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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中国信仰精神的源头
  作者:杨鹏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3-05 | 点击数:18587
 

  我们祖先的思考:无头无尾,不思前不思后

  有一个犹太文化的参照系,就可以比较,我们会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个新的视角。我研究老子,研究诸子百家和中国历史中,相比起犹太精神,我发现中国精神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可以概括为“无头无尾”,也可以概括为“无来源无未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前面说了,《圣经》是有头有尾的,上帝创世,这是头,这是来源。新天新地,这是尾,这是未来。在创世与新天新地之间的中间过程,是信仰上帝,承担使命,承受苦难,磨练生命的过程。《圣经》是有头有尾的。中国典籍中,有这样的有头有尾的认知或感悟吗?似乎没有。我们这种“无头无尾”的精神状态,还被美化和提升了,尤其是禅宗之中被美化和提升,所谓“不思前不思后,活在当下”,精神生活中没有过去与未来,只有当下的感觉,没有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担当。

  从文字记载的内容看,最早的系统文学记录是殷商甲骨文,那是公元前14-11世纪,离现在3000多年了,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华文明最早的集中展现,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字记载的文明的源头。从记载的内容看,殷商可是一个高度重视神灵祭祀的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与战争,这话是周期的人说的。商朝祭祀的对象分三个层次,一是上帝,这是最高神。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会专门就中国人的上帝崇拜进行分析。二是自然神。三是祖先神,这是祭祀次数最多的。殷商甲骨文的内容多是对上帝、祖先和自然神的祭祀祷告,里面很少历史内容,很少对过去与未来的内容。我从哪儿来?我是谁?我去何处?这些内容很少涉及。从甲骨文中我们知道一点,当时的中国人是相信灵魂不灭的,死去的祖先的灵仍然存在,并且能对活着的人产生影响,可以保佑子孙,也可以作祟降灾给子孙。甲骨文的内容,多与日常生活有关,收成会不会好?打仗会不会顺利?生孩子会不会顺利?祈求上帝鬼神保佑,风调雨顺,无病无灾。人与神灵世界是一个什么关系呢?贞人(掌管占卜的巫司)把刻有文句的龟甲或兽骨拿去烧烤,会形成烧烤裂纹,贞人根据这些裂纹形状,来判断吉凶。神是通过甲骨裂纹,来昭示未来的。谁懂得这些甲骨裂纹的解读呢,巫司们。有点像看手相,从手掌的纹路来看命运。这里面已经出现了神与人关系的某种模式,人与神,不是直接对话的,神只是通过烧灼甲骨出现的裂纹来表示未来。

  我从哪儿来?我是谁?我到哪儿去?甲骨文祷词中,对这些内容没有系统思考。但是,甲骨文说明了中国信仰的一个基因,这就是灵魂不灭,灵魂对世界有影响力。甲骨文还说明了中国信仰的第二个基因,人是去研究神意,猜测天意,据此决定行动,而不是信仰神和把自己交托给神,不是直接向神祈祷。人神关系有一种疏离,人与神缺少直接对话的习惯。神不向人显身和说话,人只能通过甲骨烧灼的裂纹这类迹象介去猜断神意。第三个基因,是中国人的信仰系统中,分为上帝、自然神和祖先神。第四个基因,甲骨文还说明了中国人祭神的态度,完全是为了眼前的利益,短期的实际利益。甲骨文中会有这样的询问:未来十天有没有什么灾祸?这是我看到的关注时间算长的了。

  甲骨文随着商朝的结束而逐步终结,周朝取而代之,周朝留下来的文字,是铸或刻在青铜礼器上的文字,叫金文。那些文字,是贵族家庭对一些事件的记录,如王的诏书,任命、狩猎等。内容主要是政治事务或日常生活的历史记录。金文以后,我们能看到有系统思想性的文字作品,应当是《易经》。现在流行的是《周易》,周朝时期对《易经》的整理和分析。甲骨文的主要内容是算命,也有祈求。《易经》也是占筮算命之书,里面含有许多关于人生问题的深刻的说法。算命的书,对人生问题有一些深刻认识并不算奇怪。仔细看内容,动机是高度现实功利的,是为了判明趋向,趋利避害,关注的全是现实世界中的利与害。

