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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兆均]多重叙事下的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
——基于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神杨再思传说研究
  作者:罗兆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6-02 | 点击数:775
 

四、宗族话语:杨氏英雄祖先型神明

  因飞山神杨再思经历了从人到神的演变过程,作为湘黔桂界邻地方社会结构重要构成部分的宗族人群,不管是侗族还是苗族杨氏皆自称杨再思后裔。因此,杨氏人群是该地域社会讲述飞山神杨再思传说特殊而重要的一个群体。在该区域最大姓氏之一的杨氏人群传说叙事中,多强调飞山神杨再思的宗族性、历史性、神明性,其逐渐被建构成“英雄祖先型神明”。

  湘黔桂界邻区域社会中存在大量的族谱类文书,特别是清水江下游、渠水流域的天柱、会同、靖州等县。笔者田野发现该区域内的《杨氏族谱》多创修于清乾隆年间,如靖州现存的咸丰三年(1853)续修《杨氏族谱》称早期族谱修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这些杨氏谱牒在书写祖源时基本将杨再思视为一世祖。连瑞枝认为姓氏是王权用以整合社群的政治符号,但依附在姓氏之下的祖先论述则表达不同社群的个别认同。[23]湘黔桂界邻地区的杨氏则在这样的同姓、家族认同下,通过清乾隆至20世纪80年代族谱类文本书写“英雄祖先”杨再思。如会同县沙溪乡《杨氏族谱·威远侯再思传》叙述了杨再思是隋文帝之后,受命出蜀治理叙州地,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而受到朝廷嘉奖,同时强调了杨再思曾控制溪峒所有龙、陆、吴、谢、姚、蒋、林、曹、李、粟诸姓。[24]

  由杨再思历史文化研究会、《杨再思氏族通志》编委会名义联合刊发于《杨再思历史文化》刊物上的“祭先祖文”中写到:公历五代乱世,曾授诚州刺史,不奉梁,亦不附楚,受唐密诏,奉唐正朔,虽偏安于南陲,保境安民,开王化之道,施仁政于民,民爱之戴之。历宋、元之世,曾九次受朝廷追封,或侯或王……。公是万民心中神灵,释道奉为南岳之祖,明代《贵州通志》载曰:“飞山神杨再思”。宋朝廷诏始建飞山大庙于诚州(靖州)飞山头宝鼎,清同治七年朝廷下诏黔、湘、川各州府、县建飞山大庙(令公庙、杨公庙)祭之,使公灵有凭依,血食有尝,享万民之祭祀,以绥先灵,千百年来香火如薪,非公之神灵无以致。[25]

  杨再思历史文化研究会、《杨再思氏族通志》编委会成立于贵州黔东南凯里,却集结了湘黔桂界邻区域各县市杨氏知识分子、官员等精英人群,是杨再思“英雄祖先”当下推动的主力军,其刊发的不到一千字“祭先祖文”内容,可以说较完整的表达了杨氏群体心中飞山神杨再思的形象,其未归附瓜分天下的楚王马殷,奉唐正朔,保境安民等,是该区域社会“族群英雄”,而“公是万民心中神灵、千百年来香火如薪”则强调了其神明性。而诸多族谱类传说叙事也可以看出杨氏人群强调杨再思中央王朝授予正统身份象征的官员身份,以及为朝廷平乱的丰功伟绩。家族的认同往往是通过传说祖先构造本族的“英雄祖先”认同。在历史化中,这些“英雄祖先”被赋予官宦的政治色彩,从而将本氏族纳入了国家政治体系之中,这也是杨再思被杨氏人群赋予各种官衔的重要原因。对于杨再思“英雄祖先”的建构则是尝试将其置于历史化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历史化就是王朝历史进入谱系关系的建构。而王朝历史具有存在的本质,从而使人与祖的关系从神性本质向历史本质转变。在王朝历史中,姓氏和氏族、郡望都源自于王朝的政治行为。历史化中,神明祖先成为历史祖先,核心就是将神祖历史化、将神祖的民间传说以历史化,以确认该神祖的历史真实性。神明祖先的历史化目的就是将本族与王朝历史联系,从而在历史化过程中,将家族嵌入王朝的政治进程中。[26]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杨氏在建构杨再思“英雄祖先”形象时,特意与中央王朝边疆开发下的“平蛮”历史结合,并纳入了杨通宝等“杨再思后裔”纳土归附中央的历史事实。而杨氏人群强调杨再思对该地其他姓氏的掌控又突显了地方社会结构中家族之间的微妙关系。[27]

五、结语

  王明珂认为历史记忆指的就是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实的记忆、回忆与描述,但却是经过选择性的组织、修饰和虚构。[28]飞山神杨再思作为唐末宋初时期的人物型神明,因正史无载,有关其具体的文字叙述为晚近的清后期,因此官方与地方精英、民众、宗族成员以及民族作家四个主要群体作为地方社会主体,其基于侗苗族群历史记忆及对该地域社会的认知及其想象,借助碑刻、族谱、口承传说及文学作品等载体讲述飞山神杨再思传说,其选择性地经过组织、修饰和虚构。而传说、神话在内容和形式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属性和特征,诸如创作的群体性、传承的口头性、载体的多样性、功能的神圣性等,其中“民族性”可以作为其重要的文化印记与身份标识。[29]不同群体基于各自不同传说载体的多重叙事都涉及到唐末宋初至清时期“飞山蛮”为代表的侗、苗族群历史,这突显了飞山神杨再思传说的民族性,是其传说的重要文化印记与身份标识;而湘黔桂界邻区域侗苗族群唐末宋初以来的族群互动下的地方传统,则成为人们追溯记忆并发散传说的重要基础。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群体在飞山神传说叙事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清时期,官方与地方精英对文字话语的掌控,所以飞山神灵应传说因地方社会治理的需要而模式化,而当下出于挖掘利用族群文化的现实需要而又将其族群化、历史化。民间口承叙事作为流传于民间的“历史记忆”,反映了讲述者、创作者对民族某段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在传承过程中,传承者根据不同社会语境的需要对文本进行某种意义上的重构。[30]所以我们看到飞山神跨越唐末宋初到民国的不同时期,从保护飞山地区到显灵抵御太平天国军、土匪等外来侵袭,是源于人们对不同时期的历史记忆重构。地方民族作家书写叙事则基于族群历史、地方小传统与文化统一的大传统而侧重于族群首领身份及维护统一的“标准书写”。而宗族群体更是基于地方社会家族认同及声望的需要,在综合官方与地方精英、民众、民族作家传说叙事的基础上,建构了更为丰富的、完美的飞山神杨再思传说。

  (原文载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二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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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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