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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舜传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接姑姑迎娘娘”的仪式活动是八十年代末期逐渐恢复起来的。分为“三月三接姑姑”与“四月二十八迎娘娘”两场的走亲仪式曾经很自在地在汾河两岸如期演义，但是，自近代以来，它却一再遭遇衰亡的危机。实证主义与科学、理性引入中国，不仅在专业知识生产领域，而且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占据统治地位，这造成了对与民间信仰有关的传说和仪式极不友善的社会氛围。古史辨学派在知识圈内对于尧舜叙事作为信史的证伪，更是直接动摇了传说和仪式活动的信仰基础。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针对这种典型的“四旧”采取“秋风扫落叶”的打击，相关的活动果真偃旗息鼓了。这与现代知识分子的预期正相吻合。然而，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却意外地给古史传说及其仪式活动带来了复苏的转机。发展到2001年以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蓬勃兴起，它们更加令人意外地居然得到了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承认。
据甘亭镇李宝玉老先生说，走亲仪式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就难以正常开展了。那时日本兵的一个小队驻扎在羊獬村。每年三月初到时间，村民惧怕日本人骚扰接姑姑活动，就在主要执事人闫吉连、闫长顺、张纯仁等人的秘密组织下，三、五成群地悄悄从北门和南门出村，绕道到河西汾河滩集中，焚香礼拜，然后徒步上历山接姑姑。
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羊獬村民又与往常一样敲锣打鼓，成群结队虔诚地。进行接姑姑仪式。然而，到后来的“反右”、“四清”、“文革”时期，羊獬村民接姑姑的活动又由公开转为地下。一些村民以多种变通的方式传承着活动，有的人还遭受了牢狱之灾。当地人能够回忆起来从1970年往后每年都有哪些人偷偷到历山接姑姑。据王满斗先生回忆：1971年是我一个人担起接姑姑的任务。闫财儿拜托我，说我年纪小不容易被发现。我一人骑自行车，姑姑灵位写在黄纸上揣在怀里。闫财儿是闫玉福的叔伯弟兄，从解放前就开始管接姑姑的事情。我没出发之前，我们就商量好了，如果路上碰见人问，就说是上山买红薯苗子，因为季节正合适。三月三当天去的，几个小时就骑到了，11点多就到庙上，对方有人等着我。几个人烧香磕头，历山人写好的姑姑牌位给我装好。我又骑到万安，在杨百福家里烧了香，还按原来路线骑的，不敢住，当天就回。
薛东才、王开源等7人在1982年5月19日(农历四月二十六日)因接姑姑一事，涉嫌传播封建迷信被捕，拘留十五天;王文化、薛海水、张忠义、王开源等在1985年农历三月三日接姑姑时，因敲威风锣鼓、打鸾驾、彩旗等，被甘亭派出所拘留七天。直到1988年春，辛子平、王文化、张永祥、闫之动、胡来管等还因筹建姑姑庙(已建至上梁)被拘留到甘亭派出所，建造中的庙宇也被拆[14]。
在庙宇修复之前，人们到庙的遗址举行仪式。1987年，由甘亭镇政府出面，在北羊獬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决定在羊獬村的唐尧故园废址上修建建筑物(当时称为“甘亭镇养老幸福院”)。村民以树枝稻草仿古结草庐、搭门楼，以木板帐篷搭建戏台，举办了庙会。到1989年，县、镇两级政府明确决定重建唐尧故园，开辟人文旅游景点。南北羊獬两村群众闻之雀跃，庙会也越来越红火。这年大约有800多人的队伍去接姑姑。
历山的复建也始于1987年，1990年民间筹资建成了姑姑庙。在1991年修复历山原有庙宇的申请得到县政府的批准。1992年政府主导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历山古迹的修复工作。从此，围绕走亲的仪式活动所形成的官方与民间的冲突就转化为合作，走亲仪式重新成为地方上的正当节庆活动。
从2001年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国内的广泛传播造成了一种迥异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价值尺度的思想气氛，作为“伪”历史的传说被承认具有真价值，旧风俗成为新认定的遗产。在这种大潮中，洪洞县在2006年3月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组，成立了相应的保护中心，制定了中、长期规划，《洪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洪办发[2006]16号)也适时出台，决定以“三月三”民俗文化为突破口进行普查和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县长助理李骏虎及当时任甘亭镇书记的周希斌在“三月三”民俗活动申遗启动仪式上发表了宣言式的讲话，启动了全面收集尧舜、娥皇和女英的传说和仪式习俗的普查工作。
2006年8月25日，洪洞县政府在甘亭镇羊獬村召开了“三月三”民俗文化申遗专家论证会，分管意识形态、宣传、群众文化的机构都有代表参加，它们的出现是为了给这项民俗活动正名，与以前的打压相比，这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2008年6月14日是中国的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国务院在这天正式公布了第二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习俗出现在名录中，成为国家正式承认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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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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