  中国主流的中原文化,表示出高度的功利和世俗色彩,即便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也是如此,祭神完全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高度关注。主流的中原文明,没有创世纪,所以没有人和世界从哪里来这样的关注。倒是近年来发现的战国楚帛书中,有关于创世纪的内容,有关于伏羲、女皇(女娲)及其四个孩子如何开天辟地的创世纪描述。可惜的是,这样的创世纪关怀的内容,后来在正史中被掩蔽了,没有能发展起来。

  诸子百家之中,对人的来源、人的本质及人的未来这样的问题,较少关注和思考。我研究老子,同时研究诸子百家及中国历史。对我们上面提到的九个问题,老子不触及。老子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告诉你这个世界是“道”在支配,他告诉你“道”的运行规律是什么,让你按照“道”的规律去行动,以求趋利避害、长治久安,内涵是世俗的功利的。儒家思想资源中,也很少对上述九个问题进行回答。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主张先修身,然后把家管好,然后把家庭的模式,它认为家庭和国家模式是一样的,管家和管国家是一样的,国家无非是放大的家。从哪儿来它不管,去哪儿去它也不管,它只管要求活着的时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言立功,光宗耀祖,儒家的文化系统大体就这样。墨家追求兼相爱交相利,但墨子认为这样的追求有点违反人性,他认为要实现这样的追求,就得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信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为描述这个至高神,墨子用了“上帝”、“天”、“天鬼”、“鬼神”这些概念。墨子反复论证,社会兼相爱交相利的秩序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他是从社会秩序需要出发推出应有宗教信仰的。墨子认为,统一的宗教信仰,对社会秩序的整合十分重要。但是墨子不是宗教创始人,他是哲学家,他的立论不是从神的角度出发的,是从社会需要角度出发的。

  除了哲学家、政治家们的思考,我们来看看历史学家们的思考。《圣经》是史书,是犹太民族对自己民族史的记载,这种民族史就是耶和华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史。中国文化的流脉,也是靠史书来构建起来的。从周期的《尚书》、春秋时的《左传》等开始,直到《史记》、二十四史,构建了中国人的历史。我们来看一下史书的记载。《尚书》记载的是尧舜禹时期的政事,是从尧开始的。尧之前的事,没有记载。后来儒家的历史叙事,就是从尧舜禹开始的。尧舜禹是从什么背景出来的,不清楚。这下就使中国历史成了没头的历史,中国人的终极来源的没有任何解释和说明的。《左传》记载的是春秋各国的政务,里面有零星片断提到一些古史,但不成系统。而且,《尚书》或《左传》里面不提黄帝。中国典籍中,唯一有史前史色彩的,是《山海经》,这部书整理完成于汉初,但其内容却有很古老的渊源,里面提到帝俊、黄帝、蚩尤等神话时期的人物或神灵。可惜《山海经》的内部也是零散的,难以聚成一个系统。

