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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们希望的未来”：从文化多样性迈向可持续发展
21世纪伊始，随着全球化进程在经济、金融和技术领域的一体化加速，国际社会愈加意识到各国的和平与安全至少同样取决于经济繁荣、社会公正和生态稳定。除其他因素外，造成环境威胁的因素主要有：全球升温和由此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干旱、荒漠化、极端恶劣气候、人为灾难、自然灾害、缺水和水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自然资源过度开采、新疾病的出现等。这些问题都对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威胁，也让许多脆弱的非物质遗产步入危境，同时也将普遍抱怀着文化同质化焦虑和认同危机的人们引入前所未有的双向思考：如何在学会共同生存的同时保持并管理好多样性？而将多样性或差异等同于分裂、对抗、敌对乃至冲突和战争之根源的偏见，在联合国系统持续展开的不同文化间和不同文明间对话中不断遭逢严厉驳斥。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文化创造力成为各方辩论的核心关键词，文化长期湮没在主流发展话语中的弊端日渐显露，联合国系统发展领域开始有所行动。
2000年9月，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联合国纽约总部通过《联合国千年宣言》（A/RES/55/2），将尊重大自然列为21世纪国际关系六个基本价值观之一：“我们必须不遗余力，使全人类、尤其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致生活在一个被人类活动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资源已不足以满足他们需要的地球”（A/RES/55/2）。该宣言四处述及“文化”，但没有与发展问题建立关联。“尊重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性质的问题”（第4段，价值和原则）；“人类有不同的信仰、文化和语言，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尊重。不应害怕也不应压制各个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差异，而应将其作为人类宝贵资产来加以爱护。应积极促进所有文明之间的和平与对话文化”（第6段，共同价值之容忍）；“力争在我们所有国家充分保护和促进所有人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第25段，人权、民主和善政）。这次首脑会议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确定了被普遍认可的可衡量目标，旨在解决极端贫困和饥饿，预防致命疾病，并将小学教育扩大到所有儿童以及其他发展重点的目标。
2000年12月，联大第55届会议通过了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份有关“文化与发展”的决议，其中述及：“铭记文化价值和文化多样性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本要素的重大意义”，“强调需要加强文化作为实现繁荣、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共存的一种手段的潜力”，呼吁与教科文组织合作，确保继续和有效地执行《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进一步加紧努力，将文化因素纳入其发展方案和项目，从而确保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A/RES/55/192）“文化与发展”随后成为联大每届会议常设议题“全球化与相互依存”中的一个分项话题，由经社理事会负责组织辩论，联大也多次就“文化与发展”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形成决议，秘书长也发布过多份专题报告，但国际发展政策仍未充分体现文化与发展的联系。进一步讲，在由不同发展目标和措施决定的主流发展议程中，文化依然处于“旁观者”乃至“缺席”的地位，更不用说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后数年间，教科文组织紧锣密鼓地在其双年度计划和中长期战略中将文化与发展问题横向切入部门间行动中，并就概念和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先后发布过一系列指南、手册和报告，并出版过“文化与发展”“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等系列丛书，为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操作指引。
2001年“9·11事件”爆发。当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还余波未了，旋即又被各种声音带回国际社会正在应对的重要议程中，文化间对话和文明间对话再度成为联大辩论的主题议程。是年11月，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以下简称“《多样性宣言》”），并对文化多样性作出了深刻描述：“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正是在这里，文化多样性首次被作为“人类共同遗产”提出，尊重并捍卫文化多样性随后也成为国际文化治理领域的政策表述。今天看来，该宣言正是朝向承认文化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维度迈出的重要一步。
2002年，教科文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主题为“文化多样性鉴照”，并通过《伊斯坦布尔宣言》，为制定和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铺平了道路。当年8月至9月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声明》（A/CONF.199/20*），其中承认“我们丰富的多样性是我们的共同实力，我们决心保证将它用来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以促成变革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第16段）；同时强调，“我们认识到加强人类团结的重要性，要求促进世界不同文明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不论种族、是否残疾、宗教、语言、文化或传统等因素”（第17段）。由此，文化对于发展的重要性被写入了高级别“政治宣言”。
2010年9月，在《千年宣言》发表10周年之际，联大第65届会议发布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全体会议成果文件《信守承诺：团结一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A/65/L.1），其中7处述及“文化”，强调了文化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我们承认世界的多样性，承认各种文化和文明都为人类的丰富多彩作出贡献。我们强调文化促进发展及其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至关重要”（第16段）；“文化因素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鼓励在文化领域中开展国际合作，以实现发展目标”（第66段）。
2010—2011年，联大通过两份有关“文化与发展”决议，重申上述重要讯息，呼吁“确保更加醒目、更加有效地把文化纳入各级发展政策和战略并使之主流化”，并强调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贡献（intrinsic contribution），还特别述及维护和保留地方知识和土著传统知识以及社区在环境管理方面的实践，因其皆为文化作为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工具的宝贵例证，并增进了现代科学与当地知识的协同增效（A/RES/65/166）。第二份决议发表在《多样性宣言》10周年后不久，因此也邀请教科文组织“就如何最充分发挥文化对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行评估，包括为此共享信息、交流最佳做法、收集数据、进行各种研究和采用适当评价指标，并落实各项有关的国际文化公约”（A/RES/66/208）
2012年6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以下简称“‘里约+20’峰会”）。这场由联合国组织的高级别会议不仅催生了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的会议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A/RES/66/288，附件），肯定了文化多样性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了人类与其生态系统和文化遗产间的相互联系，同时为促进国际合作奠定了新型的伙伴关系，并提供了对话平台。而“我们”再次成为呼吁一体化行动的共识性指称。国际社会开始从文化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支柱的助力作用来认识上述各优先领域的发展问题，尤其是“里约+20”峰会已经为将文化纳入2015后发展框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公允地说，从约翰内斯堡会议到“里约+20”峰会，应对环境问题依然占据着发展议程中的首要地位。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是合理利用地球资源，文化则须成为发展策略的中心。因为，文化影响着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可持续联系，并制约着人类的行为。教科文组织也认识到，以文化促进发展的行动倡议与具体途径必须将本地条件与人文因素考虑在内，在可行性方略中也需考量更公平的结果，而将文化整合到发展政策与项目规划之中，将从根本上增强其发展效力和可持续性。
时间转眼到了千年发展目标到期之际，联大依然在“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议程下围绕“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集思广益，连续举行过多次专题辩论会，强调文化可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消除贫困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呼吁将文化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和推动力”并纳入2015年后议程，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决议，从联合国系统为国际社会将文化系统性纳入发展战略和方案带来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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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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