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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人传授的经典的原文都是口授的，那是不对的，因为我国最晚从西周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文字记录为主的时代，春秋战国是著述大发展的时期，此时的经典传授，基本都是有本可据的。但如果说，汉代以前，传授经典时，对于经典的讲说一般都不形成文字，只是师徒之间口耳相传，却是完全正确的。例如《春秋》，经文具在，而公羊、穀梁之学都传自孔子， 直至汉初公羊高、穀梁赤才书于竹帛，其间皆经师口耳相传。汉代大量的章句，其实就是以师说为根据，整理记录的“听课笔记”，本来也都是口头传授，后来家派林立，互相攻守，因此有严密细致的需要，所谓“碎义逃难”。例如孔子传 《易》于商瞿，五传而至田何，至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三家，《汉志》有“《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此前所传，皆口说。《尚书》传自伏生，因其老耄，恐其说失传，故使晁错受其口说，这应该就是伏生《大传》的来源。此《大传》也只是言其大义,至弟子欧阳、夏侯，章句始备。而伏生以上，自然只有口说。伏生所传的，也不可能 都是他的创见，必定是综合前代师承的口说。《毛诗》也同样传自子夏，而至毛公始有《故训传》，此故训，也是历代相传之口说书于竹帛者。
古人的教学，师生之间亲相授受，老师会讲解文本的大义，他的讲词起初都没有书写下来。 没有写下来的原因可能很多，推测起来，第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还是书写的不方便。这一点我们今人最容易理解。计算机写作之前，学者要写一部书，是要耗费很大精力的，跟现在相比，一个人的作品要少得多，一部作品的字数也更要少得多。用毛笔和竹帛书写的年代，显然比硬笔和纸张书写的年代要麻烦多了， 因此古人一般只把最重要的东西记录下来，那些解说的篇幅大，写下来太费精力;而且也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只有自己了解深透的知识，才会讲授，只要有原文在，就可以随时发挥。因此那些口头的说解根本没有必要写下来。
第二个原因是，汉代以前，没有人把著述当作私人的东西，章学诚谓之“言公”，他有非常精辟的论断:“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29]这也是先秦诸子一般不亲自著书的理由，论道弘道，言传身教而已，不以著述为能。师弟之间，也常常只把重要的经文写下来，至于微言大义的解说，大多就通过口耳相传，随时随人损益。不过，近些年来的出土战国竹简表明，战国时代的人，还是尽量想要把那些有价值的传述记录下来的，郭店楚简大量的是七十子后学的发挥，上博、清华简中也有其他学派的著作，看来当时的弟子们，还是努力要通过著书来提炼自己的学说。这种著述，有点像滚雪球式的积累。开始记录下来的，都是些提纲挈领式的纲目，后学弟子在传授中会继续损益。早期的大纲性的文本，往往被称为经，后期的由此敷衍的解说，称为传、记、说、解等。传记说解越滚越大。例如《五行》篇，本身是传记，是孔门弟子对儒家仁义礼智圣的发挥，郭店楚简表明，至晚在战国中期就已经成书了。弟子在传授《五行》过程中，又要讲解其中的大义，后来又有弟子把这些口说的大义也记录下来，所以马王堆汉墓帛书的《五行》篇就既有《五行》的“经”文，又有“说”文。这些弟子们传授的内容，年代既久，哪部分内容是谁的意见，常常无法区分，也无需区分。因为当时学术以学问本身的主张来区分，以师承关系来区分，而不以个人的意见来区分。只要宗旨相同，就是一家之学。对于那些数术方技类的书，可能更是如此，比如医学，有的是读书就能学到的;有的却只能通过老师手把手地教，老师带着实习才行，例如针灸。所以数术方技类的著作，常常会假托一位传说中的祖师，把所有的知识和记录都归到这位祖师的名下。
可能还有第三个原因，是有些说解会触犯权贵，不可直说，因此只能在口耳之间流传，不便书于竹帛。传统认为孔子著《春秋》，是拨乱反正之作，引起乱臣贼子的恐惧，因而孔子只记大纲，隐约其辞，其中的微言大义就直接传给弟子了。所以《春秋》之作,一来有僭越王者制作之嫌，二来也怕招来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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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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