  司马迁写《史记》,是中华民族精神史上的第一次大整合。春秋战国时期,谈不上中国人这样的整合意识,中国是一个地域概念,不是民族概念,谁生活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谁就是中国人。战国时期,各国混战,很难在那个时候有某种中国人共同命运的共识。秦人跟楚人打得厉害,秦人把楚国的宗宙毁了,把楚国灭了,楚人不服气,“楚虽三户灭秦必楚”,秦未大起义,楚人起来把秦朝毁了……那个时候你感觉不到秦人、楚人、赵人、燕人、韩人、魏人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命运吧,不可能有。但建立了汉朝后,思想家得回答民族整合这个问题。能否建立大汉朝共同的命运意识呢?汉朝建立,汉朝治下的人才开始叫汉人。汉人意识如何形成呢?各民族混在一起,楚人有楚人的历史文化,赵人有赵人的历史文化,不一样,怎么办?司马迁取了巧,把黄帝,一个民间神话传说中类似上帝的形象拿出来了,把神话人物当成历史人物写。司马迁是史官,汉朝建立,各民族的档案史料都搜集到司马迁手中。司马迁就这样来处理,楚人的祖先叫颛顼,司马迁就把颛顼说成是黄帝的孙子。匈奴的祖先是谁,他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夏后氏,按司马迁的说法,本是黄帝的后代,所以匈奴自然是黄帝的后代。我是爹妈生的,我从爹妈那来,父母兄弟姐妹是一家,这是自然的情感。利用这种自然血亲情感,司马迁为七国各民族都找了一个共同的爹,以黄帝为共同的爹,司马迁把其它民族的开国祖先都当成了黄帝的孙子和重孙,这样排下来,就出现了中国第一次民族性的精神整合。这是司马迁非常了不起的探索。中国人的历史共性的概念是怎么形成的,既不是孔子形成的,也不是老子,是司马迁塑造的,以民间祖先崇拜的习惯为基础而完成的建构。老子五千言里面见不到黄帝。孔子《论语》中,只有一句,学生问孔子“黄帝四面”什么意思?孔子给了一个理性解读,说黄帝派了四个人去管理四方,其实原义是黄帝有四张脸。黄帝在孔子心中不算什么,只是一个神话传说的古怪东西。孔子的思想理论,不是以黄帝为基础建立的。《尚书》里面没有黄帝。殷墟甲骨文里面没有黄帝。黄帝为中华民族共祖的说法,全是司马迁创造的,当然他的创造不是凭空的,他有一些春秋后期关于黄帝的神话传说,他拿来了,构建了一个中国大家族意识。但往前推,还是不统一,黄帝是跟蚩尤打仗的,跟炎帝也打。什么叫炎黄子孙?炎帝族内部闹分裂,分出主战派蚩尤和主和派炎帝,炎帝跟黄帝联合,把主战派蚩尤打败了。紧接着,黄帝把自己的盟友伙伴炎帝也干掉了。炎黄子孙,从一开始就是敌人混和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的民族精神整合这个任务完成得并不好,我们自己不知道是谁的子孙,是黄帝的还是炎帝的,或者还是蚩尤的,我们心里上其实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血缘统一点。如果我们喊一声,为黄帝而奋斗,为炎帝而牺牲,你们不觉得很荒谬吗?司马迁以后,有五胡乱中华,有唐朝这样的混血王朝,有蒙、满人主中国,中国人的血脉更杂乱了。那种以炎黄祖先血缘为亲和点和整合点的历史文化塑造,失去了历史意义。

  从宗教上看,我们的祖先没有留下一个信仰共识,没有共同的信仰,没有共同的神,没有关于来源、现在及未来的系统解答。我们没有基于宗教意义上的整合。我们曾有过在祖先崇拜基础上的整合,以黄帝为祖先的血缘整合,炎黄子孙的整合,这种整合与个人的精神生活,并没有真实的关系。很少有人会从黄帝或炎帝身上吸取力量,感悟与其他的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大家扪心自问,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黄帝和炎帝有什么意义吗?他们根本不是我们个人精神生活中的要素。更重要的是,从司马迁创造的这种血缘整合叙事中,我们能看到什么道德敬畏和信条吗?有类似摩西十诫那样的律令吗?这些道德律令,不是以成败来算的,而是以对错是非来算的。我们从黄帝、炎帝身上,看不到道德是非问题,只能看到成败得失问题。延续到后来,大家知道“春秋无义战”,只讲成败得失不讲善恶是非。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有缺陷的。犹太人的知识分子数千年如一日,持续地强化上帝和他们民族之间的心灵关系,持续不断地强化,最终形成了使命传统。中国精神在终极统一、终极整合和终极关怀上,是偏弱的。

