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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刚]“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
  作者:朱刚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9-13 | 点击数:1400
 

      以中国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族长调民歌”(Urtiin Duu:Traditional Folk Long Song)为例,其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跨界共享的非遗项目申报和联合保护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路径。2008年一共有90 个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2001 年、2003 年和2005 年由教科文组织宣布的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在公约生效后自动转入该名录;中蒙两国共同申报的“蒙古长调民歌”于2005 年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9 年,中蒙在呼和浩特联合召开保护蒙古长调协调会,标志着该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后,两国政府共同制定的十年保护计划正式开启。回顾该项目的申报过程,首先是中国有关部门考虑到教科文组织鼓励联合申报的精神及联合申报不占申报指标的优势,通过外交途径主动联系蒙古国政府,表达了联合申报的意图,同时建议两国互派申报考察团商议申报文本的准备。虽然沟通的过程不如预想顺畅,但由于联合申报是中蒙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中国政府有关部委、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利用各种途径及资源从中协调,积极促成了中蒙两国联合申报协议书的签订。两国于2005 年6 月向秘书处提交了联合申报书,同年11 月该项目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此后,由双方共同组成的专家组在中蒙两国联合开展了田野调查,整理、收集了五百余首蒙古长调民歌,并对长调的历史发展、传承现状、传统曲目等情况进行调研,针对各地不同情况提出相应的保护建议。蒙古族文化属于典型的草原游牧文化类型,虽然没有大型的人文建筑和景观,但其口头传统十分发达,史诗、民歌、说唱、故事等民间文类一应俱全且特色鲜明。按照教科文组织以社区为中心的方法论,即使遗产拥有者分布于中国、蒙古国甚至是其他国家,也应该将其认定为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共同体”(cultural community),进而从整体上考虑该遗产项目对各地传承社区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应该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先例,在中蒙“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既是可资借鉴的成功个案,亦是展开更广泛合作的信心来源。

      “一带一路”国家联合申报的20 个案例(见上表)都值得进一步深入其申报文本尤其是保护措施去进行逐案分析。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成功的联合申报大都基于遗产拥有者所属的社区在历史、文化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共享相同或相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在现实中又居住在不同的地理疆域,如果不通过文化保护项目上的国际合作,是不可能以文化共同体的身份,在国际法的范畴内确认其遗产的价值并对遗产加以管理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常说2003《公约》为国际合作确立了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准则性框架。

      三、多国联合申报的挑战:沙士木卡姆音乐的启示

      前文述及,在教科文组织列入相关名录和名册的429 个非遗项目中,仅有30 项属于多国联合申报,占比不到0.07%。郭翠潇的文章通过逐年统计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联合申报项目占比不大,但呈现上升趋势;联合申报项目的国家明显增多,中亚国家、阿拉伯国家联合申报合作密切。”[19] 实际上,除了具备相应的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等条件外,从组织申报的程序上看,多国联合申报往往比独立申报要复杂许多;而遗产项目列入名录之后,此前联合提出的保护措施是否能够得以实施,更是面临着种种挑战。在前文述及的“一带一路”国家的20 项联合申报项目中,我们不妨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联合申报的遗产项目“沙士木卡姆音乐”(Shashmaqom Music)作一个案分析。

      该遗产项目于2003 年被宣布为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8 年自动转入“代表作名录”。由于两个缔约国之间历史上的杂居、交融,以及苏联解体后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文化、政治上的矛盾和冲突,该遗产项目在国际合作的层面展现出前后不太一致的动向。塔吉克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9 世纪时建立了以布哈拉为都城的萨曼王朝,长久以来就与乌兹别克突厥部族杂居,但一直维持着以塔吉克语为主要标志的民族认同。近代,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政策彻底改变了中亚的历史版图。以民族为边界和认同的政治化进程,催生出了中亚的五个自治共和国。塔吉克共和国加盟苏联之初,隶属于乌兹别克共和国,1929 年升级为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塔吉克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其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在文化上开始寻求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自我建构。[20]从深层次来看,塔乌两国的矛盾和争议,主要还是苏联中亚民族国家划界之消极后果的历史遗留问题,或者说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能源及利益之争。[21] 抛开国家政治之间的较量,两个民族间彼此通婚、关系融洽,也有大量人口居住于对方领土之上。两个族群的国家意识大于民族意识,这也是2003 年两国能实现联合申报的主要原因。

      两国联合申报之际,乌兹别克斯坦已有“博逊地区的文化空间”于2001 年被宣布为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而2003 年塔吉克斯坦仅有“沙士木卡姆音乐”这一个共享的项目入选。在乌兹别克斯坦,有关文化遗产的讨论只要涉及民族和地域,就会充满争议,虽然其官方的口径宣称其民族认同具有族群和地域上的包容性,并且与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文化多样性的概念相一致。有学者认为,塔吉克文化在很多方面需要依托于乌兹别克文化,才能使其遗产在全球范围得到确认。[22]值得注意的是,沙士木卡姆音乐联合申报时,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次在国际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中表达了其与塔吉克文化遗产密不可分的论调。在申报书中,我们也能看到有关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共享相同的音乐形式,仅仅是使用的语言有所差异的表述。这与现实中乌兹别克斯坦意识形态中有意剔除其与塔吉克文化的关联有较大区别。1929 年以来,文化与遗产一直都是两国争夺的主要对象。布哈拉、撒马尔罕两座塔吉克人口占优势的历史文化名城划归乌兹别克斯坦,但两国均坚称它们是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当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开始时,两国其实都想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对外输出其关于文化和领土的主张。

