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上述个案中何钧佑、王树铮、刘则亭这三位传承人，都具有将口头故事转换为书面文字的动力与条件。当然，他们记述整理后的这些故事，在性质上已与故事的“口头形态”拉开了距离，他们对故事的传承，也与传统的传承方式有很大不同，口头讲述辅以文本记述，是这类故事家进行故事传承的主要方式。可以说，在本文举述的辽宁民间文学类项目中，既有像谭振山、庆凯、杨久清等讲述短篇民间故事，受教育程度不高甚至根本不识字，长期身处社会基层的故事家；也有何钧佑、王树铮、刘则亭等凸显着“知识型”与“精英型”文化特征以及带有城市生活背景的传承人。

 

　　现在的问题是：在主张民间文化传承人应当完全来自民间的学者眼中，何钧佑、王树铮、刘则亭这类传承人似乎都有一些与“民间”的“不搭调”之处，他们要么有城市生活背景，要么有现代教育背景，要么是国家公职人员或者教师，持有非民间的社会身份，甚或一些人的家庭背景也欠缺与民间文化环境的关联，如此等等。如果将他们与金德顺、李马氏、李成明、佟凤乙、谭振山等传统学术范式中“理想的”传承人比较，横看竖看终归都不够“正宗”。

 

　　然而，学者们尽可以对“理想的”与“标准的”民间文学传承人保持着一厢情愿的学术想象，也可以按图索骥地寻找自己认同的研究对象，这似乎也不是太大的难事。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田野事实是：在古往今来的民间文学传承活动中，确有如同何钧佑、王树铮、刘则亭等带有“知识型”与“精英型”文化特质的传承人活跃的身影。这些人可能身处“文人”或“社会精英”阶层，但他们在精神上却从未脱离过“民间”，尤其对民间文学有着长久的深深眷恋。他们喜爱讲故事，也乐于动手记述和整理故事，想方设法去传播故事。他们口头讲述的故事也好，以文本传承的故事也罢，虽然经过一定的“加工”和“润色”，但“叙事”的根基与主干却始终紧紧依附着民间文化传统。故而，无论怎样考量，他们口中、笔下的故事仍然与作家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若将他们的故事归为“文学写作”，不但他们本人不认同，“作家文学”的阵营似乎也不能认同。以这类传承人的特质来看，“书写”并不能涵盖他们与传统的“民间文学传承人”的全部差异，如果参照美国史诗研究专家约翰·迈尔斯·弗里和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等学者对口头诗歌文本类型的界定，从创编、演述、接受三个方面考量，将其定位为“文化精英型”传承人似更为贴切一些。

 

　　笔者认为，目前若抱持原有的“传承人”概念，已无法应对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田野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应该适时地拓展原有的“民间文学传承人”概念，将“文化精英型”传承人“名正言顺化”，同时也应加强对这类传承人的关注与研究。当然，“传承人”概念的拓展还关涉到民俗学科当下对“民”的观念的重新界定问题，因这一话题牵扯的问题更多，这里恕不深及。

 

　　总之，概念的拓展是学者们的事，与古往今来传统的“积极携带者”并无多大关联，在“自在”的日常生活中，不同阶层的人们仍然在用各自喜欢并认为有效的方式“传讲”着古老的故事。这一点很像仓央嘉措诗句所描述的：“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三、为何叙事：关于“语境”的田野立论与概念拓展

 

　　人们为什么要讲故事？民间叙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道德训诫？理想诉求？情绪宣泄？表达对社会与人生的看法？抑或其他种种，以往学术界归纳出来的民间文学四大特征、五大功能都未必能够完整而又准确地涵盖这些问题。“就具体的民俗事象来看，时间、空间、传承人、受众、表演情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不同因素共同构成了民俗传承的语境”，可见，仅就民间故事的“语境”而言，在民间文学研究者眼中便十分复杂。

 

　　2008年，辽宁大学民俗学专业师生在辽东地区进行满族民间故事调查采录期间，一位50多岁的乡民曾对采录组这样描述过去时代辽东山乡讲故事的情景：

 

　　“俺们小时候就爱听故事，大下晚的，一整整一屋子人，那我八爷才能讲呢，那嘴都冒沫子地讲呀。俺们这帮小孩就来地下听，那都听到几点也不困，都不回家。再么，蚕茧摘回家了，晚上弄一屋子人扒茧，这我爷就开讲上了，那越听越精神，扒茧到多晚也不困。”（辽东满族民间故事项目本溪县调查组，2008）

 

　　在这一场景中，讲故事的人恣意忘情，听故事的人如痴如醉。在传统的故事演述场域中，如此景观随处可见。那么，这些讲述者的叙事动力是什么呢？若进入具体的“语境”，不难发现，对于讲述者来说，讲述的故事文本固然重要，“讲述”本身作为一种展现更为重要，讲述过程传达的并非只是文本的内容与意义，这一过程还附加着许多与文本相关的特殊意义，叙事的动力并非如一些学者所想象的那般崇高与宏大，与“自觉的文化传承”也几乎没有关联。

 

　　谭振山曾不止一次地述说对讲故事盛行的传统岁月的怀念，细数讲故事带给他的无数快乐。用他的话说，讲故事是有效益的，这效益就是能“维下人”（维系人际关系），能“交人”（结交朋友），“能让寡淡的日子混合”（红火）。对谭振山20多年的田野追踪研究也发现，作为故事家，谭振山从不盲目地讲故事，不仅选择故事篇目时带有一定的自觉性，在讲述时也喜欢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经验对故事文本进行某种能动性建构或处理，鲜明地体现出文化持有者的自觉选择。诸如：谭振山喜欢根据个人的好恶强调或淡化故事的某一主题，对某些细节进行取舍与调整，将陌生的故事空间处理为他本人和听众熟悉并认同的空间，将故事中的人物转换成听众熟悉的当地人等等。当然，他对故事的这种重构是一般听众及来去匆匆的调查者无法察觉的，惟有对其讲述活动进行长期跟踪，尤其将他对同一个故事因讲述语境不同而做的不同处理进行比较，才可发现其端倪。仅举一例，20年前的谭振山喜欢讲述《当良心》、《洞房认义女》等故事，这类故事表现的多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而晚年的谭振山则喜欢讲述《面条为什么这么稀》、《老秋莲》等故事，这类故事反映的是老年人与子女的关系，表现的是养老问题。可以说，谭振山讲述的故事都是带有其个人文化观念的投射，是具有独特文化印记的精神产品。可见，研究者在田野中遭遇的都不是冠以“普通价值”的故事，只能是体现故事家知识及观念意识的个性化与地方化的叙事体。对于每一个叙事个体而言，因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关注的问题不同，对“挂在嘴边”的故事在选择上也必然受到心理趋向的驱使，这种下意识的关注，实际上才是讲述者内心深处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叙事动力”之所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与我国多数地区一样，辽宁各地处于“自在状态”的民间叙事活动已微乎其微，“那嘴都冒沫子地讲呀”，“越听越精神，多晚也不困”的讲故事场景已难寻觅。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因全国性“民间文学集成”普查而崭露头角，继而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故事家们，也仿佛“集体失声”，一时间人散歌歇。直至近年来我国实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年加大保护的力度，一些民间故事讲述者才又回归公众视野。只是，“非遗”视域下的故事讲述语境，已经充斥着种种尴尬与无奈。“回归”公众视野且有较高关注度的谭振山，就曾多次倾诉他的遭遇与困惑：

 

　　“电视偷走了我的快乐，现在谁还听故事啊，都看电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