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纪要

　　今天是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诗人、散文家、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钟敬文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中国民俗学会、北师大中文系在师大科技楼225会议室联合召开了“钟敬文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
　　参加纪念会的有来自京内外的有关专家学者及北京师范大学的部分博士、硕士生约50余人，会议在隆重简朴的气氛中进行。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教授主持本次纪念会，他含泪回忆了钟先生在民俗学事业上的贡献。中文系总支书记刘勇教授首先代表中文系总支、行政表达了对钟先生的敬仰与怀念，并对师大民俗学学科建设表示了支持与关切。接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刘铁梁教授发言，说钟先生善于工作，注意工作方式，要学习钟老斗争艺术，要有理有利有节，求得生存发展。师大中文系副主任万建中教授回忆了钟老如何帮他由定向改为留校的过程，以及对他家属的关心，我们虽然在生活中有时扶着先生，但先生在精神上搀扶着我们。
　　年逾古稀的连树声老师是在座中钟老最年长的学生，作为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他长期工作在教育第一线，至今如此。他深情地回忆了钟先生对他的影响。认为钟先生一生致力于学科建设，他耐得住寂寞，不考虑个人的学问得失，注意培养学生，他很早对女娲神话有兴趣，做了大半箱卡片，但还是没有自己写成论文，后来让学生完成了这一课题。钟先生的民间文化学主张就是要建立中国的民俗学。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王文宝先生回忆了与钟老共事时的情景，认为钟老有一种人格力量，钟先生将后辈视为同志、朋友，对干事业的人十分欣赏。钟先生自己有韧性、实干，中国民俗学会很早有很多人想成立，如江绍原、周作人、赵景深等，都提出来过，都没有作成，这里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钟先生后来发起倡议，将中国民俗学会建立起来，这与时代有关系，也与钟先生始终坚持，不懈奋斗有关系。王先生最后说钟先生的精神是民俗学事业发展的动力。师大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的董晓萍教授含泪追述了钟老的人格魅力，钟老看重事业的传人，对学生用了全部的爱，对子女要求甚严。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学术经验智慧，但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物质资产。中央民族大学的邢莉教授回忆了钟老对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科的支持，以及对她个人的鼓励与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安德明副研究员代表吕微研究员、杨利慧表示对钟老怀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巴莫曲布嫫副研究员回忆了去年今天钟老去世前的情景，期待召开国际民俗学会，以满足钟老的遗愿。
　　师大的陈子艾教授是钟先生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生，她说学术是钟老的全部生命，我们要继承钟老的精神，齐心协力，在学科调整的机会面前，以自己的行动将民俗学科推向新境界。她对钟老一向重视少数民族学者培养的做法也作了充分的肯定。朝戈金就是一位蒙古族的学者，他曾经是钟老的学生，现为少文所的副所长，他说自己就是这样的受惠者，钟老对少数民族文学曾经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帮助该所培养了四位博士生。
　　鲁迅博物馆馆长王得后研究员回忆了与钟老的交往，钟先生给他上过民间文学课。他认为钟先生一生是从寻找鲁迅开始，以寻找鲁迅结束。鲁迅对钟不感冒，钟一生却不以为意。钟有一句评鲁迅的话，非常中肯，鲁迅的文学上的贡献，不如他在思想上的贡献。钟在《寻找鲁迅》的新版序言中说：“对鲁迅的评价，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大处。”钟在百年中不断地追念鲁迅，他怀念鲁迅的一句诗是“不废胸头一像高。”我们对待钟先生要像钟先生对待鲁迅那样一种态度。钟先生有《拟百岁自省》诗，应该说是他的遗嘱。他在诗中说“学艺事功都未了，发挥自有后来贤”。学艺要发挥，事功更要发挥。事功是钟的思想基点。民俗文化学是学艺事功的合一，对于学问来说，文化比知识重要，精英思想只有深入民间，才能生根，我们的研究有传承文化的一面，也有改造文化，移风易俗的一面，改良人生。钟先生学艺深厚，有那么多博士、硕士，不会完全继承钟先生的学艺，学生也会分化，这是任何伟大的学者都不可逃避的命运。孔子如此，墨子如此，老庄也一样。任何学问，越是伟大，越是有分歧。“发挥自有后来人”。但无论如何，要学习钟先生对待鲁迅的态度，“不废胸头一像高”。
　　民俗学会秘书长高丙中最后作了发言。因为时间的关系，会上还有许多有话要说，有情要诉的同仁，没有机会发表。他们是北京大学的陈泳超、陈岗龙、人民大学的黄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苑利、哈尔滨师大的郭崇林、农业博物馆的贾文忠、首都师大的郗志群、北京师大的赵世瑜、萧放等。钟先生的子女钟少华、钟宜二位老师也参加了纪念会。

团结奋斗 总体继承
——纪念钟敬文先生逝世一周年座谈会发言记录
林继富 整理

　　刘魁立：今天，钟老离开我们整整一周年了，我们非常惋惜钟老不在我们中间。这一年来，我们做事，往往会感觉到有一个非常大的空白，今天大家一起来追思钟老，来表达我们要学习和继承他的精神，在各自的工作领域、特别是在民俗学领域，贡献自己才智的决心。今天到会的有中文系的领导，有民俗学会的各位同仁，有中文系的各位老师，另外也有从外地赶来的同志，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黑龙江师范大学来的先生，另外还有一贯支持这个事业的教育报的记者。有些同志来不了，表示歉意，比如说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白庚胜，他们要开主席团会；另外郭予华等同志有别的事，也来不了，我们在这里替他们表示对钟老的追思。
　　一个人，特别是像钟老这样一个对重要而有益的事业作出历史性贡献的不知疲倦人，逝世仿佛就是他的一种休息；但是对于我们整个事业来说，对于我们深知他的人来说，钟老的逝世使他和他的精神变成了一种永恒，我们大家随时都会想到他。说来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会感觉一直在他身边，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倾诉我们自己的一些心曲，会向他去讨教，会向他去把我们自己的心事倾诉，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亲切的。但同时他又是一种象征，是这个事业的象征，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象征。过去我说过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每当我们想起钟老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中国现代民俗学；每当我们说到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时候，就会想到钟老。钟老和中国的现代民俗学实际上是一对孪生的兄弟。这个事业将会永远地和钟老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载入史册。当然我们很幸运，他作为一种象征，作为一种鞭策，在我们心里时时有他的音容笑貌，每当想起钟老和这个事业的时候，我们就多了许多非常直观的、非常感性的回忆。我们想到他在做事时的那种认真态度，在做学问的时候那种一丝不苟、那种不断的向前追求，一直到最后的时候，还是这样，不断地来向未知领域去探索。他鼓舞别人，鼓舞大家在这个事业上有所作为。就在他入院前不久，开三套集成的讨论会的时候，还向参加讨论的人说：“好多人就是为了事业把自己的生命全放进去。我这样一把年岁，我希望的是什么？我希望的就是能够把中国的普普通通的千千万万的群众，留下来的这样一笔丰富的遗产能够保存下来。”当年钟老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起草关于恢复重建中国民俗学的倡议书，他奔走呼号，顶着烈日，坐着公共汽车，到几位老教授家里去征求签名。那个时候，虽然已经不像文化大革命当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谈到民俗学这个问题时是噤若寒蝉，但那个时候似乎从事民俗学的人很少很少。可是现在呢？前不久我们大家都学十六大报告。报告里多次谈到民族精神，多次谈到传统，多次谈到要扶持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民间文化，要加强这方面的保护工作。从那个时候的状况到现在能够在党的报告里讲这些事情，我想这里就包含着千千万万个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的心血，尤其是像钟老这样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心血。我们想到钟老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是朋友，好像是自己的亲人。他从来就没有以权威自居。而在我们大家的心目里他是那样的崇高。我想今后，钟老的精神肯定会带动我们把现在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推向前进。让我们去推动它，发展它。我想钟老会像一个警钟，会像一个标尺，来不断地激励我们，让我们去衡量我们自己的每一件工作。我们冷静地考虑过去一段时间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会想起钟老。我们会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把过去的一段时光，用钟老这样的一个人格，用钟老这样一个尺度来重新作衡量。只有这样，我们或许才可告慰钟老的在天之灵。因为钟老说过：“只要是民俗学的事业发展了，大家进步了，大家的工作出色了，我就高兴了。”我想我们大家一定会遵照钟老的期望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让钟老能够含笑于九泉。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畅所欲言，来表示我们对钟老深厚的思念情怀。

