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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淼]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反思与建构
——从方法论的“中心-边缘”困境谈起
  作者:李淼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5-13 | 点击数:1651
 

  同时,过分强调和发掘所谓的本土方法会打磨掉方法论研究中的一致性和普遍性,不利于我国学界与西方同仁间的交流与对话。笔者认为,这种想法极大抑制了质性研究方法在我国的发展。它忽视了经验层面普遍存在的本土概念和地方知识,这不仅是对质性研究哲学观的背弃,更无法使我国学者在跨文化学术交流中掌握适当的话语权。其可能结果是本土质性研究者成为英美“中心”的盲目朝拜者,客观上加固了质性研究方法的“中心-边缘”格局。

  其二,关于质性研究方法的探讨难以提炼出本土概念,即方法无法本土化。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具体质性研究可以本土化,但方法的本土化似乎无从下手,难于操作。必须指出,方法的本土化与具体研究的本土化是在不同层次上展开的,前者关注认识论与本体论呈现出的思维特质(即认识论知识与本体论知识),后者旨在发掘嵌入具体情境中的实践知识。

  因此,质性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就是一个探究和梳理本土认识论知识和本体论知识的过程。有学者会进一步质疑,中西思维模式虽有不同,但更有相似,难以勾勒出所谓中西有别的认识论与本体论知识。这些学者所说的“相似”可用“殊途同归”一词来概括,即西方思维与中国思维从不同的起点出发走向相似的终点。

  例如,作为西方哲学思想体系的“背叛者”,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中蕴含着与其他西方研究范式(如实证主义)相区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与中国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许多精妙的相似之处。但是,杜威哲学与儒家思想为“经验”(experience)和“个体性”(subjectivity)等概念赋予了不同的意涵。因此,这些“相似”实则意味着不完全相同。在本文中,笔者着重分析中西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不同和“不完全相同”之处,这并非是有意将中西思维对立起来,而是试图为世界质性研究方法的发展贡献一份属于我国学界的力量。

  再者,有学者试图消解与“本土”概念相关的种种张力,指出伴随着全球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融,东方-西方的文化分野正在消弭、何为“本土”有待商榷。[7](P.420)笔者却坚信,基于东、西方地域情境的文化特性非但不会消失,反而会在全球化时期对人类智识演进产生重大影响。

  鉴于英美研究方法在非英美情境中常会暴露出种种缺陷,中国学者应加入反对英美质性研究方法殖民化的阵营,批判地思考何种本土方法能够弥补和完善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基于英美单一地域文化的质性研究方法。

  以下,笔者仅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粗略分析质性研究方法可能从我国本土智识传统中汲取的营养。诚然,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讨论是极为复杂的,因为何为本体以及人们对本体的认识是持续变化的、多维度和多方向的,本文受篇幅所限无法全面、深入地梳理其历史发展与当代嬗变。

  文中观点乃笔者一己浅见,期待能抛砖引玉,使更多学界同仁投入到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的讨论中来。

三、本体论与质性研究方法

  “本体”指社会世界中真实的存在,本体论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性质和形式及其与我们所知的“真实”之间的关系。100多年前,社会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了“人类智力的三阶段”论,认为从神学(神学阶段)到超自然的抽象概念(形而上学阶段),再到科学知识(实证阶段)这条线性轨迹勾画出了人类认知外在事物模式演变的历史进程。

  中国本体论的演进也大致经历了这个过程:传统本体论将道德和人伦视为宇宙本体,以“天人合一”来解释关涉价值与应然的问题;在接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近代本体论转向解释存在与实然问题,认为现象背后的实在即为本体,人们只能通过感知现象接近本体。[20]今天,社科学者已达成普遍共识:本体是客观的,但人们认识本体只能诉诸于主观形式。[21]

  在决定“何为本体”这一关键问题上,行动者和物/自然环境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世界关注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22]进而以人的认识方式和认识习惯来界定本体。谷伯和林肯认为,有四种范式主导着质性研究,即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和参与行动(participatory action)。[23]

  具体说来,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将人从外在限制因素中解脱出来,赋予了人解释世界、认识世界的能力,即认为人能通过对现象的观察来探知客观真理;建构主义和参与行为则相信,要理解和说明这个真实的世界只能以人的主观形式、在社会和历史的建构过程中完成。

  这四种范式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人的认识方式和认识习惯在理解和探究本体时的关键作用,并在此前提下将社会世界假想成静态的、边界分明的割裂群落,将稳定、不变化、局部与整体的同质性等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状态。

  与之相反,中国本体论思想极大地修正和提升了此种西方视域,将物/自然环境要素置于持续变动的格局中(即变化观),并纳入了人居于环境之中、人与环境相互影响和制约的视野(即整体观)。此种变化观和整体观使对本体的界定摆脱了西方式的静态、片面的假说,从而能够正视人在社会世界中的真实处境与应对策略。

  一方面,整个西方社会学思想体系一直依托于“静态乃常态”的思维传统,即稳定是最理想的状态、变化往往伴随着失范和无序。[24]相反,中国变化观将变化视为常态,孕育了“唯有变化才是永恒”和“变中求进”的思想精华,认为人们能够认识和驾驭千变万化的社会世界、并获得真理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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