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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研读这些论文，我发现禁忌实际是钟先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若所遭遇的故事本文中潜藏着禁忌的话，他都会敏锐地将其揪出，并加以剖析。譬如，他明确指出：“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的女鸟的羽毛或仙女的衣裳被人所藏匿，便不能不受人的支配。一直到她重得了羽毛或衣裳，才恢复了原来的自由。这是显然的禁制思想的表现。”[5](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献给西村真次和顾颉刚两先生P355)钟先生在清水所编的民间口头叙事文学作品集《太阳和月亮》中，竟然发见里面有8篇传说故事包含了禁忌的内容。他说：“在这集子中，像聪明的女子，因把污秽的裤裆布披在头上而失掉了她的机智(《头帕》)，鲁班师的神奇墨斗，因为被装上尿汁而消失了它的灵力(《杨公先生和鲁班先师》)，燕岩的佛像，因被衡量于凡人而不再继续长大(《燕岩的佛像》)，以及走石的败于俗言(《猪泷的故事》)，地灵的制于狗血(《狮形地》)和天子地的坏于回头检物(《天子地》)等，这些，不都是有着深远历史的禁忌观念和行为的反映么？”[3](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价值——序清水君的《太阳和月亮》P359)[4]钟先生点到为止，并没有把禁忌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但在这里，钟先生为我们设置了一条研究路径，禁忌可以说是钟先生为我们锁定的审视民间叙事文学的一个角度。许多民间传承文本，唯有沿着这一路径和角度，才能真正揭示出蕴含的文化内涵。既然如此，难道我们不应该顺应这条钟老开拓的路子走下去么？在钟先生的指导下，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便把民间叙事文学中表现的“禁忌”行为和观念，作为一个“主题”来进行研究。
阅读钟先生的学术论著，我们能够随处发见和享受这种学术思路和机遇。再以《蛇郎故事试探》一文为例，这篇文章完成于1930年9月。在文章的第3和第4部分，对故事中的变形情节进行了极为精彩的阐释，揭示了这种变形在故事结构中的逻辑关系。他说：“蛇郎妻的冤死变形，是这个故事中极重要的情节”。第一次所变的，差不多无例外地都说是“鸟”；第二次所变的有“树”与“竹”两种的不同；第三次所变的较为复杂，有几处都说是金菩萨。许多地方的说法，故事都已在蛇郎妻第三次变形复仇之后终止了。其有未结束的则于第四次仍变回为人，与蛇郎再为夫妇。
钟先生认为，前一处的变形，“似乎不只是平面的形态的差异，或许还当有纵的文化变 递的形迹存在。”由于论述侧重点的缘故，钟先生并没有进一步追寻这条“文化变递的形迹”。但他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即民间故事中的灵魂(soul)与鸟(birds)的关系。围绕着灵魂与鸟互变的主题，我们可以搜寻到大量的故事文本和异文。它们涉及到民间的思维方式、灵魂崇拜、自然崇拜以及故事内在的讲述逻辑等等。进一步，传统的古老的社会观念如何由鸟来转换，如何用鸟的声音(sound)以隐喻的形式表达出来。钟先生的思考是极其深刻和前沿的。
在蛇郎故事中，一般是幼女嫁给蛇而获得了幸福，钟先生对此颇感兴趣并予以了极大的关注。他说：“如我们所知道，在传说、故事中，谈到兄弟姊妹们，同从事于某一项(或多项)工作，而终局占取胜利者，多是最幼的一个。这是不是偶然的呢？不。据学者们探讨的结果，它是远古制度季子权的倒影。这故事中蛇郎妻子的属于幼女，只是一个类例而已。”在这里，钟先生敏锐地发现远古家庭中的季子权等习俗和观念，深印在一些民间文学，尤其是表现了家庭关系的民间叙事文学之中，诸如天鹅处女故事、蛇郎故事、巧媳妇故事、狗耕田故事以及大量其他的两兄弟故事等。钟先生说：“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过季子相续制(Ultimogeniture)，这问题还有待于社会学者们的探讨、证实，但民间故事中这种情节的存在，确乎是无可怀疑的，至少现在口碑中，这种讲述极为丰富。”[3](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献给西村真次和顾颉刚两先生)从这些类型故事，我们可以进入到文献少有记载的民间传统的财产继承习惯法、家庭成员地位差异、民间家庭伦理和家庭或家族情感移位的领域。实际上，钟先生指出了一条用民间叙事文学来复制和演绎民间家庭生活的广阔的学术路径，或者说这是用民间家庭生活来对民间叙事文学的表现空间进行扩张和延伸，将民间生活和民间叙事加以贯通、互诠的文学解读方式。
钟先生的著述或显露或隐含相当广阔的学术空间，我们可以在这神圣而又趣味盎然的空间里尽情地遨游。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2]]钟敬文.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4]钟敬文.钟敬文民俗学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5]钟敬文.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C].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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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央视国际 200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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