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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人文学科，尤其是涉及观念形态的问题，是无法使用演绎推理进行论证的。我们通常使用的都是归纳推理，是从个别知识的前提推论一般知识的结论。你所谈论的其实就是一个用什么方法进行归纳才是“可信”或者有效的问题。我理解你说的整群抽样，应该是与逻辑学上的典型归纳推理相对应吧。我们知道，典型归纳推理是一种不完全归纳推理，因此也只能是一种或然性推理，其结论不具有必然性。那么，你又如何保证你的结论可信或者有效呢？
施：我不敢说我的结论“绝对可信”,我只能努力追求“更可信”.传统人文科学的研究，多数学者都是使用古典的列举式归纳，即全称归纳，这种归纳法表面上看起来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好像很有说服力，事实上作为样本的事例，全都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主观设定从文献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如此抽取的样本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其结论的有效性非常低。而我使用的是随机抽样，这在理论上是相对可靠的。虽然我也将样本群设定为“具有深远影响的英法文汉学原典”,但这个设定与我要讨论的话题“16-18世纪欧洲人理解的中国龙”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会对该话题的结论形成干扰，因此可以将这种设定结果视做有效的整群抽样。反之，如果我将样本群设定为“对中国持赞赏态度的汉学作品”或者“对中国持批判态度的汉学作品”,那就不一样了，这样的设定一定会对“16-18世纪欧洲人理解的中国龙”形成直接干扰。当然，我也可以将样本群设定为“影响不大的英法文汉学原典”,理论上来说，这个样本群的有效性与“具有深远影响的英法文汉学原典”样本群的有效性是一样的，都不会对该话题的结论形成干扰，可是，实际上我在图书馆很难找到这些“影响不大的英法文汉学原典”,现实中没有可操作性。所以，对样本群的选择，并没有特别的针对性，主要是基于现实条件的许可，哪条途径有利于操作，就走哪条途径。
廖：你说的样本群的确定，其实也是你前面提到的“边界”的划定吧？
施：是的。所谓“边界”,是一个通俗的说法。统计规律只适用于同类的随机事件，就像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民意调查一样，只有调查美国民意才是有效的，调查中国民意日本民意韩国民意都是无效的；同样，只有随机抽样才是有效的，只调查支持者或者只调查反对者都是无效的。所以说，统计规律的有效性包含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同类事件”,二是“随机事件”.我所说的“边界”,既包括对于同类的限定，也包括对随机样本群的选定。
廖：《龙的政治》一文中，将资料来源限定在二十四史的“礼仪志”和“舆服志”,就是为了将样本限定在“同类事件”的范畴内吗？
施：是的。不仅统计分析必须基于同类事件，比较研究也必须基于同类事件。尤其是历史观念变迁的研究，我们只能用同类事件进行比较，才能画出它的变迁轨迹，得出相对可靠的结论。中国古代的龙观念过于复杂多样，所以，后代皇宫中的龙纹，只能和前代皇宫中的龙纹比，不能和前代龙王庙中的龙王塑像比，也不能和民间传说中的山水龙王比。许多龙学家一写起文章来，就各取所需要地将来自不同渠道，代表不同阶层的龙观念煮成一锅粥，粥是不能成型的。
廖：那么你所据以分析问题的样本的“同类”标准是什么？
施：龙形象话题是文化观念的问题，观念形态“类”的基础主要是基于观念主体的类别。龙形象的变迁，归根结底是人的观念的变化，把人的类别划分出来了，相应的样本类别也就大致划分出来了。以《龙的政治》为例，此文所采样本即官史“舆服志”的观念主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行为主体--帝王，二是书写主体--史官。虽然许多野史笔记、民间传说也记录了帝王与龙的关系，但由于记录者身份不统一，我们无法对他们提供的材料做出“同类”的判断，所以我将目光集中在官修正史上。即使在官修正史中，与龙相关的事例也极其复杂，数量庞大，一篇文章无法承载整个二十四史龙观念变迁这么大的话题，于是，我将目光进一步缩小到帝王的舆服制度上，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资料集合，在这个集合内可以较充分地进行比较研究，勾画龙纹在历代帝王生活中的变迁史。
廖：既然有关龙的资料如此庞大，那么所谓的“类”肯定也很多，你为什么选择这一类材料而不选择那一类材料，这中间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施：主要是考虑可操作性。理论上说，可以用来做变迁史研究的龙话题非常多，比如历代民间传说中龙形象的变迁、历代祭祀活动中龙形象的功能变迁、历代龙王庙建庙史、历代龙瑞与帝王态度，诸如此类，每一个话题都很有意思。可是，话题虽好，材料难找，而且就算找来了大量的材料，如果材料分布不均匀，时间不连贯，内容丰俭不一，支离破碎，种种问题都可能让比较研究陷入困境，需要仰赖作者的历史想像去弥补和填充，如此，可信度也就大大降低了。二十四史的材料好就好在记录对象相对稳定、写作体例相对稳定、记录者的身份和学识相对稳定，而且年代没有中断。内容具有稳定性、时间具有连续性。