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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丽]满族说部复仇主题的文化阐释
—— 满族说部叙事类型透视之一
  作者:隋丽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3-08 | 点击数:1383
 

由私到公:新价值观的形成与民族精神的提升

  在满族说部不同的民间叙事文本中,复仇主题既有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础,也有不同时空下的差异呈现。满族说部中的复仇主题,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经历了从蛮野到文明、从狭隘到宽容、从一己之私到民族大义的历史演进。复仇主题的历史进化也凸显了满族民众价值观念中的集体无意识。

  私仇观念是原始文化的遗留物,在文明的进化过程中,必将发生转变,以符合人类进步的需求。在这些说部中,最能够体现满族复仇主题的进化特征,体现从狭隘的一己之私走向公共的族群利益,从“私仇”走向“公仇”的是《红罗女三打契丹》。在《红罗女三打契丹》中,复仇方式和复仇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原始的复仇处处打上了“文明”的烙印。战争与兼并使满族先民生活范围逐渐扩大,在扩张的过程中加速了与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使满族先民也逐渐走出了蒙昧与野蛮,显现出文化的进化趋向,展示出了新的民族精神风貌。

  红罗女与乌巴图受到大英士的陷害,流落到东海边胡苏里部落,在这里他们向部民们传授生产知识,帮助改进技术,同时还帮助他们化解了和临近部落萨哈林部之间的仇恨。红罗女对前来抢劫的萨哈林人不但没有严惩,反而说服部落首领宽恕他们。“要是伤害了他们的人,结下了仇,以后谁也不会过安宁的日子。”[21]“我们都是靺鞨人,何必互相残杀,伤了和气。我知道你们遭了灾害,生活艰难,如果需要帮助,我们可以送你们一些东西,何必动武!”[22]

  在红罗女的感召下,胡苏里部头领也慢慢转变了态度,她对萨哈林部首领萨哈说:“好兄弟,我们都是靺鞨人,又都是好邻居,互相之间应该友好相处,不能种下仇恨的种子,各部落都有规矩,要互相尊敬,再不能放纵手下胡来。”[23]

  在《红罗女三打契丹》中复仇的原始性、残酷性已经逐渐弱化,文化融合的特征凸显。在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不同文化模式加剧碰撞与激变,也孕育和发展了新的族群价值观念。细读文本中复仇动机和复仇形态的转变,可以看出新的族群价值观是怎样确立并产生影响的。

  在《红罗女三打契丹》中,复仇的动机逐渐由“私仇”向“公仇”演进,复仇由一己的杀父之仇、杀夫之仇的动机,逐渐与族群的公共利益相联系。比如解决渤海与契丹的领土纷争、惩处叛国的奸佞、维护渤海政权的正统统治等成了红罗女复仇的最主要的动机。从个人的私仇出发,在集体的公共利益诉求中,复仇的合法性获得了新的命名。

  此外,一己的私仇还与维护正统的伦理道德观联系在了一起。契丹国的大将耶律黑,是红罗女的杀父仇人,同时也是背叛师门、投靠异族的民族败类。惩处耶律黑不仅仅是红罗女的一己复仇行为,也是清算师门叛逆、族群敌人的道德行为。故事中是这样描述的:“这个一生追求富贵荣华,不惜背师叛祖,为害民众的民族败类,气绝身亡。红罗女用阿玛留下的宝弓和三支箭,报了国恨家仇。”[24]渤海王侄子大英士,不仅是红罗女的杀夫仇人,同时长期以来觐觎王位,多次欲谋杀大钦茂,勾结契丹、杀害忠良,是渤海政权正统统治的极大威胁,红罗女杀死大英士时哭喊道:“乌巴图啊乌巴图,我的夫君,为妻今天替你报仇了。”接着又面向忽尔汗海说道“忽尔汗海啊忽尔汗海,今天我除掉玷污你的奸人了。”[25]红罗女手刃大英士的复仇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报一己私仇的狭隘,附加了正邪忠奸的道德评价,在此,复仇已经变成了维护封建正统秩序,正统的价值观的需要。

  复仇主题的变化,必然要与特定的历史语境相联系,它的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文化融合的产物。《红罗女三打契丹》充分体现了满族开放与包容的文化模式特征。开篇渤海王大钦茂宴请群臣,商讨渤海国的建业良策,刚归国的遣唐使指出渤海国欲强国,必须学习先进的文化,“今签约制度,通商聘使,酬答应对,国是日繁,如上不明天文地理,下不知纲纪人伦,何以同诸强并列周旋?故需多读诗书以知礼义。”[26]

  作为贵族的子弟,红罗女从小就“跟着大人识文断字,习礼学艺”[27],在长白圣母的培养下,不仅武艺高强,而且修得了“路遇不平,惩恶扬善”的德行[28]。红罗女对两位民女的赞叹也体现了对儒家礼义思想的认同,“庶民百姓这样重品德、惜荣誉,可真了不起……她们这么小的年纪,皆知仁义,实在令人敬佩。”[29]红罗女对待复仇的态度也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原始的复仇观念中,已经融入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世观,恪守妇德的贞洁观以及认同的封建正统秩序纲常观。

  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是满族先民们能够迅速脱离原始落后的生计方式,走向农耕文化,进入封建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进而也影响和锻造着满族的民族性格,构成了满族特殊的文化模式。

  复仇主题在满族说部文本中是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既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文化的遗存,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文明进化的特征,但无论是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的“窝车库乌勒本”,还是带有明显封建文化特征的“包衣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给孙乌春乌勒本”,复仇主题都或显或隐地存在与文本之中,归根结底,这是满族特殊的多元文化模式的表现。这是一种“新生民族的文化特征。它是一种不同类型文化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其中不乏很浓重的原始文化样态,同时又展示了向文明转向的强烈态势。其既有人类文明发展初期的、近乎自然的狩猎、渔猎与采集文化类型,同时也有更进一步的农耕文化。”[30]因此,在满族说部复仇主题中,我们既能看到原始文化样态的残存,也能看到在农耕文化影响下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转型趋势,还能看到一个处于文明进程中的民族所拥有的坚韧、自强、开放、包容,励精图治的民族精神。 

(原文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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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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