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探索丛书》
顾　军

　　近十年来，中国大文化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也出版了不少系列丛书，但就整体而言，我们的文化研究仍存在许多空缺，还有许多人迹罕至之处，从宏观上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系统关照，便是突出的一例。
　　我国是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但在我们出版的大文化研究系列丛书中，却少有专门从宏观角度，用横向比较的方法来谈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者。然由于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我国各地少数民族文化亦各有不同。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今天，终于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学者，踏进了这一领地，他们开矿掘宝，并拿出了他们的第一批成果，这便是由苑利同志主编，北京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大型系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探索丛书》。它的出版，填补了学界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整体关照的不足，为宏扬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增进各民族间的了解，促进民族大团结，以及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去把握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演变的规律，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这套丛书首批推出的专著共五部，它们分别是罗汉田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居住文化研究的《庇荫》，孟慧英有关北方萨满教观念研究的《尘封的偶像》、李炳泽有关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研究的《多味的餐桌》、杨昌鸟国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符号与象征》以及刘亚虎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祭祀文化研究的《荒野上的祭坛》。
　　统揽以上各卷不难发现，这套丛书所体现出来的主编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引言部分从宏观角度阐述该文化事项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及现在的遗留情况，着力点主要集中在对某一文化事项生成原因的探讨，其余章节则主要在横向比较的基础上，重点探讨该文化事项在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形态、功能，以及它与其它文化事项之关系，也就是说，它的中心，不是对诸文化事项的描述，而是对生成这一文化现象的原因的探讨。拿主编者的话来说，这就像是农民兄弟挖土豆，他们首先看到的肯定是一篷篷秧茎，但是他们最终所要挖掘的并不是秧茎，而是秧茎下面的果实。在本丛书的第一批问世成果中，也确实体现出了主编者的这一意图。譬如在有关饮食、居住、服饰等卷的研究中，作者们探讨的已经不是某种饮食的味道，某种民居的结构，抑或是某种服饰的款式，而是生成这一文化现象的自然的因素，人文的因素。所以在《多味的餐桌》中才有了“吃也文化，不吃也文化”的思考，所以《符号与象征》才把服饰说成是一部“穿在身上的史诗”。
　　在中国，大多数学者都有着板着面孔作学问的传统，似乎文字越严肃，专著的学术品味就越高。其实，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学术影响力的最大化。回顾历史，一些具有很深哲理的宗教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传播方式的通俗化、平民化，当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法宝。这套丛书在许多问题的论证上都是颇为严谨，颇有力度的，但是在这套丛书中，作者们都没有去板着面孔作学问，而是力争将许多艰深的道理平易化甚至平民化，在许多观点的阐示上，都体现了他们这套丛书的平易风格。
　　这套丛书构思于西部大开发的前夜，出版于西部大开发之时。它的出版，对于人们了解西部乃至全国的少数民族文化，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正如九十八岁的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任何习俗，都是这个民族传统哲学观念的具体显现，对于其他民族匪夷所思的习俗，在该民族的哲学构架中都能得到非常合理的解读。以葬俗为例，藏族之所以实行天葬，是因为他们相信人死后灵魂能够升天。在没有现代文明的时代，升天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鹰来实现。汉族相信入土为安，所以汉族地区实行土葬。人们在关照异文化的过程中，之所以多有不解，原因在于人们对其传统观念的生疏。解读一个民族，应该首先从文化开始，只有文化上认同，才会有情感上的认同，才会有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现代化建设才有保障。一个特别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是，东部开发基本上是在一个比较单一的民族间进行的，它所表现出的矛盾更多的是一族之内的矛盾，而西部开发则要涉及几十个民族，没有文化的沟通与认同，就会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甚至会影响到整个西部大开发的进程。西部大开发能否成功，一看投入，二看环保，三看认同。没有文化的沟通与认同，我们就会被陷入无穷无尽的矛盾与纠葛之中，我们就会因此在政治上付出高昂的学费。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
　　在此，我们必须强调一点的是，文化的认同决不等于文化的同化，多元一体的文化构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提供了丰富的泉源，这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也是一笔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对此，我们必须百般关爱，而不是将其同化。当然，文化是一条流动的河，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产生久远的古老文化，也会因时代的变迁发生种种转型，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转型，应该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同化。这套丛书出版的用意之一，便是想通过本丛书，让更多的社会群体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开发少数民族文化。
　　当然，传统文化毕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它们的身上难免会留下许多挥之不去的历史的烙印，对此，作者们并没有回避。他们认为，就是那些已经落伍的文化现象，同样具有文化史的研究价值，也应该抓紧调查，认真研究，站在重建中国少数民族文明史、文化史的高度，来看待、认识这些即将消失的少数民族文化，我想，这对于许多没有本民族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体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十分重要的。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民族服饰文化——《符号与象征》读后