　　刘勇：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在这个简朴的地方，非常隆重地缅怀和纪念钟老去世一周年。我们的心情刚才刘魁立先生已经代表我们表达了。刘先生今天是大会的主席。他站着讲话，我就不站着了，后面其他的各位同志也不一定站着了。钟老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但是今天我们来缅怀钟老，纪念钟老，心情依然是十分激动的，也是很沉重的。去年的今天，我记得我们走到医院走廊的时候。时钟当时看得特别清楚，零时十七分，钟老刚刚去世几分钟。站在钟老病床前面，的确是难以相信。多少次我们去医院，多少次我们站在钟老的病床，钟老一次一次闯过来了。我觉得钟老不仅事业常青，而且钟老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前前后后钟老多少次住医院，包括钟老自己的诗里面都写了。多少次钟老显示了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但是这一次钟老没有能够过去。钟老离开前几天，在启先生的倡议下，我们刚刚为他庆贺了百年诞辰。那天我想在座去参加的各位同志都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天我拿着大家切了的蛋糕，我捧着蛋糕来到钟老的床前。钟老坐起来，非常认真，也非常愉快地吃了几口蛋糕，而且还非常认真地讲话。在几天前，钟老拿出自己写的诗一句一句解释给我们听，这一切都历历在目。我想作个说明，作为个人，我是没有资格在这个会上发言的，更没有资格第一个发言。我想我在这儿代表的是中文系的全体师生。所以请允许我再此代表中文系的全体师生向钟老表示深深的怀念之情。这是第一个意思。对钟老的怀念是长久的。钟老虽然去世一周年，但钟老的影子，钟老的影响，对中文系来讲是无处不在的。刚才刘魁立先生讲了一个人对事业的追求，他所留下来的巨大的影响是永不磨灭的。钟老是中文系永恒的话题。钟老虽然不在了，我们怎么办？这种心情不仅是民俗学一个学科和相关师生们的事情，而是整个中文系共有的心情。这一点，钟老去世一年以来，我们时刻感受到这一点。2002年中文系第一件天大的事情，就是钟老的百岁诞辰和钟老的去世。今年元旦前夕，我们去看望启功先生，大家还一起深情地回忆到钟老。我有一点非常强烈而深刻的印象。每一次去启先生家，启先生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钟老。启先生九十多岁高龄，每一次都以非常认真谦虚的精神谈到对钟老的学习。始终以学习钟老作为启先生的一个重要的追求。这一点中文系的老师们感受极深。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像启功先生、郭豫衡先生等一批老先生健在，但是钟老的去世依然是一种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我刚才一直强调，别的不讲，从启功老先生这一辈人对钟老的尊敬可以看出钟老的意义和价值。我还有一个非常确切的记忆，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很多老先生都参加了，当时钟老叫我去搀扶一下季先生，因为有一个很长的走廊，要上一个台阶，钟老考虑季先生是外校的，季先生回头看了一下，非常郑重地跟我讲：“钟老在，你怎么不去照顾钟老？怎么来搀我？”这个细节，我有极其深刻的印象。从这一些老一辈的人对钟老的尊敬，我们感受到钟老巨大的影响和钟老存在的巨大价值。钟老的价值和意义，他一生的丰功伟绩是中文系乃至整个北京师范大学，甚至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宝贵财富。钟老的一生是学到老、活到老的一生，是不断创新的一生，钟老的这一点在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的这个时刻，尤其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意义。在今天一心一意求发展的时候，在中文系将面临新的发展的时候，我们特别感受到钟老那种进取精神的宝贵。再一点，钟老对学科，对事业倾一生心血的重视，这一点也是钟老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钟老最后给教育部领导所写的信，钟老一生当中多少次不计个人的得失名誉，为学科，为学校，为中文系，向各个方面反映自己的意见，促进学科的发展，帮助系里和学校的发展。这些追求，我觉得可以集中在最后钟老对新闻媒体的一句话，那天，给钟老百年诞辰纪念的那天，钟老对新闻媒体讲的话，钟老亲口对我耳边讲，让我转达给新闻记者。钟老讲的这句话就是“人民的事业是伟大的”。钟老这句话，我觉得饱含他一生的根本追求。这绝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这个事业是钟老一生的追求，包括钟老钟爱的民俗学，包括钟老钟爱的整个教育。他所有一生的言行举动都包含他高度概括的这句话中。这是钟老最值得人们尊敬的地方，值得人们怀念的地方。钟老一生是这样一种榜样，他不是越活越保守，而是越活越开放，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创新意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中文系每一位老师甚至同学都有这个感受。我们中文系多少年有一个传统，新生入学第一课开学典礼首请钟老去讲话，给学生讲第一课，这是中文系学生最难得到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堂课，是他们最大的荣耀。历来都是钟老先讲。钟老生病的时候， 外出的时候，是启老讲，然后下面是郭豫衡先生讲。中文系有这样一个传统。钟老每一次给学生讲话，从来都是讲得非常认真，时间讲得很长，把自己从治学到对学术看法，非常认真地告诉一年级的学生。这种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这种倾心的追求，也都是那一句话可以高度概括的。目前中文系正在面临更大的新的发展，民俗学也正在面临如何发展的各种更重要的问题。民俗学的团结进取、创新奋斗是钟老多年的愿望和嘱咐，也是民俗学科各位同志（包括民俗学学会的各位同志）、中文系全体同志的共同愿望，“钟老不在了”这五个字使学科和全体师生共同感受到的重大压力，也是巨大的动力。我们应该永远高举钟老的学术旗帜，发展钟老的治学精神，永远在钟老人格魅力的感染下，努力工作，发奋进取，以我们的学科和我们的事业为第一生命，以不辜负钟老的期望。最后，既然我在这儿开这个头讲两句话，我还想抑止不住讲这么两句，钟老生前对我也是关心备致的，我在中文系负责这个岗位，前后工作了十年，这个期间，钟老倾注了很大的关心，这点都是我终生难忘的。钟老先后送给我好几本书，其中《民间文艺论集》是钟老特别托人带给我，而且让我认真阅读的，我写下了认真阅读的体会。钟老去世以后，我请求《鲁迅研究月刊》专门发一组纪念钟老的文章，现在已经定下来了，其中有我的一篇。在此我就不多讲。再此感谢让我首先发言，我也再次代表中文系党政班子、代表中文系全体师生向钟老表达深深的缅怀之情！我也向所有代表钟老、关心钟老事业的人表示由衷的敬意！

