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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综上所述，在封建的华夷秩序下和大汉族主义文化氛围中，畲族历史上经济的弱势、政治的异类、文化的边缘这三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虽然这些具体的历史特征在新体制下已成为历史，但是由历史传统模塑的民族心里和文化惯习仍传承于当代社会，梳理畲族历史文化线条，有助于畲族传统文化的扬弃和文化与经济的互动。
文化透镜下的畲族历史有必要辨证地看待：既应该正视畲族历史上长期的边缘化处境以及由各种主客观因素催化出的族群封闭心里，它不利于人力资源的积聚和新观念、新技术的借鉴，尤其是长期囿于亲缘、血缘的强关系社会网络中，导致畲民社会资本的匮乏和经济转型助力的单薄。然而也应看到：畲族历经千年民族大迁徙却能在极为艰难险恶的条件下生生不息，这表明其深层文化结构中蕴涵着极强的民族内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这是转型期尤为值得挖掘和弘扬的民族潜质。
不能忽略畲族由于历史上长期的边缘化遭遇和以山为基、以农为本的人文生态，因而其浓郁的农本意识里渗透着对商品经济的隔膜与疏离;豁达、洒脱的民族气质中同时也蕴含着与现代性相抵牾的乐天知命的散淡乏为。但是，若通过畲族主体的文化自觉再辅之各种社会力量的介入，就势必能逐渐消弭其历史惯习中的文化惰性，发扬并光大其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挖掘出丰厚的山地农耕文化积淀，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例如粤东、闽东、浙南部分畲区对传统茶文化技术的复兴与光大或民俗文化的再生产，在经济转型中已初显端倪，湘、赣、黔等畲区亦可寻找自己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
注释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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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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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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