月　朗

　　继《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199７年）这部获得广泛好评的人类学研究专著后，青年学者杨宛鸟教授最近又推出了他的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系列新作《符号与象征：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北京出版社2OOO年8月版）。目前所见，描述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著述不少，但真正从学术层面上把中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系统比较研究的，该书应该说是第一本。
　　众所周知，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许多民族内部又有不同支系，加上人们的年龄、性别、身份、地位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服饰的纷繁复杂，多姿多彩。该书在论述分析各少数民族服饰的特点、文化类征、形制、结构、制作技艺及装饰功能的同时，更着重揭示了蕴藏在服饰中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精神追求等深层内涵。深入浅出，新颖别致，文笔流畅，值得一读。
　　全书包括导言和结语在内共7章，共计２０余万字。篇幅虽不长，但内容充实丰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把服饰纳入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当中，并以此为切入点来探究族群的社会行为和服饰文化的科学通则，使服饰因文化的聚焦而鲜活生动了起来，极大地拓展了服饰文化的研究空间，这是它与众不向的一大特点。
该书以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为基本理论框架，用符号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作武器，把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看作是一个由“物态形式”、“民俗活动”和“精神心态”三个层次所组成的有机符号系统，并遵守科学研究的可行性、必要性原则，按照该框架结构所显示的程序来展开分析论述，给人以思路明晰、层次清楚、逻辑严密、体例完整的良好印象。
　　根据该书理论框架所设置的逻辑起点，服饰文化的“物态形式”是首先要涉及到的。但作者却不像许多已出版的有关服饰著述那样，以行政区划或以民族（族别）来区分，而是采用以语言系属来划分民族文化的方法，并结合族源历史、宗教信仰和生态环境来对少数民族服饰的物态形式进行跨文化的比较探讨，进而发现了55个少数民族服饰在物态形式上所具有的6大文化类征。这种独辟躁径的梳理归纳，使得宏富多姿的少数民族服饰物态形式均收敛于语言谱系或宗教信仰这个民族文化的根本之内，从而在类征上获得了一种具有深厚人类学背景的切实说明。它使人们看到，少数民族服饰这种超越其本身物质形态和功用的丰富内容与体系特征，既是衡量他们物质文化的重要尺度，也是他们共同的历史来源和传统文化因子，在传递演变过程中绽开的精神花朵。
　　如果说“物态形式”是作者论述服饰文化必不可少的基点，那么“民俗活动”就是其探讨服饰文化的中间环节。少数民族服饰与民间岁时节令和人生礼仪、社会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民间传统习俗就没有大量传统服装的存在。民俗活动成了汇集、应用、展示民族服饰的文化场所，构成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系统的中层次。基于这种认识，作者始终抓住民俗活动中服饰作为“符号与象征”这个学术关节点，通过对服饰与人生礼仪，与规则秩序和社会生活等的纵横比较和鞭辟如里的分析，寻找到了少数民族服饰作为一种符号象征产生、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使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从更高的层次理解少数民族服饰文化。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作者虽然认为一切民族服饰文化都是符号，并努力地去寻找区别不同服饰文化的细节，进而发现民族服饰文化为现实人们所没有意识到的法则，但他认为在服饰文化与人的关系上，服饰文化首先还是象征和意义，它们潜藏于服饰符号的背后，引导着族群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行，且典型地表现在各民族创制、使用服饰的全过程上。于是，具体的服饰文化特质的创制、使用、采借、传习等个案描述，最终都成了发现服饰文化法则（规律）的材料。基于这种理论把握，作者就“把少政民族服饰由简单到繁杂的演变过程视为一个符号化的过程”。少数民族正是“通过服饰符号活动和符号思维，使服饰符号达到一种综合效应，包括功利的、审美的、历史的、宗教的、生理的内涵，隐含着社会的秩序与法则，透露出诸多的非语言代码信息”。概而言之，少数民族服饰在他看来，是一种处于纯粹状态中的无声语言和标志，一种符号与象征，并通过大量活生生的民俗事象，将包含于其中的原始符号意义学、符号关系学、符号实用学和象征学、信息学等内容，多方面地展示了出来，让人读起来多有启发而又兴趣盎然。
　　接下来的关于服饰文化“精神心态”的深层探索，是建立在作者对服饰的“物态形式”和“民俗活动”的分析基础上的。他认为风俗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常常与精神心态互为表里；民俗常常借助民族服饰的物态形式来表现民俗文化中的诸多精神实质。这个精神实质就是少数民族服饰的深层结构。它的内容是精神的、观念的、心理的、情感的、审美的、巫术的、宗教的，单凭其款式特点之类形式因素是不能完全看出来的。因而，“要全面认识少数民族服饰，必须通过它的外在形式，考察它在民俗活动中的应用情况，研讨其内在价值、历史成因，分析其艺术表现的传统”。具体说来，作者通过对民族服饰与战争迁徒、神话传说、巫术宗教关系的探讨，深刻揭示了民族服饰的文化意蕴、价值取向和宗教精神，并对不同文化情境中的族群心理和行为作出了科学的解释说明，认为民族服饰文化整体上是处在人类文化发展序列中的信仰文化。因此，巫术和宗教就使之具有了通感天地人神、江山社稷，影响族运变迁、人生命相的神奇力量。
　　总之，作者正是通过对少数民族服饰系统的三重结构的把握和划分，发现了作为记录少数民族文明的具象符号，服饰既以人类惯常的穿着方式、饰品等物质性的东西为前提，又反映着特定族群的风俗习惯以及观念、制度形态等精神文化的内容。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是族群生活设计的体系，其中相对独立的各个层面有着组织上、功能上的相互关联性。而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它由物质媒介、民俗活动、精神心态等要素组成，但这些要素本身倒不怎么重要，只有将它们放到特定的服饰文化结构和民族文化的网络中才会具有意义。
　　所以，在作者看来，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不仅仅是有关她们服装的知识和技巧，而且还是渗透于特定族群心理情感、观念意识、社会习俗、审美情趣之中并逐步积淀而成的一种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是一种反映特定族群社会普遍心理和精神实质的文化形态，表现出鲜明民族性、集体性、主体性特征，与现代都市社会服装的个性化和非主体性构成明显区别。正因为这样，少数民族服饰才具有超越一般社会文化现象的含义和表征，成为制约个人和社会的准则，并使已经固化在人们普遍文化心理中的服饰观念，以一种潜在制度形式进入到了制度文化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