　　刘铁梁：民间文学教研室，就是民俗学教研室，我们全体老师在今天这个纪念钟老的座谈会上，我们的心情都是非常的激动，仍然感觉到非常的沉重。因为实际上我们的心目中仍然有钟老在我们身边。“音容宛在”这四个字本来是在一个人的葬礼上的赞词或颂词，但其实“音容宛在”对于我们和钟老的关系而言，我们真的是钟老生前教诲我们的那一次次的接触的机会都历历在目，我们觉得真的是说出了我们的一种感受。我自己有幸做钟老的学生，后来又留在钟老的身边工作，计算起来也将近二十几年，快四分之一个世纪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我曾跟钟老讲过，我说我有幸做您的学生，同时也有幸参加中日联合考察，跟随福田先生学到一些民俗学的知识，这样我才能够算是一个民俗学者。实际上钟老把我引上民俗学这条道路，我自己觉得很多地方仍然没能达到他对我的期待和要求，所以我今天想说明我的心情跟大家的心情一样，我们今后还可以继续向钟老的著作请教，我们还可以以自己的实践去和他进行学术对话，同时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民俗学事业中有一个自己的位置，应该向钟老学习，以实际行动来纪念钟老。我自己认为钟老一生中最大的业绩或者说业绩中的核心实际就是学科和人才，也就是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我有幸跟随钟老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建设这个学科，并且协助钟老进行人才培养工作，因此我觉得应该向钟老学习他最宝贵的学术经验、教育经验和做人的准则。我现再想想，永远忘不了最后见他时他跟我说的那段话，那是1月5号，他神志已经有些恍惚，我去的时候，轻轻地跟他谈学术问题，他突然睁开眼睛，一切都变得很清醒。他挥之不去的是学术，但是他总在嘟哝为什么要给他挪一个房间，其实我们没有给他挪房间。但是一谈到学术问题，他马上就完全清楚了。当时我记得小宜说：“啊，真奇怪，你怎么一来跟他谈这个，他就完全清楚了！”这说明钟老脑子里永远保存最清醒的地方是他一生中最执着追求的那些东西。我跟他谈“我正在研究您的民俗文化学，您怎么看这门学问？与其说您要建立一个学科，不如是想说明您要主张的民俗学的研究风格”。他点了头，并且说：“我的确是追求民俗学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学风格，不完全同于社会学。”然后他就接着谈这些道理，后来他又嘱托我今后应该怎么做好教研室的工作。后来他的确比较疲劳，我们就让他休息了。那是我跟钟老的最后谈话，我从最后一次谈话深刻感受到了钟老的确是在建树自己的学术，但是他同时又特别宽容别人的学术，他最后跟我说：“谢谢你研究我的民俗文化学。”他跟一个学生说谢谢，可见他在学术上多么的宽容。可惜我的文章没有能够让钟老见到，但是我想今后民俗文化学的发展，仍然要像钟老那样，要有自己的建树，同时要有博大的胸怀，要宽容学术上的争鸣，这是一点体会。在做人方面，钟老以身作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我感受最深刻的。在民俗学八十年代刚恢复的时候，我跟他学的还是民间文学。但是不久，我们进了学校以后，也参加了民俗学的一些恢复性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钟老特别善于团结当时所有能够支持民俗学恢复和建设的一切同志，包括在社科院、在中央文化宣传部门工作的领导同志，也包括各个学界的老同志。比如说当时在我们中国民俗学学会的副理事长里面，真正的民俗学学者严格意义上讲就是钟老一人，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别人不是民俗学者，他们可能是兼民俗学者，但是钟老全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身边。后来许钰先生跟我说，钟老的策略真是高明，他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来建设这样一个为人民的学问，来组织起一个学科队伍，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不断学习，也是可以学习到的一个最宝贵的品格。在工作上，我追随钟老时间比较长，二十几年随着钟老做北京师范大学这个学科点的建设工作，其中还有张紫晨教授也为这个学科点的建设作出了他突出的贡献。我在和这些先生的接触中，特别是跟钟老的接触中，感觉到他们对学科的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真是呕心沥血，而且钟老在发展这个学科的过程中，深知外部的环境并不是特别有利，包括我们的小环境也不一定就是特别有利。比方说他深知有很多人并不理解民俗学，他自己也知道，很多人尊敬他，其实并不见得了解他的学问。他跟我说过，以后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有礼有利有节，他经常用这六个字来告诫我，要我注意怎样才能把工作真正有所推进。我觉得钟老在工作中，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既考虑到学生们利益，又要考虑到学科整体发展的利益。有一次，他把校长和好几位领导召集到家里商量民俗学能否成为一级学科的问题，在这之前他曾经召集刘魁立和我们教研室的同志在端午节先行讨论了一次。钟老还为我们学科的发展向中央写报告多次，包括刚才所说的是否建立一级学科这样的报告。钟老为了能够把学校的工作搞好，把中文系的工作搞好，他也是多次向上面反映问题，比方说北京师范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次整党过程中，钟老向中央致书，非常关心这次整党工作，后来中央把钟老这封信作为内部的参考资料印发全党，是作为一个党外人士对我们共产党事业的最大的关心的一个文件来看待。钟老有时也问我，最近党内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活动？因为他知道我是党员。我记得我在刚入党的时候（我是留校以后才入党），钟老还特别祝贺我。他说一定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他说现在很多人讲索取太多，讲奉献太少，他说共产党员最重要的是奉献，并不是什么索取。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事情都应该让一让别人，所以钟老的境界是我们很多党员应当虚心学习的，虽然他并没有共产党员的头衔。我在工作上有这种感觉，钟老特别善于纠偏，特别善于抓住什么事情是今天的重点，什么事情应该是今天克服的错误倾向。大家在学术上可能有深刻的感受，我想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比方说钟老在民俗学刚刚恢复的时候，在民间文艺学，甚至民间文学刚刚在文革后恢复的时候，他其实特别强调，民间文艺学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般的文艺学，而是一个特殊的文艺学，它有很多的相关学科，必须要有相关的知识，所以他引导我们读各种各样的和我们民俗学、民间文学非常密切的人类学、社会学的著作。比如他那时引导我们读刚刚翻译过来的《外国民俗学史》，当然那本书今天来看，并不是很新的书，在当时来说，钟老要求我们人手一册，要很好地学习。可是，当很多人不能消化这些外国理论，而胡乱地翻用的倾向发生的时候，钟老尖锐地指出这是中国的学问，应该要有中国的本位，不能随便跟着外国人的理论跑，所以我想他的学术是非常的稳健的、严谨的，又是创新的。而且他特别注意克服学术上的某些倾向，也就是说，当为了克服庸俗社会学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的时候，他主张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开阔自己的学术视野。当学术上出现了一些生吞活剥的现象的，他要求大家要从中国的事实上总结出中国人的学问来，因此他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思想，一方面是他一生中的追求，同时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讲了很多精彩的意见，所以我们学习钟老，不可以断章取义，要全面地理解钟老。钟老对苏联和俄罗斯学术的关心，在座的刘魁立、连树生和我们都是早年追随钟老，在翻译苏联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但是对其他西方理论，从马林洛夫斯基到韦伯，钟老在谈话中都对我讲过。钟老有一次说，其实韦伯的思想，对我们民俗学是非常重要的学问，固然他没有在课上和我们一起讨论韦伯。他另外也讲到日本的民俗学，讲到柳田特别重要的民间传承论，他很遗憾至今没有翻译成中文。另外我多次陪同日本外宾见钟老，钟老谈到柳田的时候，他就讲，能够超越柳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他也非常佩服像福田他们能够有自己的见解，要批判柳田，但却是真正意义上学术上的继承关系。他也关心我们的所，关心我们的学科，他希望我们自己能拿出更多高质量的论集。他组织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要求我们要写出重头文章，然后结成我们自己的论文集，这些事情我们都应该继续去做好。钟老的项目——中国民俗史仍然是我们要完成的一个重要项目。所以，我认为在学业上、在工作上、在做人上，我们都感受到钟老对我们的教诲、对我们的指导仍然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的。我记得钟老在生前，在每一次祝寿活动的时候，他都嘱咐我说不要请很多很多的人，就是我那些老朋友，但是最后往往离钟老最初的愿望相差十万八千里，几乎成了一个震动社会的大事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钟老的为人、他的贡献，是不可以用简陋的形式能了事的。但是我想，钟老的这个说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钟老永远不夸耀自己，他说有些文章说他说得太过了，他甚至感到非常生气，他说，做学术的不要光想着做官，当然该做官也没有办法，但是他说，不要把一个人的名望和眼前得到的名望等同起来，他说真正的是身后人们怎么评价你。他说，相信我的坟头的那个墓碑应该比今天很多人的名望还要重。这是钟老的自信，我们相信钟老的为人、学术永远是我们一生中宏伟的纪念碑。

　　万建中：钟老对自己的病一直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是他关心的主要还不是自己的病，他关心的还是这个事业，他的这个学科。他谈的话题最多的还是这个学科。钟老对我来说，既是我的导师，又是我的恩人。因为我读博士的时候，是定向的，定向对北师大来说是不可能留下来的，没有这个先例。钟老给教育部长写了一封信，由教育部压下来，北师大不得不做出让步，把我留下。从这一点来说，我能够留在北师大这个学科，完全是由于钟先生大力的帮助。钟老不仅对我，而且对我的全家都是一个恩人。我记得我全家刚来到北京的时候，全家到先生家里去，他就问我的女儿，他说北京好不好啊？他说比你们老家怎么样啊？我女儿就说，北京没有老家好，没有朋友，很孤单。钟先生就说，你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带着全家到先生家里。先生就问我的女儿，他说现在过得好不好啊？我女儿就说，现在我有很多朋友了。随手他就把一本书（可能是别人送给钟先生的一本，小孩看的书）给我的女儿，让我的女儿回去好好学习。另外钟先生对我爱人的工作问题也是关心备至，我们新来的钟秉林校长按照这个惯例，到一个新的单位先要去看望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钟校长到先生家里去拜访的时候，钟先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谈我爱人的工作问题。谈过之后，先生给我讲这件事情，我就非常地感动。钟先生在过世的前几天，他在给陈至立部长写的那封关于学科建设，评重点学科的信上签字的时候，那一天，他跟我长谈了很长时间，谈的也是我个人的问题。当时因为我有一个急事要打一个电话，我就在病房里打了个电话，钟先生就用手把我招过去。他很着急地把我招到他的床头，谈的也是我家里的事情、我个人的事情。他嘱咐我好好工作，要谦虚，来日方长。对我来说，尽管钟先生在散步的时候，他的学生们要搀扶他，实际上从做人、从学问、从各个方面，钟先生都是在搀扶着我们。先生现在不在了，我们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失去了很多很多可以搀扶和需要搀扶的对象，很多方面要靠我们自己，来报答恩师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

