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上可知，从三国演义中关羽忠心护主的事迹，到关帝不喜欢女人的联想，再结合一个女人因为进入关帝庙而死亡的故事，由男性讲述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传说似乎建构了一个针对女性的禁忌。鉴于关帝庙及其所在的龙泉寺在人们心目中，是比村中其他神祇地位更高的“大神大圣”所在地，同时又是以全村老年男性为主要会员的宗教组织洞经会的活动场所，女性的禁止入内应是宗教观念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双重限制。但渐渐深入调查，笔者发现，村中拥有故事讲述特权的男性自己解构了由这些故事建构起的禁忌：首先，他们认为关羽不喜欢女人的传说只是人的一种说法，女人因进去关帝庙而死的故事不太真实；其次，他们觉得女人进去关帝庙会得病是女人自己的心理作用；最后，他们认可“干净”的老妈妈，以及被视为“小娃娃”、“大学生”或者“本心无愧”的笔者进去关帝庙中。
然而，作为这一禁忌对象的村中女性，她们并不了解关羽不喜欢女人的故事前因，也无法确定一个女人因进去关帝庙而死亡的故事是否真实，只知道“他们说去不得”以及“去了会得病”。这里的“他们”既是传说，又是所有男性和其他女性所构成的舆论，加上对身体病痛的想象，强化了女性的自我约束，构建了女性无法被解构的禁忌。这一禁忌已然具有了另一种生命力，被村里的女人们忠实地恪守，并以此教育年轻的女孩们,不论是小娃娃还是大学生，只要身为女性都一视同仁为禁忌的对象，即便是曾进去过关帝庙，并认为进去没有关系的女性也不再进去庙中。由此可见，似乎并非是社会强夺了女性的某些自由，而是女性自己限制了自己。
四、结语
作为波伏瓦对女性是存在但非本质论述的哲学思想源泉，萨特的存在主义论承认所有人都是处在一个有组织的无法摆脱的处境中，但是同时认为这些限制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客观是因为有人在这些限制下生活，而如果没有人在这些限制下生活，也就是说，如果人不联系这些限制而自由地决定自己和自己的存在，这些限制就是毫不足道的。”因而，“决定我们存在的是我们自己。”从这一层面讲，萨特的存在主义对今天如何看待女性受压迫问题仍然有重要意义。
过去的几十年间，周城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政策的保护以及国家的重视助益了周城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由上述两个故事的变化可以看出，针对女性的外在贬抑的社会观念已然改变，这与周城村近百年来的变化不无相关。作为中国最大的白族聚居村庄，传统上的周城重男轻女思想的确十分严重。生了男孩家门外会贴“弄璋之庆”，而生了女孩则贴“弄瓦之庆”。周城历来地少人多，农业耕种十分辛苦，和男性一样，妇女也需要上山砍柴，下地劳作，除此之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是妇女的分内之事。即便如此辛劳，女性的社会地位也一直很低。受近百年来的思想解放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现代国家对女性地位的重视，周城村一些陈规陋习被破除，女性受教育状况也有了很大改观，年轻女性得以脱离父母包办的婚姻。改革开放后，凭借具有民族特色的扎染和服饰，周城妇女为家庭和整个村庄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
流传于周城的三个故事从侧面为上述女性地位变迁提供了观照，并在集体记忆层面反映出社会观念对女性看法的转变。在母猪龙传说中，女性被隐喻为妖怪，需要有宝塔镇压才能顺服，但故事渐渐不被人们信服并淡忘，女性在婚恋上的主动与服饰上的自由得以为社会接纳和认可；两位娘娘的故事中，被男性捆锁的女性被除去了锁链，被改写为男性的追求者，体现了社会观念对男性行为的限制和女性地位的尊重，女性一定程度上不再是男权社会中的被动者；而在关帝庙的故事中，男性解构了由他们讲述的女人不能进关帝庙的故事，可见外在的社会观念对女性的限制并非没有缺口，但同时女性却为自己建构了另一种禁忌，这一禁忌并非由一套叙事逻辑建构，而是女性畏于“他者”的看法和对身体疼痛的想象，即对自我的主动束缚。
至此可以看出，现代社会背景下，女性的地位在社会经济方面与思想观念上都有显著提高，使女性无法自由移动脚步的，早已不是外在于女性身上的限制，而是被女性主动内化的道德约束，女性并非是“受压迫的女性”，而是“自我束缚的女性”，传统社会要求她们的外在社会规范已经化作了她们自己的内在道德诉求，女性充当着“一半是受害者，一半是同谋”的角色。来自外在的锁链可以通过外力废除，而隐藏的锁链却令人无计可施，如何除去隐藏在女性心中的锁链，才是现今谈论男女平等和女性自由的关键。
（作者简介：杨雪，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章来源：《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2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