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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永逸]庙宇宗教、四大门与王奶奶
——功能论视角下的燕大乡土宗教研究
  作者:岳永逸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7-01 | 点击数:1550
 

  遗憾的是,以奉宽、顾颉刚、燕归来簃主人等人为代表的记述,并没有揭示“活生生的人神”王奶奶在信众敬拜实践中“活生生”的一面,大抵停留在旁观者式的冷静素描———“冷描”,有着“游客之学”的共性。同样,因为少了四大门内部知识的踏查,不知四大门宗教乃“拟人的宗教”———四种神圣的动物前加以人的姓氏之特性,[67]周振鹤较为深入的观察、记述与讨论,也未能指出王奶奶与胡二爷、柳修因之间的关系,[68]同样止步于“冷描”。虽然陈永龄和李慰祖的乡土宗教民俗学志少有参考奉宽、顾颉刚、周振鹤等前人的成果,研究也不是无可挑剔,且大抵有着比较和诠释相对浅薄等不足,却有了真正化身为信众中的一员,与之一同敬拜的热情和实践,从而带有温度和情感地“热描”出了四大门宗教的知识系谱,无意中厘清了四大门宗教与王奶奶敬拜、庙宇宗教、朝山进香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简言之,该逻辑关联如下:在京畿之地信众的宗教学中,胡二爷-胡仙-狐狸和柳修因-柳仙-蛇(长虫)等四大门是王奶奶的下级。王奶奶又听命于老娘娘。香头不仅仅有着四大门上身附体的异态,还需要得到高居东大山(丫髻山)抑或西山(妙峰山)之金顶的王奶奶、老娘娘的认可,前往“开顶”,以此完成从边缘性附身(peripheral possession)到仪式性附身(ritualpossession)的转型,[69]才有在家居内外的日常生活中服务于社区与信众的功能。为了保持其超自然能力,抑或“催功”,香头得年度例行性地在庙会期间前往丫髻山或妙峰山等圣地“朝顶”,将之与王奶奶、老娘娘之间的沟通交流常态化、制度化。[70]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前述的朝顶香道上同时供奉有王奶奶和老娘娘的众多茶棚。而且,如前文所述,以王奶奶为总管的四大门宗教影响到包括丫髻山、妙峰山等庙宇香火的兴旺,其在信众中的口碑、势力,甚或超过主神老娘娘。

  在平郊村村民村外的庙宇宗教实践中,四月初一至十五妙峰山庙会主要是宗教的,四月十一小口庙会和四月十八北顶庙会则主要是经济与市集交易的。在1940年前后,平郊村村民前往妙峰山朝拜的老年人会乘坐村里大户人家因许愿而还愿的大车,在妙峰山下住一晚,次日朝顶之后再回村。与此不同,部分青年人多会骑单车,当天往返。实在去不了的,也要在庙会期间,在自家的庭园中,对着妙峰山的方向,“顺一股香”,以示虔诚。同时,因为王奶奶和四大门的关系,平郊村与周边的东杨村七圣神祠、萧各庄地藏寺、六眼口增福庵、西杨村永安观之间有着亲疏不一的关系。

  在平郊村西南数十步的东杨村七圣神祠,主祀关帝,但王奶奶的香火远胜关帝,远近村民都称呼此庙为“王奶奶庙”。该庙中的王奶奶与当年顾颉刚在妙峰山见到的王奶奶非常相近,是位身着蓝布衫,慈眉善目,手持旱烟袋,旁有拐杖的老妇人。塑像边,有村民还愿时奉献的三寸金莲。关于具体的敬拜情形,除提及平郊村的杨则锦家常有人来此烧香之外,陈永龄还列举了东杨村每天早晚到王奶奶殿敬拜的詹姓妇人和每逢初一、十五来此烧香叩头的东杨村张顺的母亲,并记述了她们坚持前往烧香敬拜的缘由。前者是因为四大门要詹姓妇人顶香当差,后者则是因为王奶奶指引应完官差后回家迷路的张顺平安到家。此外,距离平郊村一里地的六眼口村增福庵和距离平郊村约二里地的西杨村永安观,虽然主祀神都是关公,但在增福庵正殿西边的小屋,供奉着王奶奶,而永安观内则直接供有四大门的神龛。[71]