　　连树声：我应该是钟老学龄最长的学生，半个多世纪来，在钟老身边。在先生耳提面命的教育下，度过了青年、中年，现在已超过古稀。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里面，我所受的教育是说不清的。所以一想起先生已经走了，我心里一直在哀伤，同时感到空落落的。回想起来，先生对我的教育应该从49年就开始，一直到他最后的日子。我感觉到先生对我的教育是全方位的。在五十年代，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我每到周末去看先生的时候，他常常在读《人民日报》。他指着报上的一些论文对我说，这些文章理论非常深刻，也富有文才，说中国共产党真是优秀的党，所以我当时就感受到，先生对党的感情是非常深的。所以到后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很长时间没法理解，心里也很悲痛。另外先生在做人方面，大家知道我是长期在中学工作。先生几次调我到他身边来，他从来没有对我谈起过。相反他说，你一定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应该说我在工作上是勤奋，是努力的 ，是认真的，是负责的，这一点和先生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因为先生非常关心我的本职工作，所以我就要常常向先生汇报。当时在先生的指导下，我搞了一些翻译工作，每当我把译稿给先生看的时候，先生都说，你本职工作做的怎样？我原来想退休之后我的工作可以把业余转回本业了吧，都还不行，就是因为有先生这个话在激励着我：“你是搞教育工作的，你在教育上是有责任的。那么你还是应该在教育方面能尽力的话还是尽力。”另外，先生每次见到我的时候，他都滔滔不绝地讲，古今中外，他特别谈到，要搞一门学问，就要付出毕生的精力，要耐得住寂寞，要有一个韧劲，要能够坚持终生，才能有所成就。先生每次谈话的话题都非常广，刚才铁梁同志也谈了，他给我谈的时候是古今中外各方面都谈。他说你不了解这些知识，你就没法认识一个学科的本质，不能认识一个学科的特点。那就是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你就分辨不清楚。我虽然因为时间的关系主要从事一些介绍，但是先生常常是把话题引到更广的领域，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外国古代的各方面的。所以钟先生，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他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来指导。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精神在今天来说确实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他在学科的建设方面，都是走在前端的。当我们的民间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先生在三十年代就提出要建立民间文艺学。在研究方法方面，大家都知道他在三十年代就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风俗进行阐释，这在民间文学方面应该说是最早的。解放以后，也是钟先生最早提出来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苏联，结合我们的学科来进行学习，因此他就指导我翻译苏联的一些理论。因为先生的教育，我就踏踏实实地做介绍工作，也可以说这是基础性的工作，为别人提供一些借鉴。我想以我的工作来说，能够介绍一些东西来让更多的人学习、了解，这也是尽了我的一份责任。另外我觉得钟先生接触新事物非常的敏锐，站在学科的前端，当民俗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就提出民俗文化学的学科建设，这个实际上也就是要建立中国的民俗学，建立中国化的民俗学，要有我们自己的特点。还有就是先生耐得住寂寞、默默耕耘，付出了自己一生的心血。还有一点非常可贵的是，他不考虑个人学术上的得失。因为我常常劝他，也常常说：“先生还是把你早就准备好的《女娲考》写一写。”因为他很早就给我谈这个问题，他说他准备了有几箱的卡片。我说为什么不写呢？到后来，他就说这个让别人去搞吧，我能发动更多的人来从事这门学问，我觉的比写一部书还是要好。所以到后期，他大声疾呼地来建立这个民俗学。民俗学这个学科已经在全国形成这么大的规模，应该说和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再一个就是说，我感到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一点从我自己身上是颇有体会的。一直到现在，我都七十多岁了，我才感觉到先生对我的教诲还是不断的。想起这些来，应该说要想说的话很多，不占大家很多的时间，我就简单地说这么几点，聊表示对先生的悼念。现在的心情还是很沉重的。我虽然学龄最长，但是没有学好，我还要继续向先生的著作学习。我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先生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

　　王文宝：跟钟老的交往二十年左右，钟老的人格和他做学问的执著精神，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我是搞民俗学史的，我翻阅了很多资料，我就感觉到，钟老原来是个有名的散文家、诗人，但是他后来没有把终身事业去干这个，而是一直忠心耿耿、一心一意地来钟情于民俗学。他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我觉得主要是由于民俗学是人民创作、传承的一种东西，所以他有着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很深的联系，钟老这种执著地热爱民俗学，我觉得是出于他的爱国爱乡之情。北大刘半农、沈尹默发动了征集歌谣以后，不久，钟先生很快就成为这个民俗学队伍中的一员，而且是积极的一员，搜集歌谣、研究歌谣、研究故事、研究神话。但是大家也可以发现，钟老没有把自己很多的时间去撰写一部大型的理论专著，是为什么呢？我觉得钟老的眼光不在这儿，是把眼光放在宏观上怎么样造就一支宏大的、坚强的民俗学队伍，所以他把思想都放在这儿了，怎么样培育人才，怎么样吸收外国经验，怎么样搞组织建设等等，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这方面的功劳是其他几位老前辈所没有作到的。比如30年代，江绍源跟周作人也很活跃，当时他们想成立一个中国民俗学会，没成立起来。到了后来，顾颉刚也要成立中国民俗学会，也没成立起来。当然这跟客观条件也有关系，应该说当时社会比较动乱，条件不成熟，但是跟个人的努力和执着也不能说没有关系。真正全国性民俗学组织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水到渠成，客观条件也有了，钟老联合几个老先生向上级呼吁，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这个组织，钟老以宏观的视角来看待民俗学，我们现代中国民俗学有今天这么大的队伍、这么多的成就，都跟钟老的指导是分不开的，这是我的一点想法。其次我觉得钟老善于发现民俗学的一些苗头和力量，也善于把它总结起来。我是1979年，就是改革开放不久到中国民研会的，编《民间文学工作通讯》，我就利用《工作通讯》的阵地，仗着跟各地的民俗学者、当时的民间文学者联系，呼吁民俗学的各种活动。钟老很欣赏，我就和钟老经常联系。这样就不断地举行座谈会，到处搞一些活动，比如说中国解放以后第一次民俗学研讨会，就是乌先生在丹东开的，钟老和杨堃先生都亲自去了，我和刘魁立都去了，还有张振犁、柯扬等同志也都去了。后来第二年，吉林也成立民俗学会，钟老没去，但是他写了祝辞，那手稿还在我这儿，让我去宣读。后来浙江民俗学会成立，晚上他和夫人从我这儿到浙江去，我到车站送他。钟老还很歉意，说：“你看在那儿我应该做点什么？”我说：“您在那儿还搞座谈会。”钟老就这样不把后辈另眼看待，而作为同志来看待、作朋友来看待。我觉得二十年来钟老既是我的导师又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觉得钟老人格的力量和做学问的精神确实是我们后辈晚生取之不尽的。具体到钟老对我写作的影响，因为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以后我就致力于民俗学史的研究，所以我就在一些内部刊物上一段一段的发表，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因为我觉得理论上比较薄弱），所以就写了一篇比较长的关于中国民俗学的一些基础理论的探讨，我给钟老看，钟老就在一个夏天的下午，在中文系的一个教室里，跟我坐在一起，一句一句地帮我提意见，后来这篇文章在《黑龙江民间文学》上发表。我写《民俗学史》，钟老也给予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一心一意要搞这个学问受钟老对学问执着、锲而不舍精神的鼓舞。钟老的精神我们应该很好地挖掘，他的理论研究也应该很好地挖掘。我们现在做得还很不够。我还想说的是钟老对于一些事情很不客气，该鼓励的鼓励，该批评的批评，跟我就嘟哝过不少次，包括他的弟子某某某那点不错那点不够，钟老这点我觉得很好，不隐着瞒着，对别人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不是这样。这点我们也应该向钟老学习。在住院期间我去看他，他还鼓励我在最近科研处座谈会要好好讲讲。我觉得老一辈，比如杨堃也是，在逝世之前还鼓励我为中国民俗学史要继续努力，这些老一辈，特别是钟老这样的人，一生以这个为职业，这种精神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在新世纪发展中国民俗学事业的一个很好的借鉴和动力。

