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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流动
文学地理学四大领域之四，是“动”字，动是对事物原本的状态和位置的改动和推动。《吕氏春秋》讲“阳气始生，草木繁动”，高诱注的时候这个“动”就是“生”，把“动”和“生”并列，“动”是生命的表征。无论是区域的类型、文化的层分、族群的组合，只要它一流动，就产生新的生命形态，就产生文化之间、文学之间的新的选择、新的换位、新的组接和新的融合，就可以在一种变动的情景中来锤炼文学的品质和性格。比如在广东、江西、福建、台湾这些地区有一个客家民系，就是秦汉以后两千多年间中原的汉人南迁、在唐宋以后形成具有自己特殊的方言和文化的一个民系。
广东梅县的客家诗人黄遵宪在《己亥杂诗》中说：“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中原人士一旦进入了赣南、粤北、闽西的山区，就变成了山里人，形成了一种刚直刻苦的性格。比如他的歌叫山歌，客家山歌，有山乡的趣味，像有一首，“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后树山多；山间山田荫山水，山下山上唱山歌”。在客家民系中，最早的著名人物就是唐朝开元年间的贤相张九龄，他是曲江人，也就是现在广东的韶关一带。他的祖籍是河北范阳，范阳就是现在河北涿州。他的曾祖父到韶关当官的时候，遇到隋唐之际的混乱，定居在那里。张九龄当过宰相中书令，刚直不阿，所谓“曲江风度”。唐玄宗开元年间，他曾上书请求杀掉安禄山，因为安禄山在一次战争中打了败仗。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一想起张九龄就掉眼泪，没有听他的，“每思曲江则泣下”。
清代编的《唐诗三百首》，开头两首古诗就是张九龄的《感遇》诗，第一首用兰花桂花来比喻高洁的性情，诗中写道“草木有本心”，草木有自己的本身的心；“何愁美人折”，兰花桂花很高贵的，它有自己的精神境界，不求美人摘它回去插在花瓶里才有价值。第二首写道，“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橘子树经冬还是绿葱葱的；“自有岁寒心”，什么叫“岁寒心”呢?《论语》中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经历寒风冷雪的考验，才知道草木中松柏是最后掉叶子的。他不愿意做桃花、李花争俗斗艳，所谓“曲江风度”，其实是一种文化追求。
空间的流动往往可以使流动的主体眼前展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区域和文化视野，这种“双世界的视景”是很重要的。有了两个世界的对比，可以接纳、选择、批判的东西就多了。比如鲁迅，他1919年12月离开北京回绍兴，准备把祖屋卖掉，带母亲和妻子朱安到北京定居。这时的鲁迅已然不是当年绍兴的周树人了。自从他的家道中落、饱受世态炎凉之后，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到了南京读到《天演论》，到了日本接触到尼采、易卜生、拜伦、裴多菲的思想和文学，又在北京感受过新文化运动，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他在这么多姿多彩的地理区域和文化领域里流动，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家乡，他的故乡观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两千里、别了二十年的故乡，天气阴晦，冷风吹到船舱里面来，远远看到几个萧索的荒村，心不禁悲凉起来，这就是我二十年前的故乡吗?鲁迅的三篇小说(《故乡》、《在酒楼上》和《祝福》)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中写成的。
文学地理学的三条思路
整体性、互动性和交融性，是文学地理学的三条思路。地理学给我们展开一个很大的空间，材料是分散的、零碎的、纷繁复杂的，要从横向上整理出它的类型，又要从纵向上去发掘它的深层意义，因此需要有一种非常有透视性的文化思维方式。
首先是整体性的思想。就是从中华民族这个文化共同体的整体性来考察一些具体的专业性的问题，把博通和专精统一起来。
其次是互动性的思维。我们分出不同的区域文化层面和族群，不是要把它割裂开来、孤立起来，而是为了更好地看它的特征，看它在互动的过程中的功能，看它的转化，看它轻重、浓淡、正反、离合间的那种文化网络。
再次是交融性的思路。讲整体性、互动性，更高的追求还是要融会贯通，然后在贯通中进到一种化境，在交融中创造新的学理。
地理是文学的土壤，是文学的生命依托，文学地理学就是寻找文学的土壤和生命的依托，这样才使我们的研究对象变得开阔，研究方法变得深入。如果文学地理学是个大房子的话，以上谈到的四大领域、三条思路，就构成了文学地理学四大开间、三级台阶的学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3-16)
(根据2010年元旦作者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演讲录音整理，分两期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2日、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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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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