如此完整而统一的材料，在整个世界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因而自然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自足的“类比链”,没有比这更好、更方便的类比史料了。所以，我很自然就想到了要利用二十四史来做变迁史的研究。说到这里，我想再补充谈谈曾经有过的一个设想，本来我计划做一篇1949年以后的龙观念变迁史，由于这一时期的龙文化资料过于庞杂，很难归纳，我计划将1950-2000年的《人民日报》作为取样边界，采集其中所有涉及龙文化或者龙观念的文章。可是一进入具体操作，发现这条边界划得太宽，工作量太大了，所以我又将边界缩小到龙年的报纸上，即1952、1964、1976、1988、2000五年的报纸，可是这样一来，样本数量似乎又嫌不足了。于是，我再次将取样边界调整为北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三大报五个龙年的报纸。这项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自己的学术兴趣发生转移，未能将之继续下去。为了补足建国后龙文化史的叙述，只好改为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通过检索“龙图腾”的被引频次，对龙图腾的接受史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数据分析，写成一节“龙图腾在1980年代的勃兴”,将之归入到《龙与图腾的耦合》一文中。文章虽然没做成，但我认为这种思路和方法是可取的，因此说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廖：还是以《龙的政治》为例吧，既然你从取材上就已经将自己限定在一个窄小的范畴内，既没有关注到民间文化，也没有关注到精英文化，只是从皇宫那么一小块天地来看龙纹的变迁，甚至宫廷内部的口头传统你都没有涉及。据我所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就曾提及一些宫廷内部流传的龙传说，可是你都没有加以关注。从这么单一的材料中得出的结论，会不会过于片面？
施：当然存在片面性，但我认为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首先，龙与帝王的关系是龙文化中最重要的矛盾关系，理清了这对主要矛盾，对于理解其他矛盾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其次，设定了严格样本边界的研究，其结果虽然具有片面性，但是更具可信性，我自认为比那些面面俱到却胡说八道的龙文化研究强得多。就如盲人摸象，我虽然只摸到了一条尾巴，可是，我会明确告诉读者我摸到的只是尾巴，我如实地向读者描述了一条实在的尾巴。至于为什么不使用溥仪提供的样本，是因为回忆录不属于官修正史，不在《龙的政治》所设定的样本边界之内，而且口头传统中的龙形象与舆服制度中的龙形象，是互为异质的材料，无法归入同一类别，因而不能作为比较研究的样本。事实上，我手头还有许多难得的文献资料，都没能在“传说中国”的写作中派上用场，尤其吴真博士和彭伟文博士为我搜集了许多港台和日本的学术资料，可是几乎全都没能用到写作中，很对不起她们的好意。资料虽然难得，可是，每篇文章所设定的样本边界都无情地限制了我对这些材料的使用。是我自己心目中的科学理念限制了我的取样自由。借用闻一多先生一句名言，学术研究是“戴着脚镣跳舞”,不过，这脚镣不是“别个诗人的脚镣”,是自己给自己戴上的脚镣。
廖：还有一个问题，在《龙与图腾的耦合》中，你的中心话题是“龙图腾”，可是，你却用了大量的笔墨去介绍那些与龙图腾关系不大的泛图腾研究，如果我是语文老师，我会判你中心不突出，行文啰嗦累赘。现在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施：这一点，要和《16-18世纪欧洲人理解的中国龙》结合起来看，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每本书中所有涉及龙文化的文摘都罗列成表，通过对这些列表的简单分析，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龙与皇帝的关系虽然不是龙与中国人的惟一关系，却是最重要的关系。借助这些图表，我们知道在早期欧洲人的眼中，龙就是中华帝国的皇帝纹章、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如果我只是单项地列举欧洲人眼中龙与皇帝的关系数据，龙学者们就可以举出大量与帝王无关的有关龙象、龙脉、龙王、龙舟的个案来反驳我，指责我以偏概全。所以，我自己主动将同一语境下的正反面信息全都呈现出来，先将反驳者的嘴堵上，然后让读者通过统计数据来做出和我一致的判断。这个判断是我进一步论述的前提，我必须先将这个前提夯实了，才能让读者相信我后面的其他论述。同样的道理，在《龙与图腾的耦合》中，我不惜在“图腾主义的泛滥”,以及“被忽视的龙图腾”等问题上花费大量笔墨，逐一介绍诸多图腾学者各不相同的图腾学成果，指出龙图腾在这些学者笔下的图腾家族中，分别排在什么位置，占据什么地位。目的是为了向读者呈现1930-1940年代抗日救亡语境下中国图腾学的整体面貌，说明龙图腾并不是当时图腾学界的主要选择对象，以破除读者心目中的“龙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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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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