　　董晓萍：我想从昨天十二点开始，很多人没睡觉在等着钟老，一直到今天早上九点多钟，我相信他会回来的。那么钟先生走了一年了，他给我们这个群体，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很多教育。我曾经在中文系的会上讲过，作为弟子的心情，我们第一次感到断奶了。其实我们都是钟老的老学生。钟先生一生弟子很多，仅就1949年7月6号，毛主席出席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钟先生有一个发言，《我们欢欣鼓舞》，讲的非常谨慎，我看了他的文章以后十分感触。从那以后经历了很多坎坷岁月，把事业发展起来。中间几代弟子，还不要说解放以前的了。我们反思什么？我们反思钟老不属于我们自己，他不仅属于他的几代弟子，而且属于全社会。如果钟老留下的事业伟大，他还应该属于人类文化遗产。因此今天参加会议的不仅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的学生们，还有来自北京市其它大专院校，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其它系、还有其它单位的在继续着钟老的事业、热爱着钟老的人格和那认识到这个工作伟大的许多许多同仁们和前辈们。大家都在想着这个事业在一年以后乃至十年以后应该怎样去工作、去发展才能不辜负钟老的希望。这样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最近很多文章在写，而且据说有人都写了一本书了，可见对先生的深刻理解和对他的热爱之情。我想说起钟老对每个人的恩惠，大家都有很多的个人的故事，我也是一样。钟老对我的教育、帮助是我一生不能忘怀的 。在这个会上，我想说的是在钟老去世一年之后，反过来看钟老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人格魅力？其实很多人都可能成为二十世纪历史上不但作出重要的学术贡献，而且被称为伟大学者的人、被称为最优秀学者的人。我们有幸在这样一个恩师的教诲下生活过、学习过，那么我们应该从他身上看到什么？尽管现在全球化了、商品化了，但是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在人类文化交流中被强调着，我想钟老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物，过了一年以后乃至我们相信过好多年以后人们还会记得他，那就是因为他确实有独特的个人魅力，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想说三点：一个就是钟先生为了这个事业，（刚才前辈所谈到的），他对他那一代人和他干事业的同道，不管年龄如何，学术的出身、背景是怎样的不同，只要为了一个事业，大家都可以在一块儿工作。这方面钟老可以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和后来的时代不太一样。举一个例子说，我是86年来跟钟老正式读博士，84年开始他指导我作硕士论文。当时他就让我去找过刘魁立先生，从86年开始到现在十五年过去了，在座的刘魁立先生一直是我们博士答辩委员会的博士委员会主席，每次都要请他来，有的时候他出国，等他回来，一分钱没有。请过刘魁立先生上过很多课，博士课现在也是没有钱的。钟先生跟他讲的话就是为了事业，把你所学到的东西跟我们讲一讲，讲一讲外国民俗学史（欧洲部分）这方面你的学问，带一带这一些同学们，我想很多在座的同学都是受惠者。今天当这些前辈还坐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感到先生人格的伟大，另外也应该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虽然有的时候说“人走茶就凉”，但是我们在一年以后看到的不是这样，很多前辈们还在为这个事业而奋斗着，这个事业还在发展。当然它在整个社会需求、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规律上的位置我就不多说了。第二个就是钟老对学生。钟先生刚开始招博士的时候规模是不大的，在座的都知道。如刚才连先生讲的，他当时跟我讲过，要招一个好学生并不是很容易。有一个人就像是冰山上的莲花，后来《人民日报》约稿，我写过。我没写那个人是谁，后来我们叫他雪莲花。他说这样的人不多，但是事业的发展还得有很多学生。我也问过钟老，因为有人曾对钟老讲，钟先生你要招很多学生，你自己的事情就做不成了，恐怕学生中还有这样那样不同的性格、不同追求。最后他还是选择我们愿意多招一点，尽量多招一点。现在我理解，事业只有有了规模，才能出优秀人才。八六年到现在十五年过去了，不论是在座的还是没有到的，不论是在北京的还是在其它省市工作的同学和在国外的同学，大家都可以回忆，如果没有这样的规模，优秀人才是很难出来的。所以规模是很重要的，我深深感到他眼光的伟大。第三点是钟老经常讲血缘上的继承是个人的，事业上的继承是长远的。在跟他工作的岁月里，我经常可以从他那儿听到不仅是对我们的要求，而且是对家人的要求。这一年他走了，我真想对他说，我体悟到了一点，他把光彩的地方都给了学生。还有我们自己作学问应该学到的东西，还有现在的社会，社会制度和国家形势的发展在你的成长的道路上给你的和你自己需要的东西。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所有在座的晚辈的教授、副教授、博导、硕导都是他批发的。可是他的子女得到什么了？可以说他把他人生中最难过的一部分都留给孩子们了。因为他和他们血肉相连。他对孩子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现在我们回忆，每个人都有家庭故事的时候，我很少听他讲他们自己家有多少快乐的故事，谈到给他们多少东西。相比之下，我们确实应该好好地向钟老伟大的人格魅力和对他事业的宏观思考，长远的思考。他对他的同仁们、朋友们怎么在事业联合的这样精神不仅是学习，而且要好好地去体会它，才能够称得起作他的学生，这个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讲出来的，是要做的。这一年对我们来说真的挺长。

　　邢莉：在北师大做访问学者，就是进修民间文学，我一直是非常敬仰钟老的，但是觉得如果不拿出一点东西来就不敢到他的门前来拜访，所以一直等了很多年。当我写了一本不太成熟的东西——《游牧文化》时，我第一次敲开了他的门，他当时非常高兴。时间非常短促的，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他马上就微笑了，而且这是一种会心的很欣慰的微笑。当时他还说中央民族大学的民俗学有多少人在搞，搞到什么程度了，问得非常仔细，那次很短暂的谈话给我一个印象，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恩惠和个人学术成就的关注，而是对整个民俗学事业发展的关注。具体地来说，这种光彩确实是也照到了我们中央民族大学的这个学科的建设上。另外，我觉得这次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鼓励。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展到现在，我们民俗学硕士点的设立，与北师大民俗学这面旗帜，与钟老和他的弟子们的关注和支持分不开。我借着这个庄重的机会也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不是我个人的感谢。我们学校这个学科的发展有钟先生的关怀。第二点钟先生确实是有人格魅力的。我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我在世妇会期间主编的《中国女性民俗文化》，也送了钟先生一本。当时我还是非常不懂事，我还嘟嘟哝哝说，这本书卖得很贵，我说这本书现在都压在我手里，我说我没有办法。当时我很后悔说这句话，到现在我也很后悔。这件事后来就过去了。结果等到三个月之后，在宝丽大厦开一个葫芦文化的国际会议的时候，程蔷刚把钟先生扶下来，我想钟先生可能忘了我了，没想到他第一句就说：“邢莉，那本书卖得怎样？”当时我眼泪都快流下来了。钟老的这种记忆力、人格魅力，我逢人就说。我觉得平庸和伟大、庸俗和崇高是有差别的，人和人之间在做人上，在品德上是有差别的。我觉得钟先生做人做到这个地步，我当时真的是非常感动，到现在也是永远磨灭不掉的记忆。我们一定要继承钟先生的遗志，把民俗学科坚定不移地发展下去，以我们的实际成就回答钟先生的关怀。

