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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磊宁]“民族识别”的分类学术与公共知识建构
——斯坦福大学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博士专访
  作者:[美]墨磊宁(ThomasS.Mullaney)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6-21 | 点击数:1109
 

  刘琪:我们可以理解为您认为这种结合应该是在方法论上的,那您觉得您在西南做的研究是在把历史学和人类学做这样的结合吗?

  墨磊宁:没有。我做的研究都是历史学的,什么人类学的研究都没做。我只有一个研究可以算是历史人类学,就是我描述了参加1954年民族识别的那些人当时的故事。我觉得这可以说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我一方面研究他们在民族识别中得出的结论,一方面研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我想知道,当时关于民族识别的知识是怎么制作的。如果不注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不注意制作社会科学知识的过程,只是专门研究他们在文章里写了什么,你不会真正了解知识是怎么产生的。比如,当你成为一个著名学者的时候,我想理解你的理论,如果我只是读你的书,会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如果我亲眼看到你,如果我亲眼看到你怎么制造这种知识,那么,对于how know ledge actually works(知识究竟怎样产生作用),我会有更加完整的认识。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做的研究有一点像人类学。

  刘琪:您认为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进行研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比如,如果一个人在西南地区从事研究,您认为有什么特点需要他去注意呢?

  墨磊宁:有一点己经强调过了,就是中国的西南地区虽然处于内地,但是在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国际性的地方。除了传教士,除了基督教的信徒以外,我觉得还有很多国际性的方面。这可以说是以前研究中注意得不够的一个不足之处。另外,生态和地形与社会的关系也需要注意,这个理论原来非常流行,像戴维斯、费孝通老师都注意到过这方面的问题,但现在好像己经不流行了。但是,我们学者不要靠流行或者不流行来做,我们不是歌手,更不是偶像歌手。如果一个理论有道理,就应该进一步思考。所以,大家需要多注意生态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何文海:我问的问题比较抽象。您觉得研究西南的人类学应该怎样在方法上和理论上实现创新?

  墨磊宁:首先,我觉得需要关注oralhistory(口述史)。口述史不能算是创新的方法,但口述史和普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不一样。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叫唐德刚,他是专门做口述史的,应该多读一点他的那几本书。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点,就是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要同时做,而且每一个地方都一定要进行很深入的研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只做一个地方的话,就不能进行比较。如果选择两三个地方同时做比较深入的田野调查,我觉得,对于你后来的研究会有好处,不仅是你的博士或硕士论文会写得更好,还可以多学方法。如果只选择一个地方,那么你碰到的问题只有这么几个;但是,如果选择三个地方,你碰到的问题就会非常非常多。越碰到问题越好,越碰到问题越成熟。我认为,multi-site investigation(多地点调查)是很好的。

  此外,还有一点是对语言的熟练运用。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不要用翻译,应该基本学会研究对象的语言。我认为,多地点、口述史、流利的语言,以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整合方法,都是创新的一部分。

  张思思:您对在西南从事研究的同学,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同学,有什么期望和建议呢?

  墨磊宁: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把你们的博士或硕士论文写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好的博士论文就是做完的博士论文。你必须要做到这一点。无论发生了什么其它事情,如果你不做到这一点,就会陷入麻烦之中。所以,你必须首先确保自己做完了最基本的事情。另外一点建议就是多学习语言。如果你是专门研究某个民族的,你一定要把当地的语言学会,学会很地道的当地语言。还有,如果能把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就非常好。

  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类学理论不要靠欧美的一些理论家。比如,今天会议上谈到的好几个理论,在欧美己经不流行了。所以,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不要跟着流行来做理论,理论应该是从现实跳出来的,不要只是从理论的角度看现实。如果只是从理论看现实,你就一边是不对的,一边又不知道自己是不对的,这很糟糕。这是一个很高的期望,我希望,将来我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在做他们的博士论文的时候,要引用你们的著作。这是我最大的期望。 

(原文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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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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