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用语中，我们总是习惯于将语言和文字并称，言下之意就是语言与文字没有根本区别，就算有区别，也仅仅是其表达载体的不同；也就是说，语言是口说的，文字是书面的，两者的区别仅此而已。书面的文字是对口头语言的记录和再现，语言作为一种动态的声学现象稍纵即逝，端赖文字才将语言记录下来，传诸久远。正是基于这种语言与文字一体观，古今中外的学者一直都是从由文字记载而成的书面文献入手理解和研究人类的语言现象，并单纯依靠典章文字理解和认识民族的历史、知识、智慧和传统，而完全忽视了语言和文字原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现象。

　　与文字相比，语言有着远为古老的历史和远为广阔的使用范围——人类以口耳相传记事的“史前”历史远远长于其“有史以来”的历史，即使在一个有文字的民族中，知书识字、能写会文的读书人也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且不说世界上还有好多不知道文字为何物的民族。更重要的是，与静态的、诉诸视觉的文字相比，动态的、诉诸听觉的语言，有着大相径庭的表达方式、修辞方式和传播方式。“知书达理”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囿于文字和文献传统的话语方式和理论模式，往往对口头语言的声音修辞和思想模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从而不仅误解了口头语言，也忽视了书面文献的口头传统渊源。更糟糕的是，当知识分子一门心思到文字－文献中寻觅、考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知识时，就不可避免地完全忽视了由口头语言所承载和流传的历史和知识，也就是所谓“口头传统”，而这是一个较之文字－文献传统更为悠久、更为深邃、更加丰富多彩和深入人心的传统。诸如史诗、神话、歌谣、民间故事、说唱文学、谚语古训等等，仅仅是这种传统中的粲然可观者而已。不知道还有多少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民众智慧和民间知识依然在幽邃广袤的乡野悠悠流传，最终随着生活的变迁而自生自灭，永远没有机会达于知识分子和主流社会的大雅之耳而被形诸笔墨、传诸后世。人类一笔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没有在人类的记忆中留下一点痕迹。

　　知识分子原本就是伴随着文字和文献的流通而产生的，文字为知识分子奠定了存在的基础，也限制了知识分子理解历史和世界的视野。因此，重文轻言，进而以文代言，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宿命，也成了中西方文人的通病。这在中国这个有着古老的文字传统和厚重的典章制度的国度，则表现得尤甚。表现之一，就是业已经过数十年发展，对西方人文学术各个学科和领域都发生了深远影响，对世界各国乃至联合国组织的文化决策产生重大的实际效应，在西方大学中享有盛誉的洛德－帕里理论（即口头传统理论），在中国学术界，除了被屈指可数的几位民俗学者和民族文学研究者津津乐道之外，至今依然鲜为人知。

　　口头传统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的西方学术界可谓显学，著述汗牛充栋。其影响所及，波及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政治学、传播学甚至自然科学史各个领域，甚至国内学者津津乐道的存在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等这些耸动一时的思想新潮，也无不交织着口头传统研究的回响。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纷纷游学海外，足迹几乎遍及当代西方学术地图的所有疆域，然而，口头传统研究这样一门当代国际学术的显学，却少有俊彦问津，这实在是耐人寻味。这种对口头传统理论的无知，其实正绝妙地体现了国内学术界对本土口头传统的漠视。而这门学问由在国内人文学术中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的民族文学和民俗学研究者“发现”并“拿来”，也无非是因为在我国少数民族和民间社会，由于文字尚未普及，知识、历史和教训仍主要借史诗、神话、民间故事、歌谣、讲唱文学等口头体裁而口耳相传、言传身教。这些口头传统蕴涵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仍有力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生活，启示着他们的未来和命运。当这些土生土长的民族学者要理解自己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未来，就自然而然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那些在民众中祖祖辈辈流传的口头传统。而当他们要读解、阐释这些丰富多彩的口头传统，就又自然而然地把求知的视野投向西方的口头传统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几位研究者，先后作为访问学者负笈世界口头传统研究的重镇哈佛大学和密苏里大学等。在口头研究的前沿地带与世界一流的口头研究学者展开了对话。他们在利用口头传统理论对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进行研究的同时，也陆续将口头理论的前沿成果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如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尹虎彬译《故事歌手》、民族文学研究所编译《民族文学研究?美国口头传统研究专刊》等），令国内同行耳目一新。

　　今年10月美国的《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杂志出版了中国研究专辑，标志着这种学术对话的进一步深入。《口头传统》是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在国际人文学术界享有声誉，上个世纪后半叶西方口头传统研究蒸蒸日上，并直接导致人文学术研究的范式转换，这份刊物功不可没。 这期中国专辑的论题范围涉及满族萨满神歌、柯尔克孜族史诗、蒙古史诗和“本子”故事、藏族史诗和神话、苗族神话、侗族“款词”、纳西族神话、彝族毕摩“咒经”等中国数个民族的口头文学体裁，作者包括了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宋和平、郎樱、白庚胜、扎拉嘎、降边嘉措、杨恩洪、李连荣、谢继胜、吴晓东、仁钦道尔吉、朝戈金、邓敏文、巴莫曲布嫫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它的出版，将会有力地促进国内学术界对口头传统研究的重视，增进国内学者对口头传统理论的观点、方法和意义的了解，从而为中国人文科学敞开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从根本上推动国内人文学术理论范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