　　安德明：我身上肩负着两个任务，就是要代表两个人表达跟大家一样的追悼和思念，一个就是中国社科院民间文学室的吕薇，他因为今天有事不能来参加会议，特意要我代表他和我们全室的同仁表达对先生的深深怀念。再一个就是杨利慧，因为我们的孩子太小，只能来一个人，她在家里看孩子，她也是同样的心情。其实刚才坐在这儿我的感觉好像是一种幻觉式的东西。因为参加类似的场合也不少了，但那些场合都是参加先生的祝寿会，我刚才就恍然觉得先生还在。一年一晃过去了，过地非常快，我们还有好多好多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反映。我们在先生过世之前和过世之后一直在做一个工作，就是钟先生传记的事。在他生前，我刚刚完成了传记的初稿，先生也见到了这个初稿，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看其中的内容。后来我一直在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间，也有一些感想。可能每一个先生的弟子和每一位老师——我的这些师兄弟们对先生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深刻的体会和感想。我就只谈自己在写《钟敬文传记》过程中的一点点感想。其中谈一点，就是钟先生在他生前多次谈到过的一个问题。他说在我去世的时候，在我的墓碑上应该写上“诗人钟敬文”几个字。其实从事实上来看，他最大的成就我们觉得应该是在民俗学方面，在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方面，虽然诗歌也是他一生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总觉得概括成诗人好像不太够。先生为什么这么概括自己，我经过自己的体会，觉得可以从这些方面来理解。一个就是先生要用这个来表达他同诗歌、文学的一种深厚的关系，表达他对文学深厚的感情。第二点就是，诗人在他那里不仅仅只是一种职业的标志，是指一种生存的模式、一种人生的境界。这后一层的涵义，我想应该是先生以诗人来自我概括的最主要的原因。从第一点来说，先生从三十年代以来主要把经历放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建设方面，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的诗文写作一直没有间断。散文的写作虽然是时断时续的，可是他一直在坚持，到后来文风好像越来越老成、越来越深厚。那么，诗歌更是他一生的挚友。有人统计，先生一生所创造的旧体诗歌竟有八百多首。一个是勤写诗，用诗来言志；另一方面，他对古人诗歌的热爱也是自始至终的。非常早的时候，从上小学到他后来在家里寒窗苦读，到后来的战地行军，我们亲眼见到先生到老年的时候，诗歌几乎都是他每天必读的一种精神食粮。先生曾经说，在我个人的心灵史上，诗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甚至是一种支配的力量，许多年来，它是和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在先生的心目中，诗是他情感的家园，精神的故土，无法跟他分离。由于他对诗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在坚持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间，自始至终也一直探讨着诗的写作的方式。从旧体诗到新诗到后来，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表现了先生在诗方面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也表现了先生跟诗血肉相连的关系。先生曾经说过：“诗作为平生的密友，给了我什么呢？它锻炼的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境地，它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尊重人生，教我恨，教我爱，教我忍耐，教我梦想，它是我的逻辑、我的哲学，它是我实用的社会学和伦理学，使我在艰难的生活经历中，能够悄然自立，举步向前。”这样对于先生而言，诗人实际上具有了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内涵。诗渗透到他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成了他人生的导师，让他的心灵和生命都得到了充实和升华。与这个诗人相关联的是一种独特的生命内质，是一种人生理念和人生实践。这也就是说，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操，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奋斗精神，是一种伟大的人品，是一种博大的胸怀。用先生的座右铭来概况，就是正直、勤奋、淡泊。从早期到后来，无论是参加哪一种活动，从事哪一种工作，对于国家命运、民族利益的关怀一直是先生人生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五四时期参加爱国运动、抗战时期携笔从戎，反右时期慷慨直言，我们现在看到他反右时期的一些言论确实是非常痛快淋漓，那种鞭辟入里的批判，让我们恍然觉得钟先生一个温柔敦厚的儒者，居然还有那样非常尖锐的时刻。在学术研究上，他一直以民族文学、民族民间文艺为己任，实际上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操影响的结果。先生曾经说古希腊的时候诗人常常走在队伍的前列，诗人在先生那里是一种具有英雄主义情怀的人。从我们后来接触到先生的非常直观的认识来看，比如说，现在想来都有一种让人落泪的感觉。我想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都听到过，先生说过当了裤子，也要做学问。这种话，乍一听比较幽默，仔细一想，中间不知包涵了多少的艰辛，也包涵了多少的决心。还有一件事，有一年国家教委要评优秀教师，师大把先生作为候选人推荐上去了。先生平时对这些事情根本就不会关心的，可是那一年他曾经跟我说起过好几次，说不知道能不能评上。这个奖金据说很多，他紧接着说拿了奖金我们就可以给民俗学开会了。当时正好学会比较拮据。从勤奋来说，先生自己说过我的资质只是中上的水平，如果有所成就的话，大概主要是跟勤奋有关系吧。前半句话当然是谦虚了，其实从我们看来，先生的资质单从他的博学强记来说，我们这些人很少有能够望其项背的。但是后半句话就是事实了，我看勤奋是贯穿先生一生的素质，他手勤脚勤脑勤，从很早的时候他积极参加搜集歌谣、投稿这样的活动。到了广州的时候，他并不认识鲁迅，就去找鲁迅。费了很大的周折找到鲁迅以后，当晚又写一篇《记寻找鲁迅先生》的散文。这种勤快是我们这些，至少我自己不敢跟先生相提并论的。在顾颉刚《孟姜女研究集》校后附记中，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有极端聪明的不乏其人，但有极端成就的总觉得太少了。你问问缘故吗？缘故就在努力与谦逊与否来判断。”其实先生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的谦逊、努力和勤奋！再一个就是从他说的淡泊来说，我就顺着他的座右铭的三个词来说，他一直说“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挂心”，他经常用这样的话自勉，也勉励学生。他所谓的大事也就是自己所追求的探索民间文化的意义的事业，培养、教育学术后辈人才的教学事业和推动学术发展的各种活动。为了这些大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知难而进。小事指的是那种为了功名而追逐的那种蝇蝇苟苟，包括个人物质上的各种要求。对于个人物质上的那种要求，他表现出的淡泊有时候甚至会让人吃惊，因为我们曾经说过，该自己得的东西当然得争取。我们曾还很费劲地转变自己的观念，说知识分子太清高了，应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该是你的，你就该去拿。可是在这种思潮的汹涌中，先生仍然保持那种一贯的心态。比如说系里，或者说有些单位，该给他的东西，由于当事人一时的疏忽，他没有得到。有人说，先生啊，这些东西是你的，你应该去拿呀。先生说，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有也没什么，有也吃不饱，没有也饿不死，为什么要去争那些东西呢？先生始终保持着心灵的宁静、精神的纯粹，这让他超越了许多现实当中的困扰，一些庸俗的东西。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些弟子经常到先生那去，在他那狭小的书房里，时时能感到如沐春风的感觉，时时能感受到一种被伟大的心灵所引导而飞升的那种快乐和幸福，大概就是这些原因。

　　巴莫：“鹰从天空中飞走时，还能听见它翅膀动的声音；老虎从林中穿过的时候，能看见它的花斑还在。”先生走了，不仅他的音容宛在，而且他的精神永在。今天我也说不了太多，我想提一件事情。去年的今天先生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天，那时我在他的身边，后来很多同学很羡慕我们，说你们最后陪着先生走的。但是说实话我情愿我不在那里，我根本不会相信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那个时候的一件事情，我想在这儿很郑重地提起来。那时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也多次跟先生通了电话，然后我们一直讨论着一件事情，当时先生的计划是在他百岁寿辰的时候召开钟敬文的民俗学思想研讨会。先生当时经常在电话里催我回来，说这个国际会议需要你来做一些工作，所以我一月份赶回来的时候（确实是提前回来了），却没想到先生走了。我作为一个学生、或者作为一个民俗学工作者，我在这儿都希望民俗学会和系里，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先生的弟子尽早把这件事情做了，把先生的这个心愿了了。这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我想这才是我们对先生最好的怀念。

