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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书里提到了淫祀的问题。您认为儒家、官方对淫祀的态度比较暧昧、模糊。虽然常常说它们不合法，但并不严厉禁止。正史里的那些循吏到了地方为官，往往会禁淫祀。当然这可能是一种惯例的写法。循吏们总要干一点移风易俗的事情，我的感觉是，禁淫祀是政治正确的主流话语。那么淫祀又是怎么能够存在、生长的呢？民间的这些活动是如何与主流话语共存的？
李天纲：禁淫祀的号称循吏，其实都是些酷吏，是一些特别想建功立业的儒生，像海瑞、汤斌这样积极堕淫祠的官吏，史不多见。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不同，官方的规定除了税赋之外，很多条规可以调整，产生了很多地方性的变通方式，具有自主性。还有，每个皇帝的个人意志、秉性、信仰不同，知县、知府的儒、道、佛教倾向也有差异，传统社会能接纳一些多样性。现代宗教则是整齐划一的，国家的控制能力和思想力度都很强，而且是用法治体系来强力维护。民间信仰在中国文化中最顽强、扎根最深，很难改变。儒家自上而下的教化、州府县的行政命令，并不能改变人民的信仰方式。地方官员到地方上都是和乡贤们一起商量行事，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妥协。传统政治，在基层是一种妥协政治，信仰领域尤其如此。中国从京畿到行省，到州县，科举出生的儒家士大夫都会限制民间宗教，即反淫祀。其实中国宗教的“淫祀”不表现出狂热、冲动和极端的性质，更多的祭祀中的奢华。“踵事增华”，这个就叫淫，“淫者，多也”。祭祀应该，但太多不好，像现在潮州人祭祖用一千条猪，肯定是“淫”。一个善治的地方官员会和地方耆老协商，与乡镇力量妥协，宽容民间宗教，这是我们在明清方志里，在乡镇调查中看到的情况。
“孔孟之道”还是“周孔之教”，这也取决于我们在哪个层级看中国人的宗教。讲儒学、儒家，我们到县一级，县以下便没有孔子庙了。但是儒教的祭祀生活，乡镇上却更加发达。在江南的乡镇生活中，巡回官吏和乡居士绅打成一片，乡绅有退休京官，也有当地秀才、举人，这些人在乡镇一级积极参与民间祭祀。我在《金泽》中写了一章“士大夫的宗教生活”，就是想说明这个现象。比如，黄道婆和地方棉纺织产业有关，在上海县是第二位的神祇，仅次于城隍。地方绅士、老百姓就是要信黄道婆，于是就列为上海县的官祀了。在乡镇一级的民间信仰体系中，官员和乡绅是有妥协的。这些县志里面没有记载，要装高大上，乡镇志里就有。像钱大昕，在翰林院里用书札抨击佛教，这是他必须持有儒教立场。但他回到嘉定，到青浦朱家角镇来探望王昶，两人同去家里隔壁的圆津禅寺里游玩，开心得不得了，和尚热情接待他们。朱家角圆津禅院、金泽颐浩寺里有很多进士、举人的题字，赵孟睢⒎朊舞宥剂粝铝四＃杉鸾獭⒌澜獭⒚窦渥诮塘α恐浚蛭怯星Ｎ胰衔赫悦项、冯梦桢、王昶、钱大昕等人给庙里题词都是拿钱的，佛教、道教，还有那些民间信仰的老爷庙，有钱买字画，扩园林，树楼阁。儒家的孔子庙哪有什么香火？江南儒生科举，都是“不拜文庙拜武庙”，宁愿拜关公，孔庙是最穷的，现金短缺。儒生、士大夫其实不喜欢孔庙，玩得开心的是在佛教、道教的寺庙、道观里，与民同乐。在嘉定的儒、道、佛碑刻里，我们发现南翔镇云翔寺有“嘉定四先生”（程嘉燧、唐时升、李流芳、娄坚），诗文俱佳。“四先生”虽然都是举人，但文章却是全国公认的。这几个人都在庙里造像，入祀孔庙不够格，曾国藩这样有功名的人才可以在孔庙里面设立排位。入寺庙相对容易，而且是画像，不是立牌位。
在乡镇基层的儒、道、佛教，总的倾向是合，不是分。佛教庙有关公，道教庙有观音，儒家祠祀的城隍、东岳，各种老爷神祇，都出现在佛道寺观中，连孔庙也请了文昌帝君。三教合，合在哪里？合在民间祭祀上，我称为“三教通体”，民间信仰是体，三教是流。
佛教对这个民间祭祀是不是有所排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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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
李天纲：佛教是接受的，比如原来是享用儒教祠祀（血食）的关公，后来就成为佛教寺庙中的大护法。不止是关公，基层寺庙，包括明清上海的龙华寺，现时上海的下海庙，都保留有了好几个老爷。最新改造过的下海庙，和上海的“人间佛教”现代系统不一样。佛教革命以后的“人间佛教”在玉佛寺、静安寺，还有龙华寺比较典型，庙宇建制清理过了。下海庙原是个土庙，是从老爷庙改过来的，为了香火，仍然放了好多老爷。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所以中外学者一到江南、华南的乡镇基层，就发现儒、道、佛教并不需要严格区分，三者的交叉融通的案例比比皆是。其实，佛教在印度也是在婆罗门教等信仰中汲取资源的，并不是一个单纯“哲理”性宗教。佛教不吸纳中国基层信仰的话，那就只是印度佛教，而不是汉传佛教。我受荷兰汉学家许理和的启发，读他的《佛教征服中国》，也谈过好几次。他研究中国基督宗教的时候，也注重这个关系。他说，你们都有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只看到利玛窦在“四书五经”里面找上帝，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是儒家精英，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你们还应该寻找中国基督宗教的民间基础，看基督教怎么进入民间信仰，下层的基本信仰才是最重要的。许理和本人的基督宗教研究不突出，但他的提示很重要。我们研究“儒耶对话”，都还是在性理教义上讲，是“上层传教”，耶稣会擅长做这个。但是，除了“学术传教”之外，民间信仰是怎样的状况？这是研究中国文化时更加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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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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