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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是自戴脚镣的体力活
——施爱东博士访谈录
  作者:施爱东 廖明君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12-04 | 点击数:17088
 

  廖:既然呈现给读者的信息要如此尽可能地全面,那么,需要作者提供的资料就成了无底洞,那你如何来控制写作的篇幅呢?

  施:基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只要我们顺籐摸瓜,每一个小问题都可以不断延伸,每一则材料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若此洪水泛滥,必将漫无边际。为了控制篇幅,我们一定要将自己的研究对象限定在一个可操作的范围之内,设定一条严格的“边界”.边界之内,理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理应将与话题相关的各个侧面的信息都尽量呈现出来;而在此边界之外的信息,不仅不必呈现,反而应该严格限制。在一个真正具有科学素养的学者眼中,“旁征博引”即使不是贬义词,也决不是一个褒义词。因为边界外的材料是我们按照预设观点的需要从各种五花八门的文献中摘引出来的,既没有完整呈现该材料语境中其他侧面的同类材料,也不能保证该材料语境与其他材料语境的“同类”性质,所以说,这样的材料信息是局部的、片面的,不能作为有效的论据使用。当然,这是理想化的状态,要严格做到非常困难。有时我也会习惯性地从边界外挪用一些相关信息来支撑自己的论点。比如在《龙的政治》一文中,我前面已经强调了“用相对均质的帝王对于龙的态度,来说明龙形象的历史变迁”,可是,后面又多次使用了王充《论衡》所提供的信息用以佐证自己的观点,严格地说,这样做是不合适的。理由很简单,既然引用了《论衡》中这个侧面的信息,为什么不引用《论衡》中与此相左的另一侧面的信息;既然用了《论衡》,为什么不用《搜神记》,不用《博异志》,不用《西游记》?从学理上说,我们若要使用一种材料,就应该将这种材料语境下的相关侧面都呈现给读者,至少应该明确说明这种材料的适用范围。正因为有这么多的条件限制,所以说一篇严格的学术文章其实只能讨论一个很小的问题。只有当这些互相关联的小问题都得到解决之后,才能将之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进入更宏大或者更深入一点的话题。

  廖:这样的要求是否过于苛刻?对我们编杂志的人来说,过于繁琐的资料堆砌,不仅给版面造成巨大压力,也影响读者的阅读。从作者、编者、读者三方面来说,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施:学术研究和写作,本来就是最枯燥无趣的事,如果没有严格的学术规范,学术成果没有较高的可信度,这样的工作做了也是白做,还不如不做。既然做了,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让研究成果信得过、立得住。即使限于发表篇幅,无法将这些信息全盘呈现给读者,至少也应该在幕后做好这份工作,然后将你的工作程序以及数据处理的结果知会读者,让读者对你的研究成果有个起码的信任。

  廖:可以用你前面发表的几篇文章来举例说明一下吗?大家都谈谈自己学术写作的幕后工作,或者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施:《16-18世纪欧洲人理解的中国龙》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设想做出来的。我在文章开头交待了:“笔者力所能及地搜集已经汉译的所有早期欧洲汉学典籍,以及尚未汉译但在汉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英法文原典,然后,不做主观选择地全部列出每本书中涉及中国龙形象的文摘,力求用‘准统计学’的方式来垒砌本文的论据之塔。”我的工作流程是:第一,从网上搜索汉学书目,我在豆瓣网找到一份“海外汉学研究参考书目”,从中勾出了18世纪前的所有书目。第二,用这份书目做引子,在东京大学图书总馆的网页上查出它们的索书号,找到这些图书所在的书库和书架,再将书架上的同类图书一本一本地翻过去,找到有用的就搬回办公室。这种操作方法虽然笨拙,但东京大学各书库所藏的相关图书,大致能扫个七七八八。第三,从中挑出有用的著作,如果有中译本的,尽量找到中译本。第四,东京大学找不到的,再到东洋文库去找。第五,从网络下载电子图书。

  廖:就算你一网打尽了东京大学和东洋文库的相关资料,以及汉译的全部早期欧洲汉学典籍,你如何能保证你找齐了这一时期的全部同类文献呢?

  施:前面说的“全部同类文献”,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操作中,不可能,也不需要找齐全部同类文献。我们可以借助随机抽样的方式进入实际操作,只要样本数量足够大且有代表性,那么,通过对部分文献的使用即可实现对全体文献性质的有效判断。用我前面所说的资料搜集方法,基本上已经将较重要的早期汉学典籍都囊括进来了,这就够了。这里我得简单解释一下随机抽样中“整群抽样”的概念。首先,我们可以将18世纪以前的所有汉学原著当作一个集合,然后,我将那些自己没有能力阅读的德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书目剔出去,再分别依据该集合内其余书目在“Google books”上的被引频次,从高到低列出一份能被一篇论文篇幅所容纳的图书目录,这就是本文所交待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英法文汉学原典”,我们可以把这部分图书视作一个抽样单位--群。这个群就是一个完整的样本单位。这部分样本,再加上所有已经汉译的18世纪前的欧洲汉学典籍,合并其中不同语种重叠的部分,就构成了我所依据的全部样本。这个样本群,本质上也是一种随机抽样。该群所传达的信息,可以有效地代表所有欧洲早期汉学著作的中国观念。

  廖:仅仅是选取材料,就要这么多讲究,对一般的学术写作来说,会不会太复杂了一点?

  施:解释起来有点费事,但如果你真有了这种理念,操作起来并不复杂。这中间没有什么很费脑筋的事,全都是非常简单的体力活。接下来的工作,依旧是体力活。

  廖: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对样本的具体操作了吧?我注意到你有一条注释中做了些说明:“本文所采用的图书,除少部分可以使用电子检索功能之外,大部分涉龙的文字系笔者逐行逐句阅读所摘取或翻译。但因个人目力有限,难免粗疏眼花,加上中译本也有译者漏译的可能,因此遗漏部分涉龙的文字在所难免,但此类遗漏决非‘选择性忽略',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总体上无损于本文列表的统计意义。”

  施:是的。这段话对于正文观点的论述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但为了防止有内行人读了原著之后,找出我遗漏的样本,指责我引用材料不完整,从而质疑本文论述的可靠性,所以专此说明,把它放在注释中,以防后患。这段文字的重心在于“非选择性忽略”,意思是说,即便遗漏部分样本,也是属于“随机遗漏”,与未被遗漏的样本是同质的,因而此类遗漏只是损失了一定的样本数量,而不会损害整体样本的有效性。总之,所有这些啰嗦的交待,都是为了强调本文所使用的材料(样本)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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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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