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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对中国民间宗教最大的影响，还在于其崇拜光明、崇拜日月，摩尼即明王出世等救世思想。据闽书记载：“摩尼佛名末摩尼光佛，……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24）而宋人庄季裕《鸡肋篇》亦云“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25）崇尚“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因此凡初入教而“甚贫者”，“众率出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26）显而易见，摩尼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流行，是与中国本土盛行的各类救世思想、平等思想、底层民众互助思想相契合的。它的思想汇入了中国民众崇尚的强大的反传统秩序的社会思潮，因而在宋、元两代发挥出了巨大的宗教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
三、弥勒救世思想与摩尼教的融合
关于弥勒教和摩尼教相混合之事实，日人重松俊章和我国唐长孺先生都有说明。他们二位主要指出的是唐代两教之混合。我则在此文着力说明宋、元时代之混合现象。唐长孺先生指出：“一，白衣为弥勒教之服色，起原当在元魏之世。而白衣天子亦为弥勒教之谣谶。二，北朝沙门乱事多与弥勒教有关。”“明教或吃素事魔者所奉之白佛，当时依托弥勒。”（27）柳存仁先生则又进一步从摩尼经残片的资料中指出这样一句话：“由于你从佛陀得到本领和智慧，女神（Dibat）曾妒忌你。当佛陀涅槃时，他曾命令你：‘在这里等待弥勒佛’。”（28）此为早期弥勒佛被卷入摩尼教义之证明。摩尼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其流行过程中既曾混于道教，又曾混于佛教。但从救世思想而言则既混于老子，又混于弥勒。中国摩尼教之《太子下生经》似是依王浮《老子化胡经》另为一本之《化胡经》的改本。而《大小明王出世经》后则与弥勒教义相混合，于元末成为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
摩尼教在其原始教义中已出现弥勒观念。而在南北朝时代，亦有相混之迹象。到唐代，那种“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号为和尚”，“别作小经”的弥勒教，显然混有摩尼教的影响。“白衣长发”本非汉俗，其为西北“胡人”无疑。而“胡人”多信摩尼教，入中土则与弥勒教相混。而其三际之说，又与弥勒教三佛应劫，或三期末劫之过去、现在、未来相混合。而青阳、红阳、白阳，分别带有崇拜光明，崇拜太阳的痕迹。
到了北宋，史料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民间教派——香会。对于香会的出现，历来学者都似未予以重视。据《宋会要辑稿》载：
契勘夜聚晓散，传习妖教及集经社、香会之人，若与男女杂处，自合依条断遣外，若偶有妇女杂处者，即未有专法。乞委监司，每季一行州县，觉察禁止，仍下有司立法施行。（29）
此处“香会”与两汉以来流行的传统“妖教”不同。应是摩尼教的另一称谓。我的理由如下：一、信阳地区发现的“香会”与陈州——这个摩尼教活动中心，相距不过二百里。五代梁贞明六年（920）陈州摩尼教“聚众反”，立母乙为天子。此教自号上乘，依于浮屠，“不食荤茹”，“揉杂淫秽”。与“香会”的“男女杂处”如出一辙。二、宋代摩尼教以烧香为特点之一：“平居暇日，公为集结，曰烧香、曰燃灯、曰设斋、曰诵经……。”（30）三、在元末，由香会而改名“香军”即“红巾军”，是从宗教组织演变到军事组织的必然过程。对此我将详细分析如后。
香会之名在元初再现于史料：
夫杨朱、墨翟、田骈、许行之术，孔氏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种、此方毗卢、糠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氏之邪也。（31）
耶律楚材把白莲教与香会分为两类“异端”，足见“香会”并不是白莲教。这个香会由宋至元初，或隐或显，蛇伏千里，其迹自在。到元末，终于大显于世：
五月（元顺帝至正十一年），颖川、颖上红军起，号为香军，盖以烧香礼弥勒得名也。其始出赵州滦城县韩学究家，巳而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故荆、汉、许、汝、山东、丰、沛及两淮红军皆起应之。（32）
由于烧香礼弥勒佛故号“香军”，起初为香会无疑，由香会改香军，是宗教组织向军事组织之转化。从宗教组织，两教相融合似应于北宋时代。贝州王则以弥勒下世相号召，而所念却是摩尼教的《五龙》、《滴泪》诸经。两教相混，既有漫长的历史过程，又有相融合之路线。唐宋时代，弥勒教活动要区在贝州（今之清河、临清、武城、津夏一带）、冀州（滦城、赵县、石家庄）。而北方摩尼教及其异名之香会则以陈州、信阳一带为活动中心。元代中叶，韩山童祖父“嫡徙广平府永年县”。（33）韩氏祖孙三代在今之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传教。至韩山童时代，又传教于安徽，传徒颖州人刘福通。弥勒教传教中心部分南移，与摩尼教传教中心陈州相距不过两百里。两大民间信仰在今之安徽西部、河南东南部，不可避免地发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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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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