  这样一种“无头无尾”或“缺头缺尾”的文化,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哩?没有过去与未来的心灵,是不完整的,是一种无所依归的流浪孤儿的心灵,除了家庭关系的牵引之外,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其实是极孤独和彷徨的,不知过去也不知未来。或者说,发展为不知过去,不管未来,只顾今天过好就行。今天是目的,不是工具,不是过程。这是一种与过去和未来断裂的生命形态,没有终极关怀的生命形态。我们没有对过去的共同认知,也没有对未来的共同想往,高度的现实化与高度的分散化。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精神共识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也许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缺少团结精神。没有强烈的共同信仰,是没有强大的凝聚力的。

  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回到信仰问题上来。如果我们把基督教,犹太教诞生产生的对世界的这套解读和犹太人对自己民族使命的解读,作为某种范本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国就是一个没信仰的国家,中国的主流就是没信仰,中国精神没有经历一个信仰上的升华过程。我们是不是没有团结,我们家庭成员之前就很团结,但这种团结建立在血亲情感基础上,这是初级的团结。我们中国人的信任边界很狭窄,核心圈就是血亲边界,一定要有过肌肤相亲的,我们才容易产生信任。动物都有这种团结本能。如果越出血亲边界,我们还团结吗?我们的祖先的精神努力,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关于上述九个问题的思想资源。我们的心灵仍然是无头无尾的心灵,我们缺少一种过去现在未来一体在心的圆满的心境,我们缺少一种超越血亲关系还能凝成一体的精神结合点,我们难以通过信仰共识而团结起来,我们的信任边界大体限制在血亲范围,家庭和家族是我们的依托之根。

  大家可以会说,你说的这种文化精神结构的缺陷,对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首先,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去往何处者,内心不可能有深刻的沉静,那是流浪之心,时空中胡里胡涂的彷徨的过客与浪子。其次,是内心的气魄小。我们中国人很少把自己放在人类命运中来定位自己的使命,很少习惯把人类当成自己的思考和行动对象,因缺少宏大的使命感和与之而来的宏大精神气势,理想势能太低,我们的思想家的气度和魄力严重不足,民族的文化精神势能整体偏低。我们中国人有13亿人,但在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创造上微乎其微。我们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商鞅、韩非这样原创思想家以外,我们以后有多少伟大思想人物?我看除了一个唐朝禅宗的惠能,其他人在思想的原创性上皆微不足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中读些什么中国历史呢?这样的中国历史告诉他关于他的来源和使命没有呢?盘古、伏羲、女娲、神农、黄帝、炎帝、蚩尤、颛顼、祝融,这些远古传说中的神话人物,还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关系吗?从他们到我们,这种精神上、情感上的联系似乎已经断了。所以我们在心里上没有头,也就没有了历史感。没有头,没有尾,这是一个无前无后的没有相续相联的心,孤独地在天地间一闪而过,空来空去,对历史对未来,就没有了一种担当。如果我们把诺贝尔奖视为一个测试各民族的精神深度和精神势能的指标,测试各民族信仰力和智慧力的指标,人口数与诺贝尔获奖者数的比较,我们会知道我们比犹太人弱多了。

  更严重的,是我们的凝聚力和团结能力弱。犹太人到处都建犹太教堂,犹太教堂成为犹太人的宗教精神活动中心。最近我国也四处与人合作建孔子学院,我去过一些孔子学院参观,那是海外中国人的精神活动中心吗?不是。只是一个语言学校或学术交流机构,而且,在那我只发现极少量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作品,极低水平的翻译作品,就算是我们的经典都翻译了出来,有足够的竞争力量吗?中国人与犹太人都生活在美国,但竞争中表现出来的生态位不一样,华人开餐馆或在实验室当助手,除学术等独立行当之外,华人的事业总是以家族成员为核心。需要强大精神势能和协作能力的金融、媒体、文化等领域,很少华人痕迹。犹太人的团结与华人的不团结,是一个明显的对比。而这种差异,根子在历史文化构建之中。如果内心的充实和幸福与信仰有关,我们得关心我们的信仰文化,如果民族的凝聚能力与信仰有关,我们得关心我们的信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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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天益 2009-01-06 1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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