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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阿英、冯沅君等其他学者
属于“俗文学派”的学者，还有：戴望舒、谢六逸、许地山、钱杏邨（阿英）、杨荫深、孙楷第、朱自清、冯沅君、王重民、钱南扬、陈志良、傅芸子、傅惜华、杜颖陶、徐嘉瑞、吴晓铃、关德栋、黄芝岗等人。他们有的是在20年代与郑振铎一起或协助他办刊物、著文和编书的朋友，多数是团结在40年代的“港字号”《俗文学》周刊、“沪字号”的《俗文学》周刊（以及《通俗文学》周刊）、“平字号”《俗文学》周刊周围并在这些周刊上发表俗文学—民间文学文章的学人，当然他们之所论，主要是以戏曲、俗曲、变文、宝卷等为主体的广义的俗文学，也有不少是狭义的民间文学（诸如故事、歌谣和谚语等）文章。[23] “俗文学派”的学者们，横跨于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两个研究领域之间，从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方式从事着俗文学—民间文学的发掘研究，不仅学者人数很多，而且个个都是卓有成绩的人物。作为一个流派，“俗文学派”的学者们，有着共同的学术理念，而作为个人，他们又各有其专攻和特点。
如许地山（1892～1941），福建龙溪人，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湾。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既是杰出的作家散文家，又是杰出的民俗学家。他1923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宗教史与比较宗教学；次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民俗学。他不仅与郑振铎是乡党，又是很要好的文友。所以受郑振铎之托，在大英博物馆为郑抄录过斯坦因盗走的敦煌变文卷子，为郑写作《中国俗文学史》帮了忙。回国后，他先后就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与郑振铎一样，因受司徒雷登一派的排挤，经胡适介绍，离燕京去香港大学任教。在俗文学和民俗学方面，他既有《粤讴》选注（《民铎杂志》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24]和《孟加拉民间故事》（商务印书馆1929年1月版）的翻译和论述[25]，也有《扶箕迷信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和《道教源流考》[26] 以及礼俗研究。他把俗文学的研究与民俗学的研究，统一在一人身上。他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观，集中体现在《〈孟加拉民间故事〉译叙》中。他认为：
民俗学者对于民间故事认为重要的研究材料。凡未有文字而不甚通行的民族，他们的理智的奋勉大体有四种从嘴里说出来的。这四种便是故事，歌谣，格言（谚语），和谜语。这些都是人类对于推理，记忆，想象等最早的奋勉，所以不能把它们忽略掉。故事是从往代传说下来的。……要把故事分起类来，大体可分为神话，传说，野乘三种。神话(Myths)是解释的故事，……传说(Legends)是叙述的故事，……野乘(Marchen)包括童话(Nursery-tales)，神仙故事(Fairy-tales)及民间故事或野语(Folk-tales)三种。……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故事，学者分它们为真说与游戏说二大类，神话和传说属于前一类，野语是属于后一类的。在下级的民族中，就不这样看，他们以神话和传说为神圣，为一族生活的历史源流，有时禁止说故事的人随意叙说。所以在他们当中，凡认真说的故事都是神圣的故事，甚至有时做在冠礼时长老为成年人述说，外人或常人是不容听见的。至于他们在打猎或耕作以后，在村中对妇孺说的故事只为娱乐，不必视为神圣，所以对神圣的故事而言，我们可以名它做庸俗的故事。
庸俗的故事，即是野语，在文化的各时期都可以产生出来。它虽然是为娱乐而说，可是那率直的内容很有历史的价值存在。我们从它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风尚，思想，和习惯。它是一段一段的人间社会史。研究民间故事的分布和类别，在社会人类学中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因为那些故事的内容与体例不但是受过环境的陶冶，并且带着很浓厚的民族色彩。在各民族中，有些专会说解释的故事，有些专会说训诫或道德的故事，有些专会说神异的故事，彼此一经接触，便很容易互相传说，互相采用，用各族的环境和情形来修改那些外来的故事，使成为己有。民族间的接触不必尽采用彼此的风俗习惯，可是彼此的野乘很容易受同化。[27]
许地山虽然是个作家，由于他长期受的西方比较宗教学的教育，故他在思考问题时，毕竟更多地自觉不自觉地从宗教的角度切入。这就养成了他与其他人的不同视角。许地山英年早逝，杨成志主编之《民俗》第2卷第3、4期合刊（1943年12月）辟“纪念民间宗教史家许地山先生”专栏，发表罗致平的《前言》、李镜池《许地山先生传略》和《关于许氏道教研究的信》、叶启芳《追忆许地山先生》、于田《〈扶箕迷信研究〉提要》予以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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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2008-11-2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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