  如果说研究平郊村庙宇宗教的陈永龄对王奶奶相关敬拜描述还是粗线条的远景,那么李慰祖则全面细致地“热描”出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平西北郊区王奶奶敬拜的全景,尤其是微观近景。西直门外大柳树村关香头在王奶奶下神附体时,道出了王奶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其口中,东山(丫髻山)王奶奶也是凡人成神的肉胎仙,其生前生活苦楚。在丈夫死后,她与傻儿子相依为命,最终在丫髻山铁瓦殿坐化。[72]与1929年妙峰山上的王奶奶已经凤冠霞帔呈菩萨状不同,1940年前后平郊香头家供奉的王奶奶仍是活生生而朴实可亲的人神,成老妪状,有着年画般的喜感:

  在成府槐树街李香头“坛口”上,有东山王奶奶的塑像,是一个老妪的样子,端然正坐,头现佛光,白发参差,面皮上有皱纹,喜笑慈和,渥赭色的面孔,穿着黄色道袍,遍身全团花,座下列着一个“聚宝盆”,中间放着财宝。在王奶奶左肩之下,塑着一个农童,短衣秃袖而立,腰间系着褡包(束腰的带子),右手执着皮鞭,左手牵着一匹小黑驴。这是王奶奶的儿子,名字叫做“傻二哥”,又叫做“王哥哥”。……坛口上,还与王奶奶预备烟袋一份,菠菜绿的翡翠烟嘴,虎皮乌的烟杆,白铜烟锅,靑缎烟荷包,供在龛的旁边。……王奶奶下神的时候,便要吸关东烟,吸起来,烟便永不离口,并且要喝小叶茶(即较好的香片茶),喝完一碗,跟着又喝,有时喝的很多,并且有时饮酒,但是不用菜品佐酒,这都是王奶奶每次下神的惯例。[73]

  在朝顶时,虽然是以王奶奶和老娘娘为上级神灵的这些香头在组织张罗,朝顶却已经成为这些香头的香坛所在社区的事情。善男信女,尤其是在香坛治好的病人,纷纷助钱、助力、助车,助香烛、香油、毛巾、毛掸等物。朝顶之前,人们还要在特定地点“开山”,以商议所有朝山事务,从而各司其职,分头行事。在此过程中,坛口是核心单位,进而形成了“朝山会”:

  香头各“门”(系统)有各家的组织,结合的各团体,均都世代相传,团体的行动最重要的是进香朝顶。每个“坛口”是团体的单位,若干同门的“坛口”(从一师相传的坛口)组合而成为“会”,例如西直门丁香头便有“海灯会”,这个会朝顶的时候,以香油为主要的供品,刚秉庙李香头的会为“蜡会”,其供品以蜡烛为主,诸如此类,此外还有“清道会”以笤帚为主,“掸子会”以毛掸为主。海淀张斌香头本门的“会”创于清季乾隆二年,定名做“五顶长陞子孙老会”。会中有旗帜作为标记,旌旗存在张香头的师哥西直门外大柳树王奶奶坛上。因为后者在本门香头之中,辈数最大,所以同门共推她作为“把头”(会头)。这个会以“五顶”命名的缘故,是因为每年按期朝拜“五顶”。“五顶”便是天台山,丫髻山,妙峰山,李二寺,潭柘山的岫云寺。[74]