　　陈子艾：作为学习、工作、生活在先生身边整整半个世纪的老学生，对先生的接触和了解应该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在70年代末恢复这个学科到90年代初整整12年，钟先生担任教研室主任的时候，我一直作为副职，协助先生发展这个学科，当然接触是很多的，受的教育也很多，感受也很多。在这里，我想先生的为人，大家一接触很自然就能感受到。关于他的学术方面，我想谈四点：我觉得先生的学术和一般人相比较，特别让我受教育的是，学术就是他全部的生命。当然他有创造，但是他的创造有时和学术分不开。他就是用全部的生命来搞这个学科，我觉得这一点，在我们怀念先生一周年的时候，特别值得我们的学术同仁来继承这样的精神，特别在现在商品经冲击很厉害的情况下，希望能够把先生那种一心为学科的精神发扬下去。我想不夸张的说，先生除了九点半睡到早上五点钟起来，高质量的睡眠休息以外，可以说从五点钟开始，夏天要是散步的话，就已经一路上思考他的学术方面的东西。有时候甚至夏天我们做一套保健操，天还不太亮，先生已经散到我们做操的地方，那时看见我也和我打招呼。有一次他走过了，他说，昨天我们讨论的那个问题，你的那一点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够全面，今天下午四点半你到我家来，我们再好好谈谈。我觉得他就是在散步的时候想到的是学术，这是一点感受。第二点我觉得他的学术思想总是常学常新的。虽然一直到最后的一百岁，他的学术思想还是在往前走。不像有的老学者，一到晚年就比较固执、固步自封了。他是始终在发展的。首先给我印象深的是他对鲁迅的研究，本来这不是他的专门，但是因为我搞了十几年现代文学，所以现代文学的学界同仁熟悉的比较多，我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到外地去，现代文学的同仁跟我说这样的话的人不只一个，都说你的先生真的是有新的学术见解，特别那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个大的鲁迅纪念会上，他们觉得先生的文章有很多新东西。从民俗学的这个学科就不用说了。先生的学术思想的常新，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解放后由民间文艺学发展到后来的民俗学、发展到最后他提出的民俗文化学，这个本身有很多内涵，当然也有很多的时代背景造成这种现象。但是里面有很多他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发展。更细致的，比如说现在在全国使用很久的《民间文学概论》，在编写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有曲艺、小戏这样的一些篇章，在我们五十年代跟钟先生学习民间文学的时候，他的学术观点是不包括这些的。他当时认为农民的民间文学是最标准的民间文学，他认为市民文学不好叫民间文学。但是到了八十年代这本教材，他觉得应该有选择地把说唱和小戏归纳进来。特别是他现在提出来的文化三层次论是酝酿了好多年的。这种学术观点不是十年、二十年形成的，是更长的时间形成的，这都能看到他的学术思想的发展是常学常新的。另外一点，他整个的生命除了睡觉以外，几乎全部投入到学术和创作。最重要的是他注意到了关于学术队伍的建设，学科的发展。关于学科的发展，在关键时刻他提出一些问题，刚才前面的同志已经谈了，我只想在队伍的建设上，谈两个感受：一个是当70年代末我们恢复学科、重新组建民间文学教研室的时候，钟先生做了一个教育部一直夸奖的事，就是马上举办了一个民间文学的研讨班。把五十年代的研究生、把七十年代末准备开设这个学科的十几个学校的老师组织到北京来搞一年。既培养这些人，同时又出了这本教材。这个是教育部所知道的最早的研讨班，书和人才同时都出来了，他们直是夸奖这个老先生真不简单。从这里开始，他不仅培养了这么十几个人，并且利用80年的暑假，又组织了六十人的一个暑假研讨班。这样把全国的，包括高等学校和出版社、刊物和有关的人组织来学习。这一个月的学习班虽然不长，但是二十来年在各个省的发展中骨干很多，我没有详细统计，大致上80％是来自这个班的。他很注意撒种。考虑这个学科怎么在这样大的国土上发展下去。在他的晚年还有一个最可贵思想，就是在队伍的建设中，一定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学者的培养。这是一个思想很宏大的、思考比较长远的学术观点。他常常说我们培养一个边疆的少数民族学生，把他培养出来再回到那个地方去撒种，那就比培养十个在大城市成长的汉族学生更有作用，对于学科的发展和走向世界可能贡献会更大一些。后来十多年我们的研究生的队伍的建设就体现了钟先生的这样的学术观点。这个观点对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学术队伍的建设是影响很深远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先生的这个观点，使这个队伍真正是有涵盖56个民族的气概，并且有比较宽大的学术观点。他想得很远，想得很宽。另外还有一点，先生在学术的学养上，尽量地吸收各种有用的观点。同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后来又是跟他一起工作的晚辈，我这个人特别爱争论，也特别爱有什么观点就敞开讲。碰到先生，也经常跟先生争论，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声音越争越大，我也越来越觉得不对，但是先生过后总是说，那天你的态度实在是不好，不过我觉得你直爽的性格还是很可贵的。并且他总是说哪一点我谈的是合理的，应该考虑，哪一点是对的，但是态度不好，同时要跟我指出还有那些片面性和不全面的地方。从来没有因为我的性格和爱争论，而影响先生对我的态度，有时甚至是当时就嚷开了，但是过后第二天照样是非常美好的师生关系。这一点是出于钟先生对于学术的热爱和对于后辈的平等的观念，但是这个平等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时代的影响，那还是有一点。不过整个来说，我觉得很不容易了，作为一个世界闻名的老学者，对我们学生是这样一种宽容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感动人的。也许我常常要反思我以后应该注意这一点，这个在生活中也是一个缺点吧。所以我觉得先生在学术方面，值得学习和怀念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怎样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把这个学科在21世纪发展到更好的地步。这个担子我们应该承担，不仅要承担，而且应该做得比先生在世的时候更好，我想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的规律。我作为一个已经退休的老教师，希望我们在座的五个同志齐心协力，在现在中文系眼看就要改中文学院的情况下，哲学和社会学的学院要建设的时刻，怎么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把我们这个学科，特别是钟先生发展到第三步的民俗文化学这个学科推向一个新的境地，在这个学科建设中出现一种新的面貌。我觉得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当然不仅要靠这五个同志，更需要很多很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帮助。钟先生最重要的是行动，行动就是把钟先生那种优秀的品质和优秀的学术思想、他的愿望尽量地在我们的行动体现出来。

　　朝戈金：当时钟老联合了马学良先生、还有其他几个人最早提出了，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为什么要单另成立一个研究所，就是因为它在语言上、在文化形态上有很多特殊的地方，是文学所的业务范围所不能涵盖的。现在我们所创立二十多年了，我们从钟先生和其他的老学者那个时候的胸怀、眼光、那种学术格局和意识让我们今天都感觉到确实是受益非常非常大。第二点就是，刚才陈老师也提到，钟先生这些年特别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研究者，现在象我们所和跟我们有业务关系的许许多多的其他地方，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一点。现在也有一些钟先生的学生成为我们业务的骨干。我感到钟老在民俗学的整个学科建设方面确实有一个很多的学术格局的思考，这个是很多年的。不光是说在个别问题上关怀、关心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建设，实际上，从前两年提出建立民俗学中国学派，即 “一国多民族的民俗学”，一直到史诗的工作、格萨尔的工作、其他一些民族民间文化的建设等方面有非常多的很细致的、同时又是很深刻的关怀和指示。这两年比如关于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关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其中除了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外，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源多样性的抢救和保护对于人类将来健康、和平的发展的长期作用，我们许许多多的学者、我们社会各界可能都没意识到，但是钟老却通过它宣传了一些具体的举措，实际上非常清楚地给我们指出了这个方向，而且强调了这些事情的重要性。我自己也是蒙古族，后来有幸在钟先生门下读书，总之长话短说，大家都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都要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倾诉，我就想说我们其实对钟先生最好的怀念、对钟先生思想人格最好的继承就是倾尽全力做好我们应当做的学术工作。

　　周燕萍：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我受钟先生的教育很深。86年的时候我陪钟先生去参加中国民协的一个代表大会，钟先生一路就教育我，他说一个女人应该除了事业上要有成绩，在家庭、在人品上也应该有所照顾。作为你来讲，除了你在工作上要努力，在家庭也要做得很好，很和睦，象一个贤妻良母一样。所以我每一次过来看钟先生，钟先生都要问，家庭怎么样？有孩子没有？对爱人怎么样？很关心我这个，我一直都特别感动这件事。所以我特尊敬钟先生，有机会我就过来看钟先生。到现在为止，经常在我脑子里有一种感觉，我有一次给过来钟先生送《民间文学论坛》，天有点下雨，钟先生一个人在门洞那儿拿报，看我骑车过来了，在那儿等着我，我老有那种感觉，经常有这种幻想，说再过两个月，还能看见钟先生在那儿呆着呢。我真的挺感谢钟先生对我人生的这种教育，就说这么多。

