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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我们要强调变化，我们讲现在中国的领土，要承认是一个实际的、合法的政治控制区域。在这个问题上，老强调“自古以来是谁的领土”挺没力量的，难道要把《尼布楚条约》划出去的那些地方收回来?明显不会啊。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很多问题，会说明这是历史，当然，虽然是历史问题，但实际上和现实也有关。我最近也看到，中国大陆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慢慢地也注意到了历史这一块儿。过去，中国的国际关系基本上都是注意对策性研究，可现在也有人慢慢关心这些历史的、文化的问题了，这是变化也是进步。当然我也担心，有人也会落进另一个陷阱，就是说咱们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朝贡体系好得不得了，等于就是“世界主义”和“多元主义”，又开始来用新意包装这些旧货，搞得过去帝国时代的旧观念，借着所谓“天下一家”的说法暗度陈仓，看起来是世界主义，实际上是中国中心的天下又卷土重来。
您的新书写的是“从(李朝)朝鲜看中国”，看出什么新问题吗?
葛兆光：我主要的问题意识，还是在那时李朝朝鲜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不认同这方面。我老是在想，从朝鲜知识人的角度来看大清帝国，到底大清帝国那个时候的情况如何，文化很繁荣吗，满汉冲突解决了多少?到底大清帝国比起前面的宋明有什么变化，它是重复了蒙古帝国时代吗?比如满汉问题吧，我们过去习以为常地会认为，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以后，一方面皇权的压抑和劝诱，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生活安定，帝国内部满汉之间已经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到了嘉庆、道光、咸丰，一批汉人官员包括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崛起，显示了地方力量越来越大，朝廷里面汉人官员力量越来越强，文字狱也不怎么常出现了，所以，满汉问题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我们从朝鲜记录的资料看，好像并不如此，这提醒我们，要么可能大清帝国一直没有能够真正解决族群冲突问题，要么就是在充满偏见的朝鲜知识人那里，满眼看到的都是族群差异和满汉矛盾。可是，为什么晚清会又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样的口号，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刘师培等等为什么能用“驱除鞑虏”作为革命的动员力量?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新清史讲的满族认同和满汉差异，还是有点道理的，族群之间还是有点问题的?当然，燕行录文献涉及的问题还多得很，我也关注蒙古时代和大清帝国的所谓“现代性”问题，关心东亚三国的文化认同问题，还关心十八十九世纪西潮冲击下三国的不同反应问题。当然，我无法全面去讨论，只是就燕行文献中的一些有趣的资料，从一个小口径里面来观察这些大问题。
说到《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并不是我们复旦文史研究院的计划，而是日本学者的。我们重点整理的，是汉文资料，但是要说明的，主要是朝鲜人、日本人、琉球人写的，有关中国的汉文资料。也许《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更主要从文献学、版本学的角度，而我们是从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角度，来关注这些资料的，和他们有点儿区别。在这方面，我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三套书的计划，一套是越南有关中国的汉文燕行文献，一套是李朝朝鲜有关中国的汉文燕行文献，还有一套是李朝朝鲜赴日本使团的通信使汉文文献。如果这三套都完成了，我的这个计划，就得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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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3-12-08 08:4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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