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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只有单一“深描”的鼹鼠，虽好也“靠不住”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要做得扎实，大体有一个前提，倒不是硬性规则，仅仅是约定俗成罢了。其通常的特征是，学会当地的语言，不少于一个年度周期(如一个农业或牧业周期)的居住时间，采纳参与观察的的方法。这是说人类学家不希望仅仅是旁观的记录者，而是长时间和地方人民生活在一起，参加田野点上的所有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其目的是以人类学家头脑中的理论同他的田野工作现场呈现知识性贯通。人类学家长住田野地点，或者分阶段往来于田野点和书斋之间，以便更好地整理自己的思路，从而产生新鲜的文化观察与诠释。
一些人类学名著展现的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时间可不止一年，而是达数年之久。例如，早期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仅在西太平洋岛上就有两年多的田野经历，而拉德克利夫-布朗去安达曼群岛两次竟累计有五年的时间，可见他们理解在一个调研点上用足够时间调研和深挖功能要义的重要性。当参加一个葬礼的时候，马林诺斯基会引导我们关注仪式如何减轻死亡对个人带来的压力的需求;而拉德克利夫-布朗却提醒我们注意葬礼过程何以引出那里的地方组织、制度及促进团结的结构功能。以马氏这样的大家成果，日后在人类学业内也少不了批评，说他的个人需求论，以及在其社会整合和稳定的功能论上，都忽略了社会冲突。不仅如此，若拿到人类思想成就的尺度去衡量，其功能论则仅仅评价为“颇为实用却较为次要的成果之一。” [23]
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被认为是当代世界人文社会学科论文征引率最高的作者之一。在人类学圈内，关于他的著名的“深描”的征引更是不计其数。格尔兹1958年到达印度尼西亚东部巴厘人驻地，尽管早有人类学家研究过这里的神话、礼仪、艺术等问题，但这里的斗鸡习俗却很少得到注意。格尔兹成就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通过考察斗鸡过程的地方群体表现，他逐层解剖了巴厘人深度的心理认同;斗鸡赌博过程展示的地方文化构成;对斗鸡民俗沉醉的地位与身份之相关性;以及最终从群体心态、气质、本性上解开“斗鸡”(引出的符号系列)在巴厘人心中的“意义结构”。
格尔兹完成的“意义结构”的“深描”和阐释同前辈人类学的功能与行为文化观察不同，他的鸿鹄之志又和许多智者一样，是在寻求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整合起来研究文化。他的成果的显著之处，在于他紧紧“抓住了可以捉摸的符号” [24] ，使难以把握的文化研究落到“实处”而便于讨论，于是，“体现在象征符号中的意义结构”便呈现了，即针对一个具体文化现象进行“在解释之上的理解”和“对理解的理解”。 [25] 格尔兹实际上是在关于文化的心物整合性分析中大胆尝试“ 第三范畴”-“意义”的地位与作用，实为难能可贵。因此，当我们总结格尔兹的成就的时候，主要在于他使用意义-符号系统来解读文化，具有重要的方法意义。
然而，格尔兹的“意义”所附着的各种“符号”是如何在社会组织中生产出来并得到维持的，并没有得到说明。换句话说，他回避了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个要害问题，是一个中肯的批评。 [26]
让我们再回到他的“深描”的层级诠释方法。眼下，在田野调研过程中，人人都可以说获得了如同格尔兹大师般的层层挖掘的本事，然而真的人人如此吗?其鼹鼠“深描”的内容和质地何以保证呢?有可控制的标准吗?笔者认为需要从如下方面加以评估：
肯定学术信度之前提。这是说肯定参与观察者的学术造诣和田野悟性，无疑是研究自信力的保证，应该说所有学科都需要有这样的前提才可以工作。一如我们对格尔兹教授的无比信赖，以及对所有人类学专家那样，都需要肯定其对层化“深描”的能力和专业创造力。
然而即使在这一前提下，鼹鼠“深描”的过程仍有难于把握之处，问题出在诠释理论本身。其理由也很充足，即格尔兹的符号是物化的，还是心性的?不甚清晰。就是说他的符号的涵盖面过大，无固定规则可寻，容易使实行者无所适从。 [27] 因此，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世界上无数归类于诠释人类学的论文(或生吞活剥的套用性论文)势必有可能出现揣摩、附会、琐碎、玄空等无可把握的情形，这也算人类认识论过程中的代价吧?就是说，鼹鼠深挖的方法有缺陷的情况下，导致了对田野点成果的质疑。
就是说，单一“深描”功夫“靠不住”是由符号阐释理论的缺陷决定的。然而即便如此，格尔兹的理论仍然是今日最好的人类学理论建树之一，仍是人类自身认识论中的新论。试对比一下早年功能主义理论发展至今，我们才明了，新旧理论常常不过是因视角和方法不同所下的结论。在学习使用各种理论过程中，其实理论使用之本身也具有选择和交叉整合的状况。
于是我们可以判定，鼹鼠精深劳作的单一理论论文成果的价值是不能代替田野调研的原始资料(未经文饰的)储备，并不能说普查纪录的民族志或民俗志是肤浅的。要知道，参与普查的人不同，那些理论与经验融汇贯通的人所把握的记录框架和不加文饰的事象记录也会是把握最好的。既然单一理论的鼹鼠法是“靠不住”的，那末，就不能不思考如何更新现有的理论，因为一代代人都是这样做的;而更好透视地方文化现象要旨的另一途，则来自蝗虫法的更大区域民族志的长久积淀。如果你打算回访格尔兹的巴厘人住地的话，你仍要重新阅读那里更大范围的地方民族志或民俗志，以及亲自住到那里去。因为这已经是一次新的研究。显然，鼹鼠的深掘需要关心那些“琐碎”的记录民族志和民俗志作品，甲县认定的象征符号或重要事象，在乙县也许无足挂齿，可问题和场景一变，乙县的所谓象征符号或重要事象也会黯淡无光。因此，我再一次提醒每一个时代找“重点“的可疑性。
就像给柳田国男先生讲故事的远野乡人佐佐木喜善氏的作品，如《听耳草纸》那般“脱去文饰”(柳田语)的描述， [28] 因为“脱去文饰”的民族志和第一手参与观察同理论处理过的论文是不可比拟的，论文具有帮助读者认知世界的先导作用，但不能成为比较研究的基本素材;由于理论一定有缺陷，而那些不可胜数的“脱去文饰”的地方民族志和民俗志，才是鼹鼠们获得理论提升和进一步比较研究获得新知的最基本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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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2008-08-04 10:33:5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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