      对于塔吉克斯坦来说,不论是物质或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其有可能向教科文组织提交的对象都位于或起源于乌兹别克斯坦现有领土上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就算是其一直想树立的中亚第一个伊斯兰王朝即萨曼王朝的文化旗帜,其历史上的主要城市现在也都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境内。另外塔吉克斯坦国土面积较小,居住于国内的塔吉克国民甚至比国外的塔吉克族人数还少。据统计,阿富汗有820 万塔吉克人,而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塔吉克人仅有620 万人,另外还有140 万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23]

      沙士木卡姆是一种宫廷古典音乐形式,拥有复杂的旋律、成熟的诗歌体系、优美的节奏,这是一种对听众要求很高的艺术形式,本质就在于听众与表演者之间自发的对话。[24] 在苏联时期,该艺术形式一度被音乐学家认为是老旧的单声部音乐。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该艺术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同时也和两国的民族认同产生了关联,进一步在两个国家中发展出了不同的变体。在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后,沙士木卡姆立即就被提升到该国杰出的音乐文化之象征的高度:这是一种优秀穆斯林和优秀国民应有的高尚文化追求,也是正直的人格个性与民族身份之文化修养的必要组成部分。[25] 而塔吉克斯坦独立时却遭遇了政府危机并爆发了内战,20 世纪90 年代时沙士木卡姆被边缘化,沦为一种主要分布于“北方”的音乐形式。[26] 塔国内战结束后,在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协助下,沙士木卡姆作为国家性音乐文类的地位得到了恢复,首都杜尚别还建立了国家沙士木卡姆团、沙士木卡姆学院,并设立了沙士木卡姆节。

      即使回到苏联时代,沙士木卡姆的语言及其民族属性也是十分敏感的话题。20 世纪20 年代,一位犹太裔著名音乐家阿塔·加拉勒(Ata Jalol)的演述首次被誊录为西式乐谱并在欧洲出版,但是为了回避语言问题可能引发的争议,歌曲的文本部分在出版时被删去了,原因就在于,这位音乐家在很多章节的演述中都使用了塔吉克语。到了六七十年代,该书的歌曲文本终于在乌塔两国分别出版,但是这两个版本没有任何关系,也并没有提及对方。此后,这两个沙士木卡姆的文本进一步在两国的文化建构中发挥作用,影响到了两国音乐传统的走向。有意思的是,虽然当代的沙士木卡姆歌手多数都是说双语的,但乌兹别克斯坦歌手在公开场合的演述只使用乌兹别克语,而且塔什干音乐研究机构的学者、音乐家也有意忽视该传统的塔吉克语版本。与此同时,虽然乌国绝大多数人都承认该艺术形式为两国所共享,但同时又认为它是乌兹别克人民的财富、乌兹别克历史文化的明珠。这样的情况在塔吉克斯坦也大同小异,例如该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布哈拉的沙士木卡姆在历史上、现实中都是塔吉克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认为乌兹别克斯坦长久以来一直在侵蚀塔吉克文化,并直接造成了塔吉克文化在文献记录中的失语。[27]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中,乌塔两国的联合申报就显得意味深长。因为虽然遗产的所有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不会引发争议,但是如何界定遗产拥有者在乌塔两国的个案中是一个敏感话题。该遗产项目的申报文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回避沙士木卡姆的民族起源、重点强调其历史地理分布的策略,同时指出历史上很多著名歌手都是布哈拉的犹太人,正是晚近的移民潮使得该项目失去了传承人,需要对其加以保护。这就巧妙地避开了申报本文中描述遗产项目拥有者的相关部分很容易触碰到的民族问题红线。此外,沙士木卡姆意为“六个木卡姆”,shash 在波斯语和塔吉克语中是“六个”的意思,maqom 则是阿拉伯语,意为模式或法则。该项目除了在视频材料中提到“沙士木卡姆”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合成词外,在文本及各种介绍性文字中均未提及其语言背景,这也就避开了其与塔吉克语和乌兹别克语的关联。

      这些情况加上最近几年乌塔两国因“罗贡水电站建设项目”引发的争议,以及领土争端所导致的愈演愈烈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对抗,使得沙士木卡姆项目在列入非遗名录之后很难开展文化上的国际合作。此外,该项目的保护资金主要投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而该国的保护项目虽然声称要联合塔吉克斯坦方面的学者和传承人进行保护,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仅仅是一种口号而不具备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其实,除去两国之间在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之外,两国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于由能源、交通之争引起的经济问题。虽然中亚地区的能源问题存在着政治化的倾向,但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将随着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大国关系在该地区的消长而发生变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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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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