大多是汉族式的衣裤，许多姑娘们也只戴一顶手绣的彝族头帕。可依洛是高山彝族区，连汉族的影子都难得见到，这里的老乡就连吃饭、睡觉等简单的汉语恐怕也不会说，汉族服装竞成了一种时髦。我对此非常伤感，也觉得有些难堪，汉化已经到了没有汉族的地方。可郝瑞认为，正是因为周围没有汉族人，他们才穿汉族衣服。他认为，在这里，服饰不是一种区别民族的标识。

　　学校教育也是我们考察的一个内容。到依洛乡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参观了乡小学。从长年失修的校舍和教室里破旧的课桌和木凳来看，这里比起米市的小学，真是天上地下。我们跟几位在学校里玩耍的学生摆谈，一听说学生们买不起教材，只有老师有课本。郝瑞当即对在场的学生说，下学期你们就有课本了。他根据老师提供的学生人数和几门课课事的价格估算了一下，表示要捐献1000元人民币，请学校负责替他给学生定购下学期的课本。后来回到西昌兑换上人民币后，他如约寄去了1000元课本费。对郝瑞的做法，我很感动，虽然我从没有对他说出来。在马多洛村的村小、米市镇小学和中学，我们分别观摩了汉语文、彝语文、数学、英语等几门课的课堂教学。过去我也参观过学校，那是爸爸做副州长分管教育时，带我去看过好几次学校。记得有一次，到昭觉四开参观小学，看着那猴猴蛋蛋、脏脏兮兮、让人怜让人爱的孩子们，我真有一时的心动：到乡村小学做一位校长或老师，那样生活可能会更有意义。不过那些参观，至多在教室外面听听老师的讲课声和学生们的读书声，主要是看校舍，与校领导和老师座谈。这次在郝瑞的影响下，我倒是真正地走进教室，了解彝族的乡村教育，认识到彝语文汉语文教学中的一些问题。后来，我和郝瑞合作撰写并发表了一篇有关彝语文教学的文章，与这次考察的收获以及这次考察中我和郝瑞之间的讨论是分不开的。

　　在米市，我们住在镇卫生院的病房改做的客房里。一天，卫生院一位中年女医生请我们去吃饭。她姓海来，海来与巴莫家是同根的，就是说我们属于相互不能开亲的同一家支。当她听美国木嘎介绍自己姓“郝瑞”时，她马上说，“不就是‘海来”么，我们是一家人，以后就是海来木嘎，不叫美国木嘎了”。我想这是我那位亲戚随便说说而已，但似乎郝瑞对这个新的彝族姓氏很感兴趣。他马上对我说，以后我们可以兄妹相称了。他是“麻子”哥哥，我是“尼莫”妹妹。我不置可否，原因是不想打击他有这种良好的愿望，但我私下以为这是他的一厢情愿。彝族人注重来源、讲究根骨，任何家支都没有收养子、接收异族人为家支成员的习惯。过去那些被抢来的汉人，好几代人后，人们还是忘不了其汉族的来源。郝瑞回到美国后，有几次写信抬头称我是“尼嫫”。我回信时，总写不出哥哥妹妹的称谓。我曾跟我妹妹提起过此事和我的感觉。她也认为给郝瑞任何一个彝人的姓氏都不太容易让人接受。不过，她的理由是，大家喜欢叫郝瑞“美国木嘎”这个名字，说明村民们和认识郝瑞的人们对他的一种彝人的认同，如果加一个“海来”的姓氏，反而不好，不仅海来家就是其他的家支也不会认可，至少马尔子就不会高兴，郝瑞是大家的。看来，还是“美国木嘎”比较自然，不会跟哪个家支有瓜葛，又能表达出彝族人对他的接纳和认同。

　　在米市的调查工作倒是很顺利，但因为成天吃肉、喝酒，我的牙疼病犯了。牙疼可不是闹着玩的，疼起来真想吊死(彝族人爱说吊死)，我对伙机说。起初，止痛片还能管两、三个小时，后来不仅止痛片不管用，就连卫生院注射止疼针也不奏效了。镇里医院既无牙医也无治牙疼的药。我的海来本家，让我用舞族民间的办法，给我一些花椒粒放在龋齿处，但还是照样疼痛不止。顾不得形象光辉不光辉，我成天用手棒着思牙那半边脸，那样觉得好过些。接着，郝瑞开始腹痛腹泻。访问且莫村的山路上，我捧着脸，郝瑞捂着肚子。郝瑞开玩笑说，我们俩好像山野里的一对男鬼女鬼。这时，再好吃的猪肉或羊肉，都引不起食欲了，郝瑞和我只能尝一点点表示接受主人的好意。从且莫回来，郝瑞情绪不高，晚上坐在他自己的房里整理笔记，我过去看他。郝瑞满面愁容地对我说他想家、想吃家里的饭，想说自己的语言，想女儿。看他的样子、听他的话，我很发愁，但想不出任何语言安慰他。

　　我总觉得村落家户的“人口普查”很少反映出民族关系的内容。但郝瑞似乎认为他看出了什么，他说这里也有民族关系问题，汉地来的商品、村民汉语知识、学校的汉语文教育、汉族的服装、政府公职的诱惑、农民企业家的汉族老婆等等。正如后来他写到的那样，对于诺苏人来说，汉族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即便在米市这样没有汉人的诺苏聚居地。不管郝瑞的民族关系调查有没有收获，有多大的收获，至少他在物质上是满载而归的。除了在阿普买的餐具、工具，他还从卫生院医生的手中购买了漂亮的喜德式彝族服装。最令我羡慕、甚至今我嫉妒的是镇书记杨子哈赠送给他的礼物。那是一对我所见到过的最精美的牛角杯漆器，造型优美，漆画精细，出自阿普村著名工匠吉伍乌且之手。杨书记大约怕冷落我，对我和合机用彝语说：“你们带来的美国木嘎，真象我们彝族人。我们很喜欢他，送这对牛角杯做纪念。”

　　10月31日，镇上在机关院坝里为我们举办欢送会。郝瑞、合机和我都讲了话，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就在欢送会前的晚餐上，为了表达离别的不舍之情，我和郝瑞都多喝了几杯。醉意在晚会时分散发出来。其表现就是跳和唱。我是每一场达体都争做领舞跳到最后，美国木嘎则是主动申请唱歌从美国的唱到意大利，从爱尔兰民歌唱回彝族的祝酒歌。米市之行在歌舞声中划上了句号。当离开米市时，他说：“不是我住不下来，而是再也不能住下来了。再呆下去，这里的生态就要被破坏了，猪羊就要被杀光了。”

(巴莫阿依：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　

摘自《民俗研究》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