　　王德后：我是1953年到师大的，57年毕业。90年代以后，每年都给钟先生做寿，开座谈会。对于做寿，钟先生也很高兴朋友和学生们的作访，但是他最关心的还是座谈会。我从90年代中期以后，也总想参加关于钟先生学术思想的座谈会，也想说几句话，但是一直没有说，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耽误大家几分钟，说一点我其中的一个想法。我虽然是师大的老学生了，但是我们这一届有一个特点，按照苏联的教学大纲培养出来的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的学生。钟先生亲自跟我们讲民间文学，师大的许多老师和同学，我这半个世纪从来没有忘过，其中就有钟先生。我是一直相信钟先生是不会死的。刚才大家说了很多，我都同意，但是我想补充一点，我觉得钟先生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是从寻找鲁迅开始到寻找鲁迅结束他的肉体的生命，但是他寻找鲁迅那么执着，那么有思想，却是极少有的。大家都知道，刚才也有同志提到，鲁迅一到重中大，钟先生就去寻找鲁迅。但是正是这一次寻找鲁迅，钟先生留下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记寻找鲁迅先生》，也正是这一次寻找鲁迅，鲁迅对钟先生非常不感冒。钟先生编的书，鲁迅在序里面一再反对，说这本书用不得，看不得。钟先生想借着鲁迅在广州照顾点书店，鲁迅就是不肯。这么一个年轻人，后来钟先生又在民族学、民俗文化学方面是一个开山祖师。我们一入学，听钟先生讲民间文学，都是非常尊敬钟先生的。但是因为钟先生跟鲁迅有这么一个过节，我们心里都有过疙瘩。钟先生在《记寻找鲁迅先生》里面，到现在来看，也是非常了不得的话。他说：“鲁迅在文学上的作用不如在思想上的作用。”这句话就是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这种看法的人和敢于这样说的人也是非常稀有的。大家都知道，钟先生绝不是一个委屈自己来求荣的人，或者卖辱求荣的人。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都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恰恰在对鲁迅的这一点上，钟先生是非常崇敬的，毫不把个人受的委屈放在心上。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了不得的，这不光是一个人品人格的问题，我觉得钟先生，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学者，或者是一个有学问的思想家。年轻的时候寻找鲁迅，钟先生住在医院里面，非常惦记的一本书，后来也就跟钟先生商量，钟先生同意，用《寻找鲁迅》作为书名。编辑钟先生论述鲁迅，和他翻译的鲁迅的印象，这是个合集。在这本书里面，我是这么看的，钟先生住院的时候，他《寻找鲁迅》的新版序言，我自己是把它作为钟先生留给我们的遗嘱。我觉得今天我们谈钟先生的学业谈得非常多，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钟先生以他自己一生的研究开创了中国的民俗文化学。今天在座的也都是他的同事、他的学生，而且是这个专业的硕士、博士生。当然我们首先怀念钟先生的时候，会怀念他的学业。但是我觉得钟先生留给我们的是学业诗功都一样，我觉得这个诗功非常值得我们三思。不但是他自己的学业，而且提到自己的诗功。他也自信他会自有后来人，就是他的学生以及我们这些后来人，一定会有人发挥他的学业，同时要发挥他的诗功。钟先生是一个非常自信又非常谦虚的人，文革我不在北师大，但是我听人家给我传过钟先生在文革里的一个著名的表态，后来也渐渐得到证明，文革都给大家戴帽子，钟先生是逃不了的反动学术权威，但钟先生表示：“我不反动，权威有一点。”这种自信、这种勇气，是钟先生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基础。所以作为本人写的七律，他也自信地说，他有宏思巨想，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作为钟先生的学生是不应该忘记的，不应该忘了钟先生的思想，也不应该忘了钟先生的诗功。这一点我觉得在钟先生身上，他是二而一又一而二的。大家知道，学业和诗功这是两个东西。但是在钟先生身上，我体会它是一个东西。钟先生最后提到民俗文化学就是建立一个把这两个东西完美结合起来的一个科目，感谢艾老师刚才提到他文化三层次理论和民俗文化学，这方面我非常惭愧，跟钟先生学了四年民间文学，后来没有搞民间文学，把民间文学知识全还给钟先生了。但是我觉得对一门学业来说，知识是重要的，但是这一门学业中的文化比知识更重要。文化和知识在我看来不是一个东西，这是两个东西。阿Q没有知识，但是阿Q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无师自通，知道无后为大。这就是种传统文化。而这种传统文化作为古代思想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精英的思想，它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深入到民间形成民俗，变成民间的文化，才在这个民族当中生根。我们研究民俗文化，不光有传承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钟先生反复给我提到的，还有一个移风易俗、改造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面。这就是钟先生的事功。当然这不能完全包括它，但是这是事功的一部分。要改造这个社会，改良这种人生。所以这是他的译本的自序。还有一个就是钟先生在《寻找鲁迅》的新版序言，我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翻一翻。钟先生在里面特别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鲁迅研究界和不是鲁迅研究界对于鲁迅的各种议论包括攻击，但钟先生提出一个看法，他说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当然在细小的方面会有弱点，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大处，会去看到他的大处。钟先生这篇序言是自己写的。钟先生当时已经九十多岁，写这么一个将近一万字的长序，这个精力和这个思想是了不得的。所以钟先生这个序言一发表，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也有专门研究鲁迅的，或者说曾经专门研究鲁迅的人写文章，回应钟先生的序言。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钟先生走了一周年来纪念钟先生，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向钟先生对待鲁迅那样来对待钟先生。钟先生作为文艺学的一个开山祖师，他留下的学业不但非常深厚，影响也非常深远。但是我觉得，根据文学艺术发展规律，钟先生有那么多的弟子——硕士、博士，可以这么说，他们都是钟先生教出来的，但是他们也会分裂的，不但是在一些日常的事情上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是在学术上，也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任何一个伟大的学者不可逃避的命运。孔夫子是这样，甚至我们中国长期不太被人们怀念的墨子也是这样，老庄不也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学者越是伟大，他留下的遗产一定从不同的方面由他的学生去继承、去发展。钟先生说发挥自由后来人。发挥哪一个方面，甚至不同意都是可能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自己是这样的，从钟先生对待鲁迅的这样一个态度来对待钟先生，学习钟先生对待鲁迅的态度来对待钟先生。今天大家谈到很多钟先生对你们学业上的甚至包括生活、甚至影响命运的一些关怀，但是我相信在几十年的接触当中，钟先生也会对我们有所批评，有的可能批评的对，有的也未必批评的对。

　　高丙中：大家讲到的一些交往的经历，虽然都是一些很平凡的故事，但是我和大家都一样的很感动。之所以感动，还是因为每个人讲的故事对我们来说都是感同身受。做学问怎么样子对语境的高度自觉。钟先生在这一方面的大家风范，就说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大家，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跟他交往，学他的东西，我得到的体会之一。这个话题，我只想在这里提一下。我想讲一下我本来准备的结尾的方面，刚才王老师讲最后那一点也正是我想说到的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大家来继承那样一个大家的学术思想，确实我们有一个很现实的自知之明，或者说一个自觉。钟先生自己的思想本身跨越这么长的时间，他总是对它的语境有一个很高度的自觉而提出来一些指导性的或者纠正性的想法。在一个特定时间谈一个概念、谈一种理论，他本身的思想在这样的时空里面构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或者是连续体。这种开创的大师有这样复杂的学术遗产，对于后来者，尤其是这个学科已经开创之后，我们就会必然是专业化。我们不可能说我们都成为钟先生这样的大家，所有的学术都不可能是这样的，但我们只能说我们每个人发挥自己的学术的各擅其长，发挥钟先生在哪一方面的精华，或者说他的这种局限。我们只能说大家是各擅其长地推动民俗学往前发展。所以我们只能是一个整体，才能完成或实现对钟先生的学术思想的继承。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说在我们一个人身上体现钟先生这种学术期望，这样一个局面，就是说我们相互之间有这样一个自觉的意识，我们相互之间就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可能强调说田野工作很重要，从苏俄的体制侧重点转到欧美的学术主导上来，个人会有一些个人的理论的立足点或者田野经验的立足点，如果我们相互之间有这样一种谅解和共识，这样一个学术互补的关系，那么这些世界学术也好，历史矛盾在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就不会是一种冲突，而是一种互相滋补的关系。我觉得这一点对以后我们开学术研讨会也好，出文集也好，辩论也好，会是一个有意义的方面。我想纪念钟先生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钟先生用多种方式跟我们的学科、跟我们的学术、跟我们的个人永远地联系在一起。我想最后补充一点，大家讲的联系方式都挺有意思，还有一种就是，钟先生和我们个人的联系在我们的档案里面是永远保存在那的。我个人的话，就说你博士答辩也好，申请博士后也好，当副教授，评教授，我不知道师大评博导，是不是也是钟先生在里面签了字、写了推荐信的。钟先生还以中国特有的文书的制度或者我们特有制度的方式跟我们联系在一起。最后贺学君老师因为他的腿不能走动，他托我在这样一个场合代表他表达对钟先生的追忆之情。

　　刘魁立：钟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刚才说的学业方面，以及事功方面，都是非常丰厚的遗产，这大概是我们会终生享用的。如果谈论二十世纪在我们的心目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的话，我们会有很多联想，可能对于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同志来说，第一个涌向我们脑海里的大约就是钟老的形象。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要培养跨世纪的人才。好象我们年纪稍大一点的未必敢这样说，前两年启功老先生曾经开过这样的玩笑说，世纪是已经不知不觉跨过来了，然而，是不是算跨世纪人才就不敢说了。那么对于所有的青年来说，如果要回想一下，什么是二十世纪在这个领域给他们留下的纪念碑，我想可能最好的代表，在我们的心目里就是钟老。钟老无论在学业方面，无论在事功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东西。每一个人在这里可能还有很多话要讲，更不要说没有机会讲话的人，他们会有非常多的联想。仅就我本人来说，大概最早的时候，还是在五十年代初，读到钟老的关于民族意识觉醒的小册子，仿佛有如醍醐灌顶。使我对这个领域增加了认识和感情。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钟先生。刚才说到少数民族文学，八十年代初我曾经多次被劝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去，但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去。钟老给我做工作，说这是个火炕，要有人跳你得跳。钟老后来还多次向人讲过这件事。每个人说起钟老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联想，我和一些老先生到医院里去看钟老。这些老先生想的也非常多，感受也非常多。贾老和贾老的夫人说到钟老，老是回忆这最后的一幕，非常的兴奋，因为最后居然有机会看到钟老。所以无论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他在事业方面的建树，都给我们留下了特别多的东西。我想今后我们还会不断地把这些东西作为我们前进中的一种营养、一种鞭策，会使我们自己在懈怠的时候，变得更勤奋；会使我们在自己气馁的时候，多一些勇气。我想这个事业在前面召唤着我们，又有钟老的嘱托，钟老对我们过去的耳提面命所留下的那些非常重要的、作为动力式的那样一些东西在我们身上，我想这个事情是会做得越来越好的。今天我们大家缅怀钟老，就是要用钟老的精神来生活，用钟老的精神来做人，用钟老的精神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业。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最后，我们要向钟老说，你的学生们、你的晚辈们，会按照你的教导去认真做事。
（座谈会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