  显然,在相当意义上,因为热描,李慰祖针对四大门香头的研究揭示出了奉宽、顾颉刚等人列举的百十挡妙峰山香会时不应忽略的部分“本相”。即,相当一部分朝顶的香会其实是以四大门宗教为支撑的。平郊村南半里地左右的肖家庄村民李瑞,曾经给西直门丁香头的海灯会到妙峰山进香助善。在募捐油钱之后,李瑞他们就在各捐户门前贴一张“香报子”。也即,曾经让顾颉刚痴迷的“香报子”有着两种来源:一种是香头所贴,一种是“朝顶善会”所贴。[75]这种来源上的差别,也是奉宽、顾颉刚所忽略了的。换言之,在当年具体而微的信仰实践中,正是因为与四大门之间的渊源,周振鹤所见的妙峰山王奶奶以及老娘娘的香火才如此兴旺。当年的周振鹤没有再进一步关注北京的四大门宗教,李慰祖也并未亲往妙峰山实地调查,其参考文献也未见提及周振鹤的《王三奶奶》。然而,正是这些前赴后继又各自为阵的研究,才使我们今天得以了解20世纪前半叶,北京地区关于王奶奶以及老娘娘信仰的全貌。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吴效群等人又写出了可圈可点的关于妙峰山的民俗学志。这些在改革开放后重新走向田野的研究,因为各自的出发点和理论关怀不同,在强化当下和听得到的“口述”历史的同时,差不多完全忽略了王奶奶曾经作为四大门宗教阶序神灵之一的社会事实。吴效群更是将王奶奶解读为天津香客用以与北京香客进行政治文化较量和宗教权力争夺的符码,并将王奶奶视为天津人的“碧霞元君娘娘”。[76]与有着重回田野而兴奋的吴效群在历史的迷障前的迟疑不同,在其精彩的胡仙研究中,偏重于文献诠释的康笑菲则将妙峰山的王奶奶编织到了北中国女神信仰与胡仙信仰的历史长河之中,大气磅礴。在列举了周振鹤、顾颉刚、李慰祖等人的记述后,康笑菲写道:“尽管资料之间存在差异,显然王奶奶的崇拜源自于民众关于胡仙的信仰,并且王奶奶本人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女性灵媒和其他边缘化女性的代表,这些女性灵媒和边缘化女性在当地社区生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对妇女有着特别的吸引力。”[77]进而,康笑菲将北中国乡土宗教历史长河中的西王母、碧霞元君与王奶奶原本有着时间先后顺序的三位女神并置,看到了这三个女神的官方属性和个体特征不但代表了历时性升迁等级的不同阶段,而且也是同一种敬拜共时性兼有的不同面相。最终,康笑菲毫不吝啬地赋予了20世纪初叶才在京畿之地兴起的王奶奶这一“活生生”人神以巨大的文化内涵、价值理性与诗性。[78]

五、功能论对中国乡土宗教研究的推进

  多少有些遗憾的是,虽然基本摒弃了“迷信”一词,但明确提出庙宇宗教的陈永龄并不决绝。按照经世济民、强国强民的功利主义视角、当时盛行的片面的科学观和对于民众教育、乡村改造等革命发展之逻辑,陈永龄在文尾将其浓描的庙宇宗教归结为了是百害而无一益,需要率先破除与改变的“消极、自私、出世的宗教”。[79]长时段观之,虽然明显有着作者自己也坦诚的这样那样的不足或遗憾,但是功能主义引导下的以四大门宗教和庙宇宗教为主体的乡土宗教民俗学志显然意义非凡。

  首先,它尽可能摆脱了既有的“迷信”观,直面民众的敬拜实践。以“宗教”命名此前精英用“迷信”指代的社会事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称贺的巨大进步。要提及的是,卢沟桥事变前,同样是在功能论影响下的燕大学生李有义在对山西徐沟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对徐沟的农民而言,宗教“不是信仰,乃是生活,不是空虚,乃是实在”,而且人们的整个生活都交织在宗教之中,日常生活没有一样不受宗教的影响。[80]其次,研究者不但实地观察,还以身试法,与村民、香头、求香者成为了朋友。在相当意义上,实现了方法论的革新。第三,正是因为亲力亲为,调查不再是站在门外式的冷眼旁观或默观,研究的对象不再仅仅是被对象化的他者,研究者自己与合作者之间的互动也成为了观察、记录、分析的对象。与此同时,书写不再是一定要强调所谓客观真实的“冷描”,而是主观的、有着温度、烟火气息和情感的“热描”。惟其如此,才给我们保留了丰富而鲜活的七八十年前北平乡土宗教的实况,也才有了这里对当时的神灵谱系和王奶奶敬拜全貌勾勒的可能性。此外,还有数点需要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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