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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吴文藻在他的文章中谈到：
近来我们自己正有应用功能人类学实地研究法，来考察中国现代社区之拟议，所以一得到他东来的消息，即用海电聘他来华讲学。事前我们且已闻悉他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研究社暑期年会中，曾有一篇演说，专以研究中国社会制度和变迁为例，来发挥如何应用人类学方法以研究现代社会的意见。所以他到燕京大学以后，即请他主领一个师生共同研究的讨论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头两次由他主讲，他自动建议了“中国乡村生活的社会学调查计划”。从此，庞大的中国，也变成了他的比较社会学的试验区。
史禄国与另一种民族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北美和西欧之外，中国在世界繁荣的社会学界拥有一席之地，至少就它的知识分子素质而言。” 人类学的社会学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社会学，尽管在燕京相同的转化也在实现中。
但是在燕京大学之外，还有其他的路径。
许烺光(1920~1973)，一位吴文藻“中国学派”的边缘成员——他在1940年代转向了美国“文化与人格”学派——曾经评论说：
在1935~1936年拉德克利夫-布朗住在燕京大学的几个月中，施密特神父在北京辅仁大学犹如城堡一样的建筑里深居简出，同时史禄国教授正在清华任教，但他们三人绝不见面。
施密特(Wilhelm Schmidt, 1868~1954)，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及传播论民族学家，他不仅发展了一种原始一神教的理论，而且还推动了文化区域、文化层和文明中心的民族学。
史禄国(Sergei M. Shirokogoroff)，1887年生，1910年代在巴黎接受民族学训练，后回到俄国圣彼得堡大学当教授。他主要研究西伯利亚和满洲。在俄国革命期间，他逃亡中国并曾在中国几所研究机构里工作，如上海大学(1922)、厦门大学(1926)、中山大学及当时在广州的中央研究院(1928)、清华大学(1930~1939)。史禄国的专长是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
施密特呆在北平的时候拉德克利夫-布朗也在，后者在燕京社会学家眼中除了“社区研究”之外没有留下别的。而史禄国在1942年发表了一篇有关民族志批评的文章。他没有批评民族志，他仅暗示对燕京的中国式“民族志化”的反对。如他所说：
许多调查者想到把研究局限在一个村庄为单位这并非偶然，但这并不构成一个立得住的假设。首先，方法论上固定任何调查单位这种想法本身是错的。没有任何一种衡量标准能做到，因为民族志学家自己不得不从自己初步的调查中找出如何处理这些材料的分化的方法——民族单位并非标准化的，并且在中国，“村庄”也不是一个开展普遍实践的系统。既然它已经被固定化了，那么我们要问问自己为何要这么做。有两种基本情况需要解释清楚。那些局限于村庄的人并没有受过现代民族学方法的训练。他们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问题，而社会学理论是建立在非中国社会经验这一事实之上的。他们甚至从一个仍旧非常狭隘的角度进行讨论，例如“乡村经济”等。其次，当中国人自己渴望成为政治统一体时，他们全都对中国感到相当困惑，他们甚至无法在一个单元、一个国家之外想象中国，然而中国正是建立在不同的民族和地区的要素上的。很自然，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剩下的唯一机会，是对调查单位问题采取一种合乎科学动机的解决方式，事实上它已沦为这样的技术——当实际上它强调一种方法论秩序最为重要时。
作为一个在中国从事多年研究的外国民族学家，史禄国的眼光比“土著”学者更锐利，能看清中国社会科学及其包含的西学因素正发生着什么。在一个很长的注释中，史禄国更进一步解释了自己对中国社会学及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的看法：
它仅仅是一个误解，源自对“民族”之本质不充分的了解，很明显是由哪些意图“西化”中国的人根据他们自己的知识构成及其狭隘的范围提出的。然而国外主要的兴趣是政治问题，中国学生只能在政治和半政治圈中选择，在那里他们自己的观点被各种“技术工程师”和实证社会学家根据其目的来形塑。这么做的第一步是要通过接受中国青年的民族抱负来赢得他们的共鸣。不仅实证社会学家这么做，一些体质人类学家也这么做…… 。
对史禄国而言，民族志研究应该包含制作族群地图、编译地方刊物、指导田野调研、进行博物馆式的研究这四项，并且中国民族志学家应关注民族和地区的复杂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史禄国已经提出一种“ethnos”理论，或称“心智丛结”(psycho-mental complex)，一种对族群认同和不同文化间历史互动的民族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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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2012-11-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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