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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下性:时间与民俗传统的遗产化
  作者:彭牧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9-18 | 点击数:1871
 

  五  从历史到当下:时间的浓缩化与空间

  饶有兴味的是,民俗传统在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的遗产化进程中,从具有历史纵深度的遗留物式文化产品变成了当下的行动过程,呈现出瑞吉娜·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所说时间上的浓缩化(temporal thickening),即跻身遗产行列所需时间跨度的缩短。在科尔申布拉特-基布列特探讨文化遗产时间性的基础上,本迪克斯进一步指出,“在我们关注于荣耀文化过去时,我们碰到越来越新生的现象。有人甚至会说,对一些文化创新来说,其遗产化与它们在日常生活的逐渐发展是同时进行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电子文化遗产,”因为技术的迅速革新,已威胁到第一代的电子文化和知识。

  文化遗产化过程中的时间浓缩化的过程其实并不特殊。事实上,这从根本上是从现代化到后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时间、空间和时空关系变化的体现。正如美国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所指出的,“我把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视为空间对时间取得了绝对的优势。现代主义经典在某种深刻和生产性意义上沉迷于对时间的本质的关注,它迷恋深度时间、记忆、绵延(柏格森主义的duree)、甚至是乔伊斯的布卢姆日里的点滴瞬间。”现代性从根本上是关乎时间性的。民俗学肇始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与划分,源于对于过去的怀旧,从根本上而言亦是对于时间的关注与迷恋:“我想,不仅是柏格森,还有托马斯·曼和普鲁斯特,这些现代主义者都迷恋深度时间。这种迷恋实际根源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于是造成了迟缓的乡村时间和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及工业化节奏共存的情况。”关注乡村时间的民俗学兴起时对起源分析、历史脉络的热衷与执着,对古老习俗、传统消失产生的抢救、记录与保护的紧迫感,都深刻地体现出当时历史语境中时间焦点的特质。民俗实践的完整意义被界定为指向过去时代,现代生活中带传统色彩的民俗实践是碎片化的,是遗留物,民俗就是现在中的过去。

  而从1980年代开始,在当下后现代、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生产中,空间已经取代时间成为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杰姆逊称之为时间性的终结,它表现为对身体和此刻的关注:“我将这称之为时间性的终结,一切终止于身体和此刻。值得寻找的只是一个强化的现在,它的前后时刻都不再存在。我们的历史观也受到影响。从前的社会没有一个像我们现在的社会这样,有着如此少的功能性记忆和可怜的历史感。”福柯、列斐伏尔、德·塞托等理论家们对空间的大量论述与探讨,亦反映出学界对社会生活变迁的崭新认识。

  在很大程度上,民俗传统从现代化过程中被关注、建构到在全球层面遗产化过程中其时间维度的变化和时间跨度的浓缩化,正是这一历史过程中时间性变化的体现。民俗传统在遗产化进程中的种种曲折,反映出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化的过程中,当时间性的标准变化之后,相较于多少固定于具体时空、具有边界性的文化遗产,民俗传统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更加难以操纵与控制,因为它充满了流动性,往往是越界的、不断变化的。正因为民俗传统所具有的复杂的时空特点与关系,其遗产化最终是通过指向当下社区主体来实现的,通过社区主体来把握,也即聚焦身体和此刻。

  但是另一方面,从宏观而言,“2003《公约》”的评审和名录列入实际表现为一种面向当下、此刻的空间性并置。因为所列入的各个项目彼此之间并无一种时间线索的序列,强调的都是它们当下在其具体社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也即它们在各自存在空间的意义与价值。由此“2003《公约》”名录体系呈现出一种空间的关系,具体的文化空间从根本上决定了项目的意义,这也是非遗评审与保护实践中反对去语境化,反复强调再语境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虽然非遗项目的根本意义取决于其社区文化空间内原有的意义,但是列入名录(代表作、优秀实践、急需保护)这一举措本身赋予了项目得以超越自身文化空间内部意义的可能性。由于其所获得的“人类非遗”的名号,从而与其他文化空间的实践产生了关联,在全球空间的层级性并置中(世界级、国家级等),获得一种重新的理解与阐释。这样“2003《公约》”本身所强调的文化多样性,亦是一种空间关系,因为不同文化在时间上是同时的,所谓的多元实际上是一种空间上的分布,这也体现为名录希望包括更多的国家,以获得更广泛的地域分布的努力。以此而言,“2003《公约》”及其评审和名录体系体现为一种超越具体地域文化空间的超越性的空间关系,这无疑正是当下全球化时代时空关系的缩影。地方性的民俗传统因其地方性而列入名录体系,却由此获得了超越地方性的能力,显示出地方性与全球性的深刻关联。

  (本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刊物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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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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