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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谈中国民间宗教
  作者:黄晓峰 丁雄飞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5-06 | 点击数:1298
 

      您书里提到了淫祀的问题。您认为儒家、官方对淫祀的态度比较暧昧、模糊。虽然常常说它们不合法,但并不严厉禁止。正史里的那些循吏到了地方为官,往往会禁淫祀。当然这可能是一种惯例的写法。循吏们总要干一点移风易俗的事情,我的感觉是,禁淫祀是政治正确的主流话语。那么淫祀又是怎么能够存在、生长的呢?民间的这些活动是如何与主流话语共存的?

      李天纲:禁淫祀的号称循吏,其实都是些酷吏,是一些特别想建功立业的儒生,像海瑞、汤斌这样积极堕淫祠的官吏,史不多见。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不同,官方的规定除了税赋之外,很多条规可以调整,产生了很多地方性的变通方式,具有自主性。还有,每个皇帝的个人意志、秉性、信仰不同,知县、知府的儒、道、佛教倾向也有差异,传统社会能接纳一些多样性。现代宗教则是整齐划一的,国家的控制能力和思想力度都很强,而且是用法治体系来强力维护。民间信仰在中国文化中最顽强、扎根最深,很难改变。儒家自上而下的教化、州府县的行政命令,并不能改变人民的信仰方式。地方官员到地方上都是和乡贤们一起商量行事,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妥协。传统政治,在基层是一种妥协政治,信仰领域尤其如此。中国从京畿到行省,到州县,科举出生的儒家士大夫都会限制民间宗教,即反淫祀。其实中国宗教的“淫祀”不表现出狂热、冲动和极端的性质,更多的祭祀中的奢华。“踵事增华”,这个就叫淫,“淫者,多也”。祭祀应该,但太多不好,像现在潮州人祭祖用一千条猪,肯定是“淫”。一个善治的地方官员会和地方耆老协商,与乡镇力量妥协,宽容民间宗教,这是我们在明清方志里,在乡镇调查中看到的情况。

      “孔孟之道”还是“周孔之教”,这也取决于我们在哪个层级看中国人的宗教。讲儒学、儒家,我们到县一级,县以下便没有孔子庙了。但是儒教的祭祀生活,乡镇上却更加发达。在江南的乡镇生活中,巡回官吏和乡居士绅打成一片,乡绅有退休京官,也有当地秀才、举人,这些人在乡镇一级积极参与民间祭祀。我在《金泽》中写了一章“士大夫的宗教生活”,就是想说明这个现象。比如,黄道婆和地方棉纺织产业有关,在上海县是第二位的神祇,仅次于城隍。地方绅士、老百姓就是要信黄道婆,于是就列为上海县的官祀了。在乡镇一级的民间信仰体系中,官员和乡绅是有妥协的。这些县志里面没有记载,要装高大上,乡镇志里就有。像钱大昕,在翰林院里用书札抨击佛教,这是他必须持有儒教立场。但他回到嘉定,到青浦朱家角镇来探望王昶,两人同去家里隔壁的圆津禅寺里游玩,开心得不得了,和尚热情接待他们。朱家角圆津禅院、金泽颐浩寺里有很多进士、举人的题字,赵孟睢⒎朊舞宥剂粝铝四#杉鸾獭⒌澜獭⒚窦渥诮塘α恐浚蛭怯星N胰衔赫悦项、冯梦桢、王昶、钱大昕等人给庙里题词都是拿钱的,佛教、道教,还有那些民间信仰的老爷庙,有钱买字画,扩园林,树楼阁。儒家的孔子庙哪有什么香火?江南儒生科举,都是“不拜文庙拜武庙”,宁愿拜关公,孔庙是最穷的,现金短缺。儒生、士大夫其实不喜欢孔庙,玩得开心的是在佛教、道教的寺庙、道观里,与民同乐。在嘉定的儒、道、佛碑刻里,我们发现南翔镇云翔寺有“嘉定四先生”(程嘉燧、唐时升、李流芳、娄坚),诗文俱佳。“四先生”虽然都是举人,但文章却是全国公认的。这几个人都在庙里造像,入祀孔庙不够格,曾国藩这样有功名的人才可以在孔庙里面设立排位。入寺庙相对容易,而且是画像,不是立牌位。

      在乡镇基层的儒、道、佛教,总的倾向是合,不是分。佛教庙有关公,道教庙有观音,儒家祠祀的城隍、东岳,各种老爷神祇,都出现在佛道寺观中,连孔庙也请了文昌帝君。三教合,合在哪里?合在民间祭祀上,我称为“三教通体”,民间信仰是体,三教是流。

      佛教对这个民间祭祀是不是有所排拒?

[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

      李天纲:佛教是接受的,比如原来是享用儒教祠祀(血食)的关公,后来就成为佛教寺庙中的大护法。不止是关公,基层寺庙,包括明清上海的龙华寺,现时上海的下海庙,都保留有了好几个老爷。最新改造过的下海庙,和上海的“人间佛教”现代系统不一样。佛教革命以后的“人间佛教”在玉佛寺、静安寺,还有龙华寺比较典型,庙宇建制清理过了。下海庙原是个土庙,是从老爷庙改过来的,为了香火,仍然放了好多老爷。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所以中外学者一到江南、华南的乡镇基层,就发现儒、道、佛教并不需要严格区分,三者的交叉融通的案例比比皆是。其实,佛教在印度也是在婆罗门教等信仰中汲取资源的,并不是一个单纯“哲理”性宗教。佛教不吸纳中国基层信仰的话,那就只是印度佛教,而不是汉传佛教。我受荷兰汉学家许理和的启发,读他的《佛教征服中国》,也谈过好几次。他研究中国基督宗教的时候,也注重这个关系。他说,你们都有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只看到利玛窦在“四书五经”里面找上帝,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是儒家精英,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你们还应该寻找中国基督宗教的民间基础,看基督教怎么进入民间信仰,下层的基本信仰才是最重要的。许理和本人的基督宗教研究不突出,但他的提示很重要。我们研究“儒耶对话”,都还是在性理教义上讲,是“上层传教”,耶稣会擅长做这个。但是,除了“学术传教”之外,民间信仰是怎样的状况?这